在开始创作这部关于当今全球经济新发展的书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挫折感。我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在短暂的瞬间运作良好，而在接下来的片刻之间世界就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计算机信息革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世界经济转变成一台真正的全球财富机器，全球的股票市场也得以飞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紧接着股票市场却急转直下。然后就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家庭的抵押借款很快就超出了整个家庭财产的价值。他们发现，他们家庭的所有积蓄——即使他们的现金也被套进了原本以为非常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灰飞烟灭”。 为了全面了解这个新的全球体系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关于全球化的经典书籍——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弗里德曼对全球化令人信服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系统。整本书就好像在实施一种“催眠术”——把读者从班加罗尔的印度硅谷带到了中国东北部。弗里德曼的书描述了数字技术如何缩短了国家之前的距离，以及给全球供应链系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技术的变化也促使全球各个国家的商业人士在商业交往中能够在世界的商业平台上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相对优势。作为《纽约时报》享有盛誉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警告认为，美国的经济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新环境，否则就会出现经济萎缩。实际上，这部书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向世界各个国家的众多读者介绍了这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界。 在重新阅读完《世界是平的》一书后，有一天，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白宫对面的海-亚当斯(Hay-Adams Hotel)酒店与一位老朋友——他的名字叫约翰•戴斯普里斯(John Despres)，他曾经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长期的对外政策咨询人员——共进午餐。“约翰，”在我们落座之后我说，“我正在以极其失望的心情探讨全球化问题。坦率地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世界不是平的。在金融世界中，没有任何发展趋向是直线式的。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是持续不断而且无法预料到的断层——各种不确定的迂回曲折常常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市场参与者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金融世界中，约翰，没有任何发展趋向是呈直线式的。” 德普里斯——这位60岁的智者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托着下巴，视线从远处的拉斐亚特公园(Lafayette Park)一直转移到白宫前面的廊柱上。“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停顿了几秒钟开始慢吞吞地说道，“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弯曲的。” “是的”，我回应道，“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我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就好像我们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一步都会危险重重。我们看不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总是让我们感到吃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危险地方的原因。” 就现实背景来说，金融市场一直被一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信息困扰着——缺少透明度。到处都是投资者和交易者不知道或无法知道的事情。但在新的全球经济体制下，这种“疯狂的”全球流动市场不仅增加了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得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 金融市场中出现了很多对投资前景相当乐观的新参与者。好像突然之间，大量的资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工业化经济体中的银行家、商业人士和政府正在与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人士、初创企业和传统的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以吸引这些资金。随着新型证券化债务、夹层投资(Mezzanine Investing，夹层投资之所以称为“夹层”，因为它是一个杂交性的东西，兼有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双重性质。它是一种次级债，也是一种股权。——译者注)以及其他一些疯狂而复杂的金融投资工具的出现，要想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清晰地明了投资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需要一些新的投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但确切地说，这些新的投资信息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能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呢? 金融市场总是在一种信息和分析数据不对等的情况下运作。你所认为或知道的是这种情况，而我所认为或知道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交易者必须更多地要依靠他们的勇气和本能做出决断。市场的“舞台”越大，风险就会越高，而整个市场体系——由于它的规模和复杂性—— 也会变得非常脆弱。这就好像一座纸牌建造的房子，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房子的坍塌。当然，这一切未必会发生，但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应对。他们需要开始认真处理那些以前他们毫不在意的事情。 思考一下，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吗——要知道即使中国的当政者也不一定了解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知道日本家庭主妇——听起来很奇怪，但她们对世界储蓄资金的流动方向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吗?对于我们最大的、最值得信任的金融机构或者说这些机构或公司所采用的复杂金融工具的会计分类账目的精确性的了解，我们又有多少呢?我们知道今天受“非民主国家”政府控制的大量储蓄对全球的长期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有，全球财富的不均衡占有所蕴含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是什么呢? 另外，市场明显缺乏什么才是最关键问题的导向信息——不论全球化趋向本身是否允许其持续下去。受人们对自由流动的资金和产品暴涨渴求的影响，全球化的市场正在逐渐升温。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超过66%的美国民众——甚至是共和党人，都认为自由贸易正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由次贷危机带来的2007年和2008年信用大危机所导致的混乱与动荡也没有化解这场矛盾。反全球化运动的最新战斗口号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可能最麻烦的是，”当午餐结束的时候我说道，“大多数的人们缺乏一种历史性的判断视角。他们认为，繁荣时期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中间年龄段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没有那种20世纪7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石油短缺时期——这些都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之前——的印象。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当前这个令人吃惊的股票市场和充足就业机会背景下的高产能经济世界。很多全球化的支持者都被卷进了一个自我满足的‘漩涡’之中。因此，我们前面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脆弱的并且更容易受到政策左右的经济世界。” “最重要的是，”我对德普里斯强调道，“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认识到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没有认识到由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繁荣局面会因为良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这些政策和行为由立法贯彻实施或者通过对经济的安全调控而得以实施——所带来的出其不意的结果而‘悄悄流失’。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处于一种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既会对我们国家的福祉有积极影响又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的状况之中。” 最后我总结认为，弗里德曼的书只是精彩地展示了全球化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但这里还有全球化的第二部分——全球化命题的金融一面。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次级债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即使位于北极圈的挪威的一个小村庄也会面临将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它的财务经理对花旗集团(Citigroup)的一种叫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是贷款抵押债券、债券抵押债券和房产抵押贷款债券的一般名称。通过发行和销售债务抵押债券，让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译者注)的投资产品进行了大量投资。当位于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债务抵押债券就会变得不值钱了，那么这个挪威的小村庄也就不得不关闭幼儿园和老年健康服务中心。 最后我们又把谈话转到了历史方面，我们一致认为关于世界当前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困境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实际上，今天的世界经济与1870年-1914年的所出现的综合市场和繁荣局面——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称其为“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被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所笼罩，但整个经济社会还是出现了繁盛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们所问的问题和他们在1914年所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要想保持全球这种新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危险性的政策制定能够使社会的财富创造发生逆转吗?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保护主义的盛行?无法预料的金融危机爆发——在世界还没有为此准备好而只有通过贸易战争、严格的资本控制和其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今天的工业化世界希望中国能够更好地管理好他们的资金流通，但对于中国的具体发展政策的制定或者对于中国领导层的执政能力来讲，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全世界都不赞赏美国的预算政策和当前的财政赤字，但是没有人能够构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妥善之道。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一条解决之道。世界大部分的超额储蓄资金集中在以中国为首的一些非民主政体的国家和一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产油国的手里，这对于未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在同时关注着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 在他的书中，弗里德曼对金融政策的建议是，政府削减税收、提高教师薪水、形成一种有利于能够高效创造价值的创新者——工程师 ——成长的培养体制。然而，维持资金的自由流动以保证全球化“血液”的动能不断也需要“高、精、尖”的全球金融“脑科医生”。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缺少一种金融规则，或者说更多地是缺少一种能够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重新恢复金融秩序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定或规则。相反的是，我们必须摸索前行、小心应对，就好像是我们在一只手被束缚在背后而另一只手戴着一只很不合适的拳击手套的情况下正在为病人实施一个精细的脑科手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硕大无比”，而有时候又危机重重，而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不能完全高效地让它保持一种稳定状态。 20世纪早期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时全世界面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残酷现实。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资本和贸易流动就发生了崩溃，这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今天全球最著名的货币政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1976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94 1997年，曾任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研究部执行副主席兼主任，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经济学家。——译者注)非常悲观地认为，“金融市场的另一波恶化局面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是《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和首席经济评论员。——译者注)写道，“20世纪前期发生的大崩溃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面临容纳全球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中崛起力量的压力。”他认为，今天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压力——“一种相互的敌视状态最终会破坏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 当然，世界不可能发生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体系的极大转折。工业世界的金融市场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因素。金融大转折的发生很少源于一项严格实施的计划性政策的打击。相反的是，就像千刀万割致人于死地一样，它们往往源于一系列小的、看起来是良性但却能引起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和人们恐惧心理的金融政策。这就是在金融危机初期时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所承载的爆发金融灾难——这是一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和“病痛”的恶性循环—— 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大。 我对这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复杂局面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因为我多年来一直站在全球经济体系的最前沿，而且还在这种经济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在我过去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目睹了创造这种金融全球化力量的展现，我与全球金融领域的一些关键性人物经常进行不定期的交流、讨论。我感到非常有必要与那些无法有此经历的读者朋友分享我的知识与经验。 多年以来，我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领导层高级成员的首席顾问，后来又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问题高级咨询人员。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通过我的公司——约翰逊斯密克国际经济咨询公司(Johnson Smick International，该公司以前叫作斯密克迈德雷联合公司)，我一直与世界上一些最成功的资本管理者一起共事，他们包括乔治•索罗斯、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t，与乔治•索罗斯齐名的对冲基金大鳄。——译者注)、路易斯培根(Louis Bacon，美国亿万富豪，传奇投资大师。——译者注)、斯坦•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投资大师，号称乔治•索罗斯的“右膀”。——译者注)和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他管理的全球第二大避险基金———老虎管理基金的规模，仅次于国际知名金融炒家索罗斯所创办的量子基金。——译者注)。我们所提供的服务类似于特别记者所提供的服务——就像付费无线电视和免费的电视广播网的区别一样。 此外，我还创建了《国际经济》杂志——这是一份适合于全球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金融机构阅读的杂志，并且一直做该杂志的编辑。我还构想并组织了就美元和贸易问题而召开的美国国会高层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全世界有很多财政部长、中央银行银行家和美国国会领导阶层参加了此会议。 在20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与全球金融领域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和最直接的市场交易者进行接触。他们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应付同样的问题：如何在这一“麻烦不断”的新体系中生存下来，并且获得良好发展。 在2007年1月，也就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半年多之前，有一天晚上在华盛顿举行的晚宴上，我与在座的客人谈论到，“像今天这种全球的金融体系，即使是普通人在了解了之后也会感到非常震惊。它看起来 ‘很健康、很有活力’，但却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而且这种体系很容易引起心理上的从众效应(Herd Effect，从众效应是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做出判断、形成印象的心理变化过程。——译者注)，这将会对我们这个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在宴会结束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妻子维吉提醒我说，“你应该写一部这方面的书。既然中央银行家和华尔街金融人士都知道这幕后的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知道呢?为什么你不把那些金融大鳄们所了解的金融市场以及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影响告诉所有人呢?” 她的一席话使我认识到了创作这一部书的必要性，可以说，是她为我提供了以这个题目为创作要点的动能和信心。 [美]戴维•斯密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