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是聊天的电话，我一定会对着窗，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样容易产生互相对望的感动。而我总会从听筒中设想对方的处境。坐的位置，光线声音颜色气味，朝哪一个方向，对某一块墙说话。即使我从未到过他的家，仍是一厢情愿地设想。不过，竟然如此。在这闷热的夜，趁他家中无人，他带我上去。原来电话放在很窄的甬道旁，一条横梁压住这扁狭的阁楼。四周是纸皮橙箱，载书的。他睡的地方也挤满了纸箱，每夜得一一搬起来，暂放在地上，才形成一张床。如此，睡眠便变成一种坚毅的决断，要睡了，才搬。我看见这样黯然杂乱的摊子，面都灰了，因为难过的关系，很想说点什么，但终于呼一口气算了。 醒醒睡睡之间，一箱箱搬来搬去，自有爽脆利落的好处（去旅行临离开酒店前，最怕的便是仓皇收拾摊放的细软）。虽然家的感觉稀薄，但那一箱箱书转辗来去，便可提醒安逸在床上的人，有什么带不走割不断呢？家都是暂时的，只这堆书随身下榻。 读信 在一个平静的早晨，想念生活的种种好处，忽然抓起这封信。 信是一张原稿纸，影印本，用以分寄各亲友。字体写得一丝不苟，笔画分明。 然而这是一封临终前敬告各亲友的信啊，困在方格内的字迹还要这样郑重其事，越发有着无可奈何的悲凉，还得把每件事谨慎安分地做好。 我在凌乱的床上读这封信。这个人虽然素不相识，但他得知自己病入膏肓后的交代话，竟会辗转让我看到。他感谢众人的关怀，宣布难以改变的事实。自嘲两句，缕述过去的事工和心愿。他说或者上帝嫌他这个人所做的事太多了。他最后还劝慰大家：生命不在乎终结，而在乎意义。 这是个冷冷的早晨。我反对生命的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之类论调。太短（他二十八岁）可以做些什么？写这封信么？这算什么呢？临终还一本正经做一番交代，抒发老生常谈的生命观。郑重得像写稿。哦，刚巧五百字，又是一天了。他用冷硬的笔画冷然地审视自己生命的尽头，冷得像表演。我在渐渐和暖的早晨读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