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编辑将我文中的"穿花蛱蝶"改为"穿花蝴蝶"。她不明我之用"蛱"，典出杜甫，古时尚不分粉蝶弄蝶蛱蝶，故以蛱蝶为蝶类总称，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我觉得"蛱"的音韵胜于"蝴"，便借来一用。如果是民国初叶或三十年代的报刊编辑，这点小知识总是有的，而今却被认为我连"蝴蝶"也会写错--后来见面时谢了她的改正。 另一位编辑收到我的短篇小说《夏明珠》，复信大加赞赏，尤其是那句"风月场中金枝玉叶的人"，真是可圈可点。他提议篇名可改作"沧海月明珠有泪"，因为故事发生在上海，主角名叫明珠，结局很悲惨，所以沧海月明珠有泪，再巧也没有了--这是一种舛戾的风气，怎么都顺手牵羊般地借一句唐诗来作文章文集的题名，古人是绝不会这样没自尊的，"五四"时期未见有无聊如此者，弄雅成俗何其酸腐惫赖，诚不知谁是始作俑者。 我当即函谢编辑先生：承蒙赐题，不胜荣幸，"沧海月明珠有泪"，实在妙极了，亏您想得到…… 于是，很快就刊登出来，大大的标题，端的是"沧海月明珠有泪"，最佳版位，精致配图，一个少女倚枕而泣，背景是十里洋场外滩风光。 当我的小说集出版时，复名"夏明珠"，好像从泥潭里爬上来赶紧洗个澡，透口气。 曾有某报编者问："你认为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我答："不知道--只知三种必然性：一、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二、作品的译文比原文好。三、现在是中国人着急，要到瑞典人也着急的时候，来了，抛球成亲似的。"这段话被某作家扼要节引到他的书里，认为"一针见血"，什么血呀，如果译文比原文好，那么原文是什么东西呢，这种货色也值得贩卖吗？得奖，是中国人在瞎起劲干着急，瑞典人急个啥，而我的话尾是"抛球成亲似的"，鄙夷之意，显而易见，整段话句句字字是讽刺，竟被当作正面的讲道理：中文作品全靠外文译得好，中国人得奖要等瑞典人发急--"一针见血"，见的是误解者的血。但有人喜滋滋地传告我：某某在他的书中多次节引你的话，他对你钦佩得不得了。 我成立了一个公式： "知名度来自误解。" 当此际，也冷眼看清自己前途的黯澹，我是抱着"人人因被人认识而得益"的信念而来到西方的，不料所得的仍是中国人对我的误解，区别只在于昔者是天网恢恢的整体的恶意误解，今者是众生芸芸的散点的善意多恶意少的误解，恶意的误解置我于绝境，善意的误解赋我以生路，坎坷泥泞，还是要走。 "兵法家"的返祖现象更彰明起来：广揽误解，以提高知名度。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公式是高贵的："知与爱成正比。"知得愈多爱得愈多，我的另类公式是卑污的是"误解与知名度成正比"，误解越大知名度越大。 一九八四年，"知名度"已臻及可以办一个"散文个人展览会"了--台湾要创制一份最大型的华美的文学期刊，《联合文学》，主编向我提议：推出一个"作家专卷"，包括散文个展、答客问、小传、著作一览，要在短期内完成而即付快邮。 区区自费留学生，每周至少三天要去学院进修，而在此时期日常撰文脱稿即发，以应纽约各报之约，实在没有库存可提，《联合文学》创刊号出版的日期已公布了，我连说声"有困难"也是多余的，所以我一口答应：好，准时寄到。 时维孟夏，寓处闷热，蓬头跣足，束紧腰带，这是一场恶战，"自"与"己"战，战赢了才好与"世"战。 不堪回首而实堪回味的那些朝朝暮暮，单间小房，下临大街，嚣嘈不舍昼夜，一条支路直冲我的窗子，风水是极凶的，我望之只作"前程远大"观，阵阵薰风中，我埋头疾书--《明天不散步了》，《恒河·莲花·姐妹》，《遗狂篇》，《哥伦比亚的倒影》……上学院签个名，躲进图书室，写，来回的地铁中，写，噢，过头三站了。 少年读普鲁斯特的《睡眠与记忆》，在文体上一见钟情，旋即想到用意识流手法写长篇小说是不智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读《往事追迹录》，果见流流而流不下去只好上岸，继之契机复起，又流了，又塞住。乔伊斯还不也是这样，伍尔芙夫人强持到底，作者累坏了读者也累坏了--生命、生活、生态、生灵，并非全以意识流为中边、为起讫的，迫使意识流为万能文体，"意识流"也就不高兴，成了"意识漏"了。 我用意识流手法写散文，或许与肖邦作钢琴曲稍有类似的之处，他的"即兴""叙事""练习"，我听来情同己出，辄唤奈何。而且他也不用ff，不用pp，强弱（轻重、快慢）是比较而言，毋须制造。文体家先要是个修辞学家、音韵学家，古义的音韵只在考究个别单字，宋朝的几位大词家就已是以作曲家的身份出入文学了。反过来说也对：肖邦是音乐上的文体家，音乐上的意识流大师。 食不定时，睡眠短缺，颈际腋下奇痒难耐，无非是天热汗多，那么久不洗澡不更衣，皮肤发炎了。 稿成即寄，从邮局回来，头等大事是洗澡，觉察红T恤的反面有异，领圈、袖根，爬着白色的虱子。 一九八二年初秋，我离上海时，朋侪送行到机场，赋诗为别，诗曰： 沧海蓝田共烟霞珠玉冷暖在谁家 金人莫论兴衰事铜仙惯乘来去车 孤艇酒酣焚经典高枝月明判凤鸦 蓬莱枯死三千树为君重满碧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