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洁的情感、脱轨的渴望、易碎的梦想、焦躁的青春、瘠瘦的灵魂、受创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更准确或者准确得更俗滥的词语可以用之于一个写诗的少年身上吧？七○年代中期以后迈入青少年阶段的台湾新人类和比他们早几年乃至早十几年出生的世代似乎已经有了较宽敞、松动的成长空间了，但是他们仍旧感受得到种种压抑、钳制和禁忌，不然，有什么力量能催唤他们写诗呢？ 余生也晚，未能有幸如六○年代度过青春期的前辈那样总可以在回忆中欣逢嬉皮、学运、迷幻药和保钓等等惊人的符号，这使得我在回头瞻看一下那些比我还要年轻的人类之时不免起疑：这些小孩子也能有什么伟大的挫折、壮美的感动或者深刻的体验吗？要不，还是任何一个尽管再平庸、再浮泛、再无所事事的世代都可以透过某种神秘主义式的辩证让卑微琐屑的个人成长旅程与宇宙的秩序、人类的处境、历史的轨迹、社会的变迁产生相互映射的光影？不然，又有什么力量能在任何一个时空之中形塑诗人呢？ 比我还要晚六年出生的杨照在一篇评论《我妹妹》的文章中曾经指出：《我妹妹》这种犹似“忏悔录”（Confession）写作的小说大约是依违于卢梭和圣奥古斯丁两种忏悔录之间，也就是“觉今是而昨非”型的悔悟和“你所不知道的我究竟如何”型的告白。那是一篇令像我这样一个作者感动的评文——因为作者发现评者进入作品内文的方式与作者如此歧异却又如此深刻；但是，我仍旧不揣浅陋地和杨照讨论过卢梭和圣奥古斯丁之外的忏悔录，比方说蒙田式的辩护（Apology）算不算忏悔录呢？ 如果说是为了反驳，像反驳高森（Stephen Gossen）对文学的挞伐而写的辩护之文——《为诗辩护》（An Apology for Poetry）；那么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Apology则是如此的纯粹，并不含有近代容用此字时所饱含的抱歉之意。然而，“抱歉”是多么诡异而歧义的一个语汇，所有的抱歉之语（对不起、我错了、失礼、请见谅之类）都不能免除这抱歉者“已然”或“既然”的一个强硬立场；抱歉是一个迫使抱歉对象接受已然如此或既然如此之事实的词——事实容或是发生之中或发生之后，则抱歉这个语汇正暴露了它的无效性，也惟其在理解了抱歉的无效性之后，我们才能重回Apology这个字的雄辩渊源，它的意思是辩护。其实，它的意思是辩护。 “忏悔录”通常被理解为某种借着“坦白供述”的形式来记录某个成长（或醒悟、发现）历程的再写，它往往会唤起同情的原因是阅读这个活动与了解真相这个意图之间的等同关系，而这个等同关系是不是非常“神秘主义”式的呢？质言之：当我们谈到一篇、一本或一套看似“坦白供述”的文字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然皆为不察地认为我们已经了解（或者逼近）了真相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理解杨照的忏悔录——一份比许多忏悔小说（Confessional Novel）更坦白供述的记录：《迷路的诗》。 倘若只读《迷路的诗》的第一篇《迷路的诗》，可以从第一段就骤下结论。杨照这样诱捕读者： 少年时代早已逝去了许久，浪漫情怀也逐渐无从负担，每日在熙攘喧嘈的街衢间掷荡来回的脚步，习惯了偶尔蹙眉怨叹，偶尔纵情放歌的心情代换，便不再想起诗，不再觉得有躲到哪个冷冷角落咀嚼一首诗的必要。 仿佛一切耳熟能详的、近中年式的、沧海桑田的觉悟；诗当然会迷路，因为诗人会老。 可是，杨照给了我们一本相对于这种俗成觉悟的书；在更多的篇幅里，杨照这个写过诗的人告诉他的读者：诗（人）之所以迷路并不是因为诗人老了，而是诗人杨照过于年轻。 一九六三年出生的杨照如此写下《在有限的温暖里》的句子： 什么时候停止写诗的？美丽岛军法大审那年。不是彻底的停止，句子还是一行一行潦草地抄录在本子里，然而却彻底失去了发表、整理成篇章的动机。有一些别的事情干扰着我的浪漫诗人梦幻。我的诗、别人的诗都少了些什么，一些我愈来愈觉得不应该缺少，偏偏却无从予以掌握的东西。 喜欢把杨照编入台湾当代政治环境和活动的论者一定不会错过这么一段，因为这样的坦白供述显然坐实杨照基于“政治的关切”而指导了他的文学思想。然而，如果不把“政治”扩充到无所不与的人生态度里去的话，毋宁以为：由于察觉到文学的（诗的）“荒芜本质”（《在有限的温暖里》）才醒悟了、发现了诗或者文学其实已经暴露出Apology的无效性。 视文学为“苦闷的象征”、“人生的投影”、“苦难的救赎”者，恐怕无从体会：文学工作只是它自己的辩护，而这辩护之所从来，乃是由于文学（诗）无法和人（人们所以为的）所映照的广袤现实逐一对应。相较于切肌入理的生命情境或存在处境，相较于正义、公理、世事、时局，哪怕是相较于天气和爱情，文学或诗之单薄脆弱似乎不言自明——它只能鲜活生动地显现在纸上。也就在这个关键上，所谓历史过于庞大；而相对地，诗人就过于年轻了。 专攻史学的杨照反复在《迷路的诗》里坦白供述的是他与Y的暧昧初恋？是他在建中的叛逆行径？是他追随前辈诗人的复调歌咏？是他辗转反侧的童往事？还是他早熟又早逝的闭锁青春？无论《迷路的诗》的读者在这本书里获致任何形式的感动，都可能触及一个问题：（或者说杨照的诗）为什么迷路了？ 迷路二字可能形成一个夸饰的意象，因为它太容易融入世俗生活情态的任何角落并形成解释。这不会是杨照的本意——以例言之：杨照从未试图将他与Y的情愫泛滥成本格派的言情故事；也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可供解读成世俗生活情态的迷路状况在《迷路的诗》这本书里都可能是毋需夸饰而显灵的转喻。作为一个非常有限而且充满对诗人艳羡之情的读者，我宁可把迷路解释成“诗人杨照”与“非诗人杨照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扞格不入。“非诗人杨照所面对的世界”向未改变，而“诗人杨照”却早在一九八○年已确认了诗的“荒芜本质”，于是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 我清楚看透了，之于我，诗是耽溺，小说是报复，散文则是无望的发泄。 直截了当地说：“诗人杨照”并没因为不写诗而成长或退化，他只是不能用诗的耽溺去应付“非诗人杨照所面对的那个世界”，一个值得又不堪用史学耳目去挖掘的世界。如果要用更浅显的字句来说的话，我会这样说：杨照和某个大时代相互错过了，正因如此，我们的诗人会在忏悔录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也许因为我在这个秩序里找不到关于恶戏、关于暴力、关于Y的真理吧，所以终究这个秩序也不再有我的位置。（《另一种真理的探求》） 忏悔录。抱歉。是辩护。多少次杨照坦白供述了他年少轻狂的恶戏、天真纯挚的摹想，然而，成长、世故、知识与经验的累积甚至可以直书之为“在某个秩序里终究找到了我的位置”的杨照在《迷路的诗》里提供了一个意义矛盾的启蒙线索，即使我们发现杨照并不乐意，这终须到来的“位置”。不过反复的坦白供述总然具现了反复的盘诘质问： 诗人迷路了吗？ 诗人在巨大却遥远的时代符号之前迷路了吗？ 诗人在茫昧却深植的爱欲感伤之中迷路了吗？ 诗人在顽强却卑微的美学信仰之下迷路了吗？ 诗人在辩护却抱歉的坦白供述之后迷路了吗？ 杨照——依据一个身为朋友以及读者的我的理解——是善于迷路的。他所描述的少年时代之所以能够被体会、理解、衍义甚而引发感动，乃是由于我们从来无法判定：听信辩护和接受抱歉之间有什么律定的因果程序。那么，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果然是由诗组成的： 原来各片世界的分裂存在是件被视为当然的事，然而因为诗，这错综的谜与禁忌组成的网络却变成了一座迷宫，我在对诗的懂与不懂、朗读与背诵间逐渐地迷路了……（《谜与禁忌》） 渴望追求真相——尤其是渴望追求大时代历史真相的诗人当然会迷路。尽管这样的诗人可能诞生于一个平庸、浮泛、无所事事的时代，他总可以找到自己和大者（The Greater）之间的联系，即使那是迷宫，即使没有出口。而迷路的轨迹会须成为忏悔录，即使是抱歉，即使是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