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从小就背负着父亲望子成龙的压力（李安供图）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但内心一直很矛盾．记得二年级升三年级暑假时我们环岛巡回公演，到工厂、军中演出舞台剧，音乐、舞蹈科也随行表演歌舞、民族乐等，我们演员也会支援歌舞表演充个场面，大伙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因为快回台南了，我也心里老犯嘀咕地气自己，在外面本来高高兴兴的，为什么一接近家就倍感压力。踏进家门，爸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我当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里，把自己锁在门内。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当时父子俩都很不开心。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 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这层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对我来说，越接近生活，我的压力越大，越难以从事艺术处理，能力越低。如小时候离开妈妈到花师附小，我就不哭了。离家到艺专，我的能力就有所发挥。在英国﹑美国拍西片较易发挥，一拍华语片就心情沉重。在我电影里，这种心情表达得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喜宴》，以为在海外很自由，但亲情又把你抓回来。 想来有趣，返家、离家，压抑、发展之间的拉扯，都和父亲有关。留学是他和我之间的约定，离家千万里即是他的促成。因为要留学，我就做了些准备。本来想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电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刚开始我去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但法文里的阴性阳性、时式，搞得人头昏脑涨，加上也要通过语文考试，于是改变初衷，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补英文，总算托福勉强过关，我开始申请学校。由于邻居小孩在伊利诺伊大学念书，回来时说起该校戏剧系有栋很大的剧场，里面在干什么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请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