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莱热获得了通常六天的休假，从前线回来，他把他坐在战壕里创作的绘画拿给我看。我不是艺术评论家，而且我现在写的也不是一本论艺术的书；我只是想在回顾以往时展望未来。现在我要援引我在1916年对莱热创作的战争画写下的一段话；这不是一个绘画史家的评价，而是一个同时代人的见证：“莱热从前线带来了许多绘画。他休息时在窑洞里，有时还在战壕里作画。有些画沾上了雨水，有些被撕破了；几乎所有的画都是用粗糙的包装纸画的。这是一些奇特的、神秘的画。是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画，但是在我看来，我看到的正是这个，也只是这个。莱热是立体派画家，他的作品有时候是图解式的，有时候又因砸碎我们所看见的一切而令人生畏，但是摆在我面前的却正是战争的真面目。在他的画里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甚至也没有德国人或法国人——有的只是人。也许连人也没有，人是从属于机器的。头戴钢盔的士兵；马的臀部；行军炉灶的烟囱；大炮的轮子；所有这一切都是机器上的零件。没有色彩：无论是大炮还是士兵的脸，在战争中都失去了色彩。笔直的线条、平面、酷似图纸的绘画，没有任意的、引人注目的错误。幻想在战争中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这是一座装备完善的旨在消灭人类的工厂。这些纸片是各种创作计划的片断，它们出自好心肠的诺曼底人费尔南·莱热之手……”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洛东达”里，莱热想谈谈天，但在战时咖啡馆十点钟就要打烊。我们买了一些葡萄酒就到费尔南的工作室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和蔼、爱笑的然娜，兴致勃勃地唠叨不休；她拿来了酒杯、罐头。莱热突然忧郁起来：他回忆起用一把被血污损了的刺刀开罐头时的情形来了。喝了红葡萄酒，他才活跃起来，打开了话匣子：“我在那里遇到了真正的人。在战前，我认识的是些什么人呢?阿波利奈尔、阿尔希片科、桑德拉、毕加索、莫迪、马克斯、你。而我在那里却看见了许多普通人。他们就连说话都是另一个样子。你要知道，当我告诉他们我是画家的时候，他们断定我是彩画匠。这是值得骄傲的，这不是在‘洛东达’里!……” 莱热后来常说，战争在他的一生中是一桩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它帮助他找到了自己；他甚至还说，他是在战争开始以后才独立工作的。 我在战争开始前早已和莱热相识；当时他还住在“利亚·刘什”，同沙加尔和阿尔希片科为邻。当时正是立体主义的黄金时代，它的影响之大，甚至使沙加尔在一个短时期内也曾举棋不定；沙加尔出生于白俄罗斯的一个小地方，他曾从那些为理发馆或水果铺画招牌的彩画匠那里学到不少手艺。 莱热当时同雕刻家阿尔希片科很要好，阿尔希片科也成了一个立体派。格雷兹和麦尚杰阐释立体主义的哲学意义和美学意义，谈论塞尚的深度，谈论使形式解体的必要。我问阿尔希片科，为什么他画的女人的脸都是四四方方的，他笑着回答说：“嗯……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在他的工作室里过夜——我们喝苹果酒喝得太多了。我被阳光照醒。阿尔希片科还睡得正酣。我不想叫醒他，便躺在地板上仔细看那些雕像。我觉得它们都是杂种：鬼娶了缝纫机作老婆。我悄悄地跑到街上，当我看见一个收买旧货的商人正在垃圾箱里刨来刨去的时候，我简直高兴极了。立体主义既吸引我，又使我害怕。 莱热在那个时期已是坚定的立体派画家。我比较了解他1913年和1918年的作品——在我看来，其中没有不协调的现象。一般说来，在莱热的创作中不曾有过急剧的转变。他是一个十分忠实的人；他从不放弃自己的过去；很重视老朋友。1913年他在圣母院-德-尚大街上租了一间工作室，在那里工作了近40年。 他说他在战争中看见了真正的人，他同他们交上了朋友，但是这些人在他的绘画中却像一台巨大而奇怪的机器上的零件。 左：战壕里的士兵，1916年莱热画。 中：1915年，阿尔希片科的《镜中的裸体》。 右：费尔南·莱热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莱热并不像他自己的绘画；他也不像是“洛东达”的老主顾；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接近大自然的成份；这大概是他的出身和童年的影响——绿茵茵的诺曼底，苹果树，乳牛，一个农民的家庭。莱热有一双大手；他身材高大，骨骼宽阔，动作缓慢。我觉得他像一尊雕像，不过不是用石头雕的，而是用一块温暖的、有生命的木头雕的。 对虚伪、粉饰和古老而霉气扑鼻的房间里悬挂的帷幔的厌恶，使他和经常光顾“洛东达”的画家们亲近起来了；但是在他身上却没有可以从年轻的毕加索飞速的一瞥中感觉出来的那种激烈的、歼灭性的火焰。莱热在青年时代所企望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他活到75岁，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发生过破坏性的剧变，只有季节的交替和工作，孜孜不倦的、热情洋溢的工作。 “洛东达”的一部分顾客是把十月革命当作一种自发的破坏势力而对它表示向往的。后来，在得悉俄国不仅继续在教孩子们背九九表，同时还在鼓励学院派的艺术家的时候，昨天的“布尔什维赞”(报刊对十月革命的同情者的称呼)们就摇身一变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了。莱热不仅具有另一种气质，而且也属于另一种类型。他把十月革命当作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开端而表示欢迎，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见解，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