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所由建立的基础不止一二方面，其中比较最重要的一方面无疑的是民族健康的程度。民主政治所希望成就的也不止一端，其中比较最远大的一端也无疑的是此种健康程度的提高与推进。民主政治和民族健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原是一个常识的判断。常识的判断在表面上原不待烦言，在实际上却往往未必发人深省，更未必由一般人的深省而见诸深切著明的行事。因此，越是常识，越是老生常谈，越是口头禅语，便越有提付讨论的必要。此稿大概就下列三点分别加以说明：一是民族健康一词应有的意义，二是民族健康与民主政治的一般关系，三是两者之间的一些特殊关系。 民族健康不是公共卫生的替代名词，也不是民族分子实行个人卫生所得的结果的总和，这我在别处已经再三的加以分析过。全国各地民族健康运动委员会所举办与宣传的种种与本文所要讨论的可以说全不相干。教大家多刷牙，少吐痰，教女子多穿长袖衣服，少穿短脚裤子，虽显然的和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有关，却丝毫与民族健康无涉。民族健康是民族本质的健康，是人口原料的健康，是每一个民族分子在成胎之顷所取得的健康程度。如果用先天两个字做形容词，我们还须把平时所了解的先天修正一下，把它的适用的时期推前九个多月。① 一切事业靠人员，靠好人，至少靠比较像样的人，政治的大事业当然不是例外。人的造成，一半靠遗传之性，一半靠教养之方，二者不可缺一，并且二者之间，我们还不应强分轻重，事实上也正复无从判分。不过在时间上，二者却有一个先后，性在先，养在后，在先者不免比较基本，比较不容易动摇改变。因此，经验里便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两句话。近代的生物科学更明白的指出遗传是比较固定的。所以，不讲性养的关系则已，否则我们只有根据了遗传来安排适当的环境的一途，硬教遗传来迁就环境是不行的。好比做鞋子，我们只能先量脚寸，再做鞋子，而决不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这实在不止是一个比喻，而是根据同一原理的一个措施。 先后或基本性大小的分法而外，还不妨有一个因缘的分法。因缘之分，佛家说得最清楚，在我们这里也最适用。一事之成，必须因缘兼备；只有因，不行，只有缘，也不行，不过因终究是更基本。好比放爆竹，内因是火药，外缘是火，是引线，是燃放的人等等，必须内因外缘，两相成就，爆竹才放得出来；但我们联想所及，总觉得火药和爆竹的关系最较密切，如果没有了火药，不特爆竹放不出来，并且根本不成其为爆竹。很多人不了解遗传的地位，不注意民族人口的本质，以至于把民族健康和寻常的卫生混为一谈，原因之一，就在不理会这一层最简单的道理。至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一类的话，虽说得好，绳以因缘之理，也就只站得住一半，就是缘的一半，说这话的人应当先问一下，所琢的究竟是不是玉，是何等玉，在教育过程中的人又是何等的人，那雕琢教养的功夫方能收最大的效果，方不落虚空。 此种因缘之说，适用于物理，也适用于人事，适用于个人之事，也适用于人群之事，人群是由个人集合而成的。民族的健康当然是系于民族中各个分子的本质。各部分的本质优良，则全部的健康程度高，否则相反。再进而说到一个民族所制定而乐于维持培植的政体，那议论也并无二致，就是，分子的本质比较好，则全部所合作而成的政治也就比较的健全完整，即一面既足以发挥此种优良的本质，一面更足以推进其优良的程度。 这样一个健全的政体无疑的就是民主政体。通常一个所谓健全的人，当然有许多优良的品性。此类品性一方面必然的包括自主的精神、自动的能力、自我表白的要求、与自我制裁的功力，而另一方面又必然的包括许多的社会品性，如同类的意识、胞与的情怀、公道与正义的感觉等等。前者属于所谓个性，后者属于所谓通性，两者交相为用，庶几团体生活得以收取分工合作、通功易事一类荀子所称不同而和的效果。这种健全的个性结合而成的政治社会就不得不是民主的政治社会了。其它的政治体制是不可想象的。就其对外与其它政治社会的关系而言，它也必然的是自主的、独立的、而自动的能在国际环境里取得合作与和谐的。其它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不能想象。 上文云云，当然只是一个理想的看法。人类虽久已开化，任何民族还没有能到达这样一个理想的局面。就已往与目前的情形说，健康程度根本太低的有灭族的，有族虽存而不再有国家的，有国家虽存而没有自主的政府的，有虽有自主的政府，而所谓自主，决不是全部民众以至于大多数民众的自主，而是少数人假借与垄断的一种局面。从外国人的立场看，这自主两个字勉强的还讲得通，就是执掌政治大权的总算是自家人，而不是外国人罢了。不过，严格的说，这决不是自主。民族的健康程度一天不够标准，使政治一天不能走上民主的轨辙，此其所构成的政府便一天不配叫做自主。试问，做异族的被征服者，当外国人的奴隶，和做本族中一小部分人的被征服者，受本国君主或独裁者的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究有得几许分别？前者虽显明的不能叫做自主，后者又何尝有一些自主的气息呢？而更严格的说，前一种的不自主，往往因为国别不同，强弱异势，在被征服者还不难强自宽慰，如果我是一个历史家，我也倾向于加以原谅；但后一种的不自主，本身既无以自解，别人也就无由原谅了。明明没有被异族或他国征服，却又不能自主。就变态心理学打一个比，岂不是多少相当于一种人格的破裂，一种集体的人格的破裂，其所以不能自解者在此。集体人格的破裂也是民族不健康的另一说法。这一番话适用于当代的一切有所谓自主政府的国家，连英美两国都不是例外。不过，我们也承认，英美政府之所以为人民自主的政府，其程度比任何国家为高，其不自主的程度比任何国家为低，这也就等于说，英美民族的健康，就近代和目前说，比任何别的民族要高出一筹。 民主政治的发轫与建立，有赖于相当高的民族健康程度；健康是因，政体是果；这便是我所说的两者之间的一般关系，具如上文。至于所谓特殊关系，事实上就是把因果的关系倒转来看：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知道何以在民主政治之下，民族健康原有的程度可以维持，以至于可以继长增高。 民族健康的看法不止一个。说民族一般的体力智力高，或说民族分子中壮健优秀的多，只是一个常识的看法。在生物学上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变异多与变异性大，变异多指的是品性的类别多，变异性大指的是每一品性的程度高下之间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例如智力是一种变异的品性，而上智下愚之分便是变异性的表示了。这种变异的现象，生物学家也时常称为"多形现象"。所以一个健全的民族人口也就是变异多、变异性大、多形现象比较发达的人口。这样一个民族人口，必然的活力比较大，不但是个人的竞存力大，传种的生育力也大，同时对文化的各方面的创造力，或对环境的各方面的位育力，也比较的丰富，无论环境如何转变，文化如何复杂，它都能应付裕如。这样一个人口也必然的能产生大量与多种的禀赋卓越的人才，在平时能为民族维持其社会的治安与促其文明的境界，在环境逆转而多事之秋，也能为它应变。反过来说，变异或人才品类的维持却也有赖于适当的环境，而环境中最有关系的一方面自莫过于政治。政治的好坏，通常可以有不止一种的说法。不过就我们目前的立场言之，只有一个说法，是最合情理的，就是，要看人才品类的能否自由发展，能否长久维持，更能否由发展维持而增益其质量。能，是好政治；不能，是坏政治。自由发展是个人的事，所凭借的是一个宽大而不狭隘的教育政策。维持与增益是血缘选择的事，所凭借的是一个通达而不偏倚的人口政策。这种教育政策与人口政策是好政治的最基本的部分，也是好政治的最深切著明的测验。 说到人才的自由发展，所谓自由，除一般的机会的扩大供应而外，或一般的特权的废止而外，所应特别申说的，是思想、学术、言论、集议、职业种种的自由了。而最能供给这种自由的政治环境显然的是民主的政治环境。人人有发展的欲望，才力比较优异的分子更有完成自我而为人群致用的要求。满足这种欲望与要求的场合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规定安排，而必须由自己来规定安排，自己的要求，只有自己最明白，别人无论如何体贴，如何设身处地，总有几分隔靴搔痒，何况别人又未必能体贴，甚至于名为体贴到我，而实际上则专为他自己或他所隶的小群谋权势地位的巩固与扩大呢？以前的专制政治，今日的极权政治与独裁政治，以至于领导失人的政党政治，又有那一个那一次不犯这欺世盗名的罪过呢？总之只有真正人民自主的政治方能保障一般生活与特殊才智的自由发展。 人才自由发展的反面是人才的限制，更由限制而埋没，由埋没而淘汰。埋没只是若干个人之事，而淘汰则是血缘之事。就民族长期的休戚论，个人埋没的为害有限，而血缘淘汰的贻患无穷。民主政治以外的各种政制无一不是淘汰人才的大股力量，是中外古今历史里的铁一般的事实。就淘汰的有无多寡而言，我们又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局面。第一种局面是政治以人民的一般意识为基础，为依归，人民意识是根本，政治是枝叶花果，则人才的淘汰可以根本不发生，因为，人才分子的意识就是人民意识的一部分，决不会和政治发生龃龉，冲突，以至于不能两立。这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局面，以前不曾有过，当代的民主政治也还尚须努力，才有接近这理想之局的希望。第二种局面是政治与人民意识比较分立，政治自政治，人民意识自人民意识，不大相谋；或政治在别的生活方面虽归少数人把持垄断，而于人民意识，只要在不革命不反叛的限度以内，许其自由活动，不加干涉抑制，因此，人才淘汰的事例虽所在而有，数量却不大。第三种局面最不堪，就是少数人一面把持政治，一面又自有其特殊的政治意识，更从而把此种特殊的意识，强加诸人民头上，作为人民自有的意识。约言之，此种政治不特不以人民自有的意识为依据，且转而用政治来控制与划一人民的意识。控制是自由的反面，划一是变异的反面，终于形成一种倒果为因反客为主的怪异局面。在这局面之下，人才的大量埋没与淘汰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意识的不能两存终于会引进到朝野的不能两立。后面的两种局面是有过很多的实例的。中国历史上比较清明而没有党祸的若干时代的局面，多少是近乎第二种，近年来德国一类的局面便很清楚的属于第三种。 民主政治与民族健康互为因果的话，到此不妨结束。一方面，我们说到民主政治必须建筑在相当高度的民族健康之上，即相当良好的民族本质之上。又一方面，我们认为此种本质的继续增进又不得不恃民主政治的维护与培植。民主政治在此方面可能的成效，充其极可以把民族活力的演进之权，完全操诸自我，从而使国际环境的动荡震撼，邻邦异族的觊觎压迫，以至于自然淘汰的糟塌浪藉，举不足以发生多大威胁的力量。有人曾经说到民族健康最后的目的是在教一个民族自觉与自主的指引它自己的演进。这话是说对了，但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环境条件，这目的不但达不到，可能还有使健康程度倒退的危险。本文只是一个泛论，没有特别提出中国。中国民族健康程度不恶，思想与经验也很有一些民主的基础，我在别处和本书上文都曾经约略讨论过；只要我们认识清楚，努力以赴，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民族本质的更进若干步的去疵留醇，都不是难事。近顷精神制胜物质之说，行易知难之说，颇为流行，教育学者亦极言用行为来学习的效果；然则"我欲仁，斯仁至"耳，何况民族与历史的条件又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昵？ 注释： ①《优生与抗战》页五三─六六。* ──────── * 见《潘光旦文集》第5卷《优生与抗战》第七、八。──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