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正在经历……一个探索的黄金时代。这样说并非夸张，实证经济学家正对经济和社会中大量理论具体应用的考察，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新尝试和新探索确实多于其他时期和其他学科。 --黛安·科伊尔，《高尚的科学》（The Soulful Science）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一位经济学家，这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起，诺贝尔奖委员会曾颁发过数十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只有这一次，是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一位经济学家。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有超越前人的勇气和魄力。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经济学部的前任部长，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其开设的私人商业银行（格莱珉银行）帮助孟加拉国的200万人民摆脱了贫穷，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借助商业和小额信贷摆脱极度的贫困，从而促进和平，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尝试。诺贝尔奖委员会认同了商业与和平之间的这种联系。（请参见第21章中关于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卓越事迹，以及他为减少这个世界上的极度贫困所做出的努力。） 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他对经济的乐观判断《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时，正值1930年--大萧条开始之初。凯恩斯倡导，经济学家们应该从他们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成为更有价值、更合格的经济学人，“就像那些牙科医生一样”。有些经济学家在其倡导下确实成为了有价值的实践者，但是，就算是凯恩斯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这些经济学领域里的年轻开拓者能走多远，他们的影响能有多大。他不知道，在他去世之后，经济学家会引导投资者通过多元化投资来降低风险，从而实现回报率最大化；他们还帮助政府通过改变拍卖债务的方式，节约了数百万的开支；他们建议那些宗教的狂热信徒通过大力宣传自己的信仰，以这种自由竞争的方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减少不必要的宗教冲突；经济学家们还建议立法者设立隐蔽武器许可证从而减少犯罪；通过拍卖污染排放许可来净化环境；他们甚至声称，只需运用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破解悬疑小说中的那些悬念！ 从一门沉闷的科学开始…… 欢迎来到经济帝国的新世界。20世纪，经济学曾一度被嘲笑为“沉闷的科学”，这一说法是引用了英国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9世纪50年代的语汇--卡莱尔本人曾经猛烈抨击那些预言贫穷、危机以及刚性工资规律的古典经济学家。即便是到了一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当全球经济正遭受持续恶化的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的双重危机时，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因为对利率、通货膨胀和下一轮经济萧条的预测而受到指责。1974年，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接受授予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表达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无奈，他自嘲说：“目前我们能引以为豪之处实在不多：作为行家，我们却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经历了一段孤芳自赏、自证其罪的时期。举个例子，在1991年到1992年经济萧条期间，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洛(Robert J Barro)关于经济曾有过如此言论：“为什么经济不如预测的那样景气？下一年，经济该何去何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刺激经济增长？总而言之，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或者‘没办法’。”同样，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前任主席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也曾说过：“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匮乏……我不知道是要继续加大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还是要降低国民收入，我不知道是M2还是M1控制着消费水平，我不知道，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10个百分点会增加多少税收……我不知道，挑选哪只股票才能赚钱。”一年以后，普林斯顿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赢得了梦想已久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该奖项两年评选一次，仅授予40岁以下的最聪明的经济学家），领奖时他说，经济学家“不知道如何让一个贫穷的国家变得富裕，也不知道如何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建言献策，让经济快速复苏并实现增长……没有人真正了解为什么在1973年之前，美国的经济可以实现平均每年3%的生产力增长幅度，而在那之后几年却只有1%的增长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奇迹般地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英国却慢慢下滑到经济第三梯队的行列”。而说出这番话的人曾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同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 ……发展为一个新的科学帝国 值得庆幸的是，弥漫在这个行业内的弄巧成拙之风在过去的十年内被纠正过来了。随着21世纪的到来，经济学家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勤勉。经济学不再是一门沉闷、悲观的科学，它开始重塑自己，向全新的领域进军，而且速度之快，让我们不得不用另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新生的黄金探索时代。像一支强大的侵略军一样，亚当·斯密 (Adam Smith)创立的这一学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占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法律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环境学、宗教学，甚至连体育学也未能摆脱经济学的影子。因此，21世纪的经济学更贴切的称号大概应该是--“科学帝国”。 是谁造就了这种趋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是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一位在科罗拉多大学工作多年的教授，他逝世于1993年，被称为“交叉学科之父”。博尔丁曾就20多个折衷主义的学科发表过1 000多篇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从资本理论到贵格派教义等诸多领域。但是，博尔丁关于学科间相互依赖的观点与现实的状况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并不是各个学科相互渗透，而是经济学独树一帜，开始占领其他专业领域。依我之见，这份创建了经济新帝国的殊荣应该归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所有。加里·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在社会学、商业领域以及经济学界都占有一席之地。贝克尔获得过1992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第一批进入向来话题颇多的社会学领域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涉及种族歧视、犯罪学、家庭组织以及药物成瘾等，他在本书中被反复提到了好多次。 希望这篇绪论使你对以下内容有简单了解，即经济学家的工作可以解决现实世界中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帮助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让人高兴的是，你今天看到的经济学家所做的贡献都是没有党派之分的。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不是来自两个代表不同政党的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就是新古典主义者、芝加哥学派市场经济学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的智慧结晶。有关于现在的这种无党派之分的现象，我不得不提到杰里米·西格尔，他是本书里重点提到的一位金融经济学家。西格尔在他的畅销书《股市长期投资》（Stocks for the Long Run）的献辞页上注明该书是献给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这两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政治领域中两个极端的经济学家。西格尔的这种做法一开今天这种无党派局面的先河，标志着经济学家之间良性合作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用一些笔墨为你介绍一下经济学家们赖以使用的几个基本工具，他们借助这些工具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这些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经济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比如，为什么同样一顿饭，餐馆却要在晚饭时收取比午饭时更高的价钱？但这并不是我编写本书的初衷。许多书籍，例如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已经提供了对这类经济生活中常见的或不常见的现象的解释，所以，《当生活遇见经济学》这本书自有其独特之处，它主要是用来阐述经济学家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包括个体的方法和一个国家整体的方法--交通运输、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犯罪控制、医疗保健、养老金计划、恐怖主义，甚至还包括如何获得幸福感等。在这些现实问题中，经济学家们已不再是仅仅躲在象牙塔里撰写那些抽象的论文和著述了，而是通过开办公司、为企业提供顾问服务，或者在政府任职等方式将他们的经济理论应用到现实经济生活中。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热心于探索切实可用的方法。根据我的猜测，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对应用经济学满怀热忱，大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尤其是一流大学里的研究所和博士生院的教员，他们更情愿将大部分精力都集中于研究特别抽象的数学模型，他们才不理会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什么呢！这些热衷于抽象思维的经济学家被称为是“李嘉图缺陷派”（Ricardian Vice）。这个称谓源于19世纪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曾经建造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既不切实际又过于简单，而且还没有经过任何可行性测试。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将经济学引入了歧途，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 Say）称李嘉图和其他那些抽象思维人士为“懒惰的梦想家，他们的理论只能是文学中的珍品，（而且）在实践中完全不适用”。在经过对六所常春藤盟校所立研究项目的调查后，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和戴维·柯兰德尔（David Colander）总结出“经济研究正在慢慢脱离现实世界”。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就像你即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一样，这种理论和现实的脱节正在逐步得到改善，一些商业经济部门开始建立问题解决研究中心，比如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就新开设了应用经济学班。经济学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实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