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诱惑 就穆旦的潜在写作来看，这种"特别尖锐的感觉"的第一个层次，是关于"诱惑"的主题。穆旦最早的潜在写作，是《妖女的歌》一诗《妖女的歌》，《穆旦诗全集》285页。，在这里，"诱惑"的主题已然出现："一个妖女在山后向我们歌唱/'谁爱我，快奉献出你的一切。'""这个妖女索要自由、安宁、财富，/我们就一把又一把地献出，/丧失的越多，她的歌声越婉转，/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这首诗的最后一段，有一种强烈的从诱惑中醒来的恐怖感："我们的脚步留下了一片野火/山下的居民仰望而感到心悸；/那是爱情和梦想在荆棘中闪烁，/而妖女的歌已在山后沉寂。"依照李方编《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穆旦与夫人1952年谢绝海外聘请，几经波折办理返回祖国的手续；1953年5月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但到南开才三年余，1956年年末，"在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次讨论会上，几个发言者被打成'小集团'"，穆旦"虽未发言，却因'也准备了发言稿'而被列入其中。在这次'外文系事件'后，于抗战中参加远征军的'问题'重被提出，"遂"成为'肃反运动'之后的'肃反对象'"。反右运动中，穆旦虽然小心谨慎，但1958年12月，却"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由法院到校宣布：'查良铮作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三年据周与良在《永恒的思念》中回忆，穆旦应袁水拍约稿发表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九十九家争鸣记》后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 。到1962年，始"解除管制，降薪留用，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做职员，'监督使用'"，此后从事的都是"整理图书、抄录索引以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工作，经常要写'检查材料'"，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首当其冲被批斗、抄家，关入'牛棚'劳改。"嗣后自是更加遭受他人的迫害、歧视与生活的困顿波折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引文见《穆旦诗全集》391、394、395页。。在1957年上半年"百花运动"的气氛下，穆旦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和《诗刊》上发表几首诗，其中批评美国的两首标明写于返国前的1951年，虽不排除发表时经过修改的可能，但大体上却也很难说其中对于美国生活的幻灭感不是他真实的感情，其余几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体现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那种惶恐矛盾的心理，但这些公开发表的诗，显然没有《妖女的歌》中那种强烈的对诱惑的清醒与幻灭感，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出，穆旦回国后公开发表的诗歌，虽然比一般的诗人远为复杂，却也不能不进行一种自我审查，而其实际心态的痛苦冲突，显然比发表出来的要更为深重。 这种幻灭感到1975年写作《苍蝇》《苍蝇》，《穆旦诗全集》309页。时更为强烈，但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这种幻灭感显得更为沉痛。这里依然是"诱惑"的主题，但从苍蝇的角度写来，另有一种辛酸：苍蝇渺小辛劳，生活无着，虽然为人所厌腻，但也有着自己的快乐，对世界也充满好奇，然而，"自居为平等的生命，/你也来歌唱夏季；/是一种幻觉，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简言之，这里的"苍蝇"几乎就是追寻理想但在"新时代"被视为异类、饱受折磨歧视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过，在对"理想"的诱惑的疑问之外，这里也有着对苍蝇的天真的"幻觉"的反嘲，而实际上，这也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对于天真的自我的反嘲。 写于1976年的《好梦》、《神的变形》与写作年代不详的《爱情》，依然是探究"梦"（理想/幻想）的欺骗，却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梦的悖谬的成因以及一步步的发展变化，比《妖女的歌》和《苍蝇》仅体现刹那的感觉和顿悟要复杂得多。《好梦》《好梦》，《穆旦诗全集》343-344页。这样写道： 因为它曾经集中了我们的幻想， 它的降临有如雷电和五色的彩虹， 拥抱和接吻结束了长期的盼望， 它开始以魔杖指挥我们的爱情： 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因为它是从历史的谬误中生长， 我们由于恨，才对它滋生感情， 但被现实所铸成的它的形象 只不过是谬误底另一个幻影： 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因为热血不洋溢，它便掺上水分， 于是大挥彩笔画出一幅幅风景， 它的色调越浓，我们跌得越深， 终于使受骗的心粉碎而苏醒： 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因为真实不够好，谎言变为真金， 它到处拿给人这种金塑的大神， 但只有食利者成为膜拜的一群， 只有仪式却越来越谨严而虔诚： 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因为日常的生活太少奇迹， 它不得不在平庸之中制造信仰， 但它造成的不过是可怕的空虚， 和从四面八方被嘲笑的荒唐： 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对于穆旦这样的在战争背景下成长起来，曾经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纷纭复杂的诗人来说，这里的好梦在一开始不大可能是曾经诱惑了整整几代人的乌托邦理想，如果概观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我们只能说，这里的最初的好梦或者只是他曾经讴歌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在《好梦》这首诗中，穆旦却揭示了这种好梦的成因及其在历史情境压迫下的演变：这好梦"集中了我们的幻想"，由于历史的谬误，我们对现实不满，"由于恨，才对它滋生感情，"但这好梦只不过是"谬误的另一个幻影"，终于，它不能不在失去感召力之后，由最初的夸张粉饰的乌托邦走向造神运动，最终只能用强力来制造和维持信仰，结语的"但它造成的不过是可怕的空虚，/和从四面八方被嘲笑的荒唐"，尤其沉痛。这种"幻想-幻影-欺骗-偶像-信仰-专制-空虚"的一路发展，几乎概括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由"好梦"发展成"噩梦"，梦仍是"我们"的梦，没有"我们"的参与，那由"幻想"发展到"专制"的戏剧，便失去了其基本的感情动力，穆旦处理的虽然是诱惑的主题，但这里却也并没有放弃对"自我"的清算。《爱情》《爱情》，《穆旦诗全集》352页。的写作年份不详（据推测为1976)，从字面上看是表现爱情的幻灭，在这里，爱情被比喻作"一个快破产的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它雇佣的是些美丽的谎，/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她"总使用太冷酷的阴谋，/让狡狯的欲望都向她供奉。"当爱情的资本越来越少，"假如她聚起了一切热情；/只准理智说是，不准说不，/然后资助它到月球去旅行。//虽然她有一座石筑的银行，/但经不住心灵秘密的抖颤，/别看忠诚包围着的笑容，/行动的手却悄悄地提取存款。"如果把这首诗仅仅读作一首表现爱情幻灭的诗，它也自有其深刻之处，但从隐喻的一面来读，那种诉诸感情、压制理性、催生种种荒诞无稽的幻想的"爱情"，却很难不让人想起20世纪50-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催生的乌托邦热情，所以，这首诗在其隐喻层面，也可以读作对社会理想的怀疑。 1976年，历史在进行巨大的转折，尤其是这一年10月"四人帮"倒台，民间议论纷纷，许多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显示出"诱惑-幻灭"的悲喜剧又有可能再一次上演。但病卧在床的穆旦，却显示出可贵的清醒，他在这年10月30日与年轻朋友的通信中这样写道："来信收到。看来你很兴奋，不是木石，焉能不喜于除四害，可是也不要太介入，现在言论纷纷。有点像五七年，要看一看再讲话。"并谓"我近来读鲁迅，看到《集外集》有一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其中有些话很有意思，不知如何理解，如'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穆旦《致郭保卫的信·十七》，引文见曹元勇编《世纪的回响·作品卷蛇的诱惑》248页。 经历历史的重重波折，穆旦显然看透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之后权力机制的循环。写于这一年的《神的变形》《神的变形》，《穆旦诗全集》353-356页。是一出小小的诗剧，其内涵却包蕴了各种权力机制运作的机密。诗剧有四个角色：神、魔、权力、人。一开始，曾经"浩浩荡荡"、"掌握历史的方向"的神发现："可是如今，我的体系像有了病"。权力接着登场，它毫不犹豫地宣称："我是病因。你对我的无限要求/就使你的全身生出无限的腐锈。/……而对你的任性，人心日渐变冷，在那心窝里有了另一个要求。"这另一个要求就是魔，魔代表着反抗，神被无限的权力所腐蚀，魔从他那里夺来了"正义、诚实，公正和热血"作为自己的营养，于是，魔在人心里滋长着，呼唤着"决斗"，由它来继承历史的方向。这时候人登场了，人处于神和魔争斗的中间，它们都呼唤着人起来帮助它们打倒对方，可是人已经厌恶了神，也不相信魔，他们已经看清了真理，该首先击败的是"无限的权力"，他们多少个世纪被卷进"神魔之争"，然而"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总是绝对的权力得到了胜利！/神和魔都要绝对地统治世界，/而且都会把自己装扮得美丽！"人感叹自己是多么容易受骗，然而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真理。"如果诗剧在这儿结束，在那个年代，它仍不失为振聋发聩之作，可是穆旦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他让人在魔鬼的诱骗下再一次上当，人再一次落入了历史的循环，起来反抗，满心以为"谁推翻了神谁就进入了天堂"，这时候权力冷冷地发话："而我，不见的幽灵，躲在他身后，/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宝座，/我有种种幻术越过他的誓言，/以我的腐蚀剂伸入各个角落；/不管原来是多么美丽的形象，/最后……人已多次体会了那苦果。"这是一种冰冷却清醒的智慧，通过四个角色戏剧性的冲突与联系，它展示了一个人类历史悲喜剧的寓言，同时也是一个酸楚的预言。 对于人在历史之中可能遭受的诱骗，穆旦一直有一种警觉。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最后一组诗中，穆旦说："迎接新的世纪的来临！但不要/懒惰而放心，给它穿上人名、运动或主义的僵死的外衣/不要愚昧一下子抱住它思索的主体，""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诗四首》，1948）《诗四首》，《穆旦诗全集》269-272页。不过历史的悖谬在于，在40年代对现实的复杂悖谬、人性的脆弱与易受欺骗如此清醒的穆旦，仍然在随后而来的历史的转折关头不能不受"好梦"的诱惑--实际上，在穆旦40年代的那些诗作中，我们依然能从他对世界的复杂性的把握中，感觉到深蕴在其底层的对一个新的合理社会的激情渴望。穆旦夫妇舍弃海外的机会断然回国，与这种爱国激情的驱使不无关系，这是无可非议甚至是应该尊敬的，不过那种恼人的历史的诱惑与捉弄却也就隐藏其间，但由诱惑清醒之后，穆旦由历史对个人的诱惑，发现权力机制运作的秘密，将之化为一种清醒得甚至有些残酷的诗篇--这以"苦汁"为营养的智慧之树上的果子，后来者理应细心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