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忒船队在澳门受到葡萄牙人彬彬有礼的接待，却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事实上，葡萄牙人并不想让英国人插手对华贸易，他们确信中国广州当局一定会让英国人吃闭门羹。威忒威吓当地人，还试图以武力威胁，从而导致事态恶化。6名英国商人被中国人羁押在广州，他们受到公道的良好待遇，但直到威忒正式同意离去之后才被释放。友好的中国海军将领宋平(音译)向一位不速之客纳撒尼尔•芒特尼表示：“他很遗憾无法提供帮助，事情很简单，葡萄牙人把他们全都收买了。”彼得•蒙地生动地记述了这次远征，他抱怨说：“对于我们的计划、生活、航行和货物来说，这六个月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不幸，面临种种困扰、危险和可诅咒之事，我们的委托人和大量金钱都困在广州。”(第300页)。 最后，威忒这次“不幸而奢华的航程”返航时，装载了600吨他所期望的各种货物，主要是糖(“非常上乘，闻起来味道像玫瑰”)，还有一些丁香、生姜、黄金和瓷器。若要确保贸易往来继续下去，必须有长期的不懈谈判和细心、准确、充足的贿赂，倘若欺骗手腕太差劲，就应该有小题大做的本事，而且最终应该与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达成妥协。要达到这一目的，离中国26有半个地球之遥的英国鞭长莫及，英国人必须拥有靠近中国的稳固而便利的基地，这种长期努力方能奏效。东印度公司即使有意与竞争对手合作，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直到1640年，他们才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居留地圣乔治堡(马德拉斯)，而且这个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始终未能稳定下来。 当时，中国人也未能从长远着想。与境外夷人的贸易政策已不可能改变，剧烈的王朝更迭以及种种先兆预示的社会动乱近在眼前，反叛席卷各个省份，四川和中华帝国古老的心脏地带河南、陕西接连落入满族人之手。威忒离开4年之后，明朝末代皇帝在北京自缢。清朝为确立对全国的统治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满族人的征服在许多年内使贸易发展前景化为泡影。苏拉特的东印度公司代理商报告说：“鞑靼人侵占和蹂躏了所有内陆省份，他们没有在征服地区建立政权……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贸易已经绝迹。他们是贸易之敌，导致中国沿海的众多岛屿人口减少，海上8里格范围内没有任何贸易的迹象。”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Chronicles), vol.i)，第32页。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商馆 1711年，东印度公司获准在广州建立商馆，从此无需再看葡萄牙人的脸色行事。 澳门在17世纪曾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因为1639年以后日本闭关锁国，澳门对日贸易一落千丈。1759年，有人认为“大多数为混血儿”的澳门居民，“被中国人像奴隶一样看管”。《布鲁斯地形词典》“澳门”条(Brices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Macao’)。18世纪末，马戛尔尼勋爵对他们的评价也没有多少恭维的意思：“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葡萄牙人……作为一个民族，久已意志消沉、了无生气。”克兰默-宾，前引书，第211页。靠近广州的地理位置是澳门惟一的优势，满族皇帝把对外贸易重新组织起来，广州很快就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惟一渠道。1685到1752年间，皇帝发布了一系列上谕，明确划定了对外贸易的范围，商人只能前往广州(在早先年代里，一些商人还获准前往宁波或其他一两个港口，不过广州始终是最重要的口岸，之后又成为惟一的中心)，进贡的外国使团必须到北京觐见，否则任何外国人不得进入首都(俄国人除外，他们来自陆路，但同样遭到怀疑的审视)。 27 粤海关 1742年1月17日粤海关发给“歌德堡”号的船牌 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广州不但是现代贸易市集的中心，也是中国商品的出口通道。洋人对糖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因为已有了较近的替代产地，英国最重要的糖产地竟然是威廉•科提恩的巴巴多斯岛。但是，丝绸、紫花布、陶瓷、纸张以及大黄(主治便秘)等药材和香料仍然主要靠中国供应。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发展缓慢，支付手段依然像威忒时代一样完全使用现金。买卖交易受到严格控制，私人商行被禁止，交易货物种类十分有限，交易要由授权的人员在指定季节进行，同时必须遵守各种五花八门的规矩。进出口贸易的管理由设立于11世纪的“粤海关监督”负责。广东人称“粤海关府”为“户部”，户部属中级官僚，其职权范围日后有所改变和扩大。这一职位历来由满族人把持，任期3年。户部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中华帝国最高官僚之一的两广总督，甚至位列广州知府之后。但是，总督与知府等杰出的绅士通常是传统的汉人学者型官僚，他们薪俸有限(按照现代计算方法，知府的正式俸禄与他们获得的——客气地说是不合法的——其他收入的比例为7%对93%)。因此，他们的安逸生活有赖于户部的搜刮。要获得这一职务，需花费大量金钱，因此，户部热衷于大肆搜刮。任职头一年必须捞回购买官职的花销，第二年则是为满足上司索取的“规礼”而搜刮，只有第三年的收入才可以装入自己腰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t. Rel.), vol. I, p.34)。英国人把中华帝国各省份的最高长官称作“Governor”；有一些“姊妹”省份，如广东/广西(两广)，由更高级的官员掌管，通常称作“GovernorGeneral”或“Viceroy”。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海关税是逐一登记的，但现实中总是收得越多越好，上缴北京越少越好。 据估计，1834年，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不仅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也是当时世界罕有的巨富。 户部的保护伞之下，是商人行会组织“公行”。公行的组织越来越严密，成为“他(户部)管理对外贸易的工具，其严密程度……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无出其右者”。马士：《中国的行会》(Morse, Guilds of China)，第17页。洋人贸易必须通过公行商人，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必须通过行商进行贸易，只有行商才能为入港船只和水手提供担保，并负责满足船长和船东的各项要求，保证水手举止适宜。28这些公行商人的基本地位取决于他们在中国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每一个“行”或商号的首领都被授予最低的九品官阶，还有权在姓氏之后加上表示尊敬的字眼“××官”,实际上这种头衔有时候是高价买来的。为了巨额贸易和垄断地位，公行商号要承担很大责任。最终，公行商人“不仅决定价格，出售货物，保证纳税，约束外国人，与外国人谈判，控制走私，出租房屋，还不得不管理银号业务，充当翻译，赞助民团和教育机构，给大大小小的官员呈上五花八门的礼物和捐赠”。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第51页。 19世纪，一些行商确实非常富有。浩官行商除了本名与行名外，还有一个对外通商的商名，商名一般通称某官，一则系一种尊称，且一般行商大多捐有官职。自道光十三年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他的商名即为伍浩官，在外国文献中，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即“浩官”。——译注是当时最著名的行商，估计其净资产达2600万元之巨，这笔财富足以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过，正如老话所说，机会越多，风险也越大，其他行商不论在买卖上还是官方影响上大多境遇不佳。行商一旦经营失败，往往会破产，经常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他们很可能被流放到遥远而艰苦的地方，有的人宁死也不愿面对这种结局。 不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中国人，总是倾向于把外国人看成是难以相处的小孩，这种幼稚的语言成为惟一的交流工具，更坚定了他们的成见。47裨治文牧师指出了这种危险：“几乎没有哪个外国人肯花一小时时间学习中国人的语言，双方的交往如此有限，只会导致双方在仁慈、同情、尊重和友谊等方面完全隔绝。”《中国丛报》第4卷(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第429页。 一群花花公子 东印度公司与私商、英国人与美国人共同参与的贸易极为重要，这种贸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长途贸易，每年的贸易额将近5000万元。中国的大宗进口货物有皮棉、毛织品，当然还有鸦片，出口的则是茶和丝。鸦片和茶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宗进出口贸易商品： 1831年的广州贸易(千元) 进口出口 毛织品2496茶叶12,188 棉织品984丝(生丝和丝绸)4611 皮棉4933其他(包括价值 400万元的银锭)6968 鸦片13,029 其他(金属 及东方产品)3653 总计25,09523,767 茶叶行 到1831年，英、美两国私商已经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私商贸易的年进口额为2000万元，主要是鸦片，出口额也达1400万元。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额分别为370万元和900万元，其中出口几乎全部是茶叶，因为公司仍控制了茶叶专营权。与此同时，鸦片贸易逐步排挤了其他印度进口贸易，特派委员会的极度自信正在一点一滴地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神经过敏的盛气凌人。行商在合法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朝不保夕，合法贸易乃是行商的收入来源，现在遭到走私贸易的排挤，东印度公司越发惴惴不安。特派委员会向伦48敦利登霍尔街的公司总部报道说，仅有3家实力雄厚的行商挺住打击存活下来。“中国政府的勒索和苛捐杂税，使得几乎所有外国商人都从事非法贸易。如此一来，公共税收减少，只剩下诚实的公司近乎孤立无援地支撑着该港口的大量需求。”马士：《编年史》第4卷，1829年11月23日(Morse, Chronicles, vol. iv, 23 November 1829)。 1829年，大班威廉•盼师为首的更为激进的集团掌握了特派委员会的权力，他开始尝试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没做成的事情，企图强行从中国人那里索取新特权。保守的特派委员会主席部楼东一贯反对盼师，却始终未能成功。部楼东沉湎于公司的传统，如今发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激进分子向总督提交了一份清单，开列了许多专横要求，为了施加压力，还命令英国船只驶离广州，这样可以不再缴纳港口费用和关税。他们选择能够继续进行贸易的停泊点，中意的地点是“香港岛西北岬内侧、朝东对着鲤鱼门水道的锚地”。这个地点正在如今横渡九龙的天星小轮公司码头的位置，49特派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消息以及部楼东未被采纳的规劝传到利登霍尔街，公司董事会勃然大怒。 1833年前后的广州商馆。当时，清朝政府严禁外国妇女进入广州城。 胆大妄为的盼师及其同伙被直截了当地召回，可以预料，公司将任命一个更加保守的委员会。但是，就在这些决定传达到广州之前，盼师做出了另一桩轻率的举动：他带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往广州。 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不允许欧洲妇女前往广州，这项禁令在一个多世纪的贸易往来中始终得到遵奉。盼师不但使广州贸易停顿了6个月，还把盼师夫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带到广州，还有其他妇女的陪伴。威廉•亨特记下了盼师夫人造成的情绪冲动：“她是晚会上的美人儿……穿着精美的伦敦式样的衣裙……令我们大为倾倒。”洋人中也有对此事不以为然的：“前往拜访女士们。大衣、手套和领饰——同样的领饰！我听见某人在回来后说：‘感谢上帝，总算结束了！’说完取了一件夹克和黑色领带。他又点燃了一支雪茄，看上去就像卸掉一大负担似的。”中国官员对盼师夫人的首次造访提出异议之后，她“在一排50小艇的护卫下离开，每个水手都像打仗似的全副武装。印度佬在商馆屋顶上架起了一门大炮”。 威廉•本廷克在1828—1835年间任印度总督 这些妇女还公然无视中国人的习俗，厚颜无耻地公然乘坐轿子。盼师事件请见马士：《编年史》第4卷; 亨特，前引书，第120—121页；唐宁，前引书，第135页。 两广总督严厉谴责这一行径：“英吉利国大班盼师擅违旧制，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向例番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该国夷人，固皆顽蠢……每有违拗之处……惟有随时稽查，严切晓谕，一体恪尊天朝禁令。”总督除了痛斥英国人之外，不会做失策之事，但盼师夫人所乘船只的保证人、倒霉的兴泰行老板被投入监狱，还被处以很重的罚款。请见《星期六杂志》，1838年6月号(Saturday Magazine, June 1838)。对兴泰行的罚款导致了该行于1837年破产，这是导致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不和的另一个事件。见第146页。 盼师的上司行事没有那么戏剧化，但十分果断地做了决定，公司董事会从香港召回盼师，调令中写道：“大不列颠与中国的贸易如此重要，若非发生最急迫和最紧急的情况，断不容有任何损害，而且根本不考虑个人问题。”贵族与生俱来地不信任这些社交上一塌糊涂的商人，这种本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1830年3月22日，孟加拉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致函印度事务部埃伦巴勒勋爵：“我们认为那个特派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最冒险、最不明智……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后果……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恐慌。”埃伦巴勒勋爵在1830年9月23日复函称：“广州事务处理得十分拙劣(一群花花公子)……不再是贸易的保护者，而是危及了贸易。”本廷克勋爵：《书信集》(Lord W. C. Bentinck, Correspondence)，第513—514页。 收入不错的行当 这些“花花公子”虽然受到伦敦和加尔各答当局的指责，却得到了许多广州私商的积极拥护。一方面，私商们深陷违禁贸易不能自拔，同时又希望法律做出有利于他们的修订，他们非常热切地提出自己的要求。1830年圣诞节前夕，他们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清楚无疑地表明了这一点。1831年7月28日，这份请愿书送达议会。请愿书很可能是出自马地臣的手笔，因为他的文体风格独具特色。51请愿书抱怨说：“广州官员是个贪赃枉法的阶层，他们花钱将职位买到手，满脑子想着勒索和不讲道义地聚敛钱财”。“对于频繁前往这个帝国的英国臣民而言，贸易素来是惟一的目的”，可实际上他们“备尝艰辛，所受待遇实为世上少见”。马地臣抱怨说：“就连神圣的家庭生活纽带也遭漠视，夫妻分居，母子分离。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是由于那些禁止外国妇女在广州居住的出尔反尔的禁令，因为似乎并没明确的相关法律，除了以习俗为借口，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伶仃岛附近的走私贸易 鸦片进口的大幅增长引起了恐慌，因为所有鸦片都属非法进口，不缴纳任何赋税，经纪人和满清官员乘机勒索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中饱私囊。鸦片走私极其兴盛，商人们认为即使是进口合法货物，也没有必要经过广州海关，他们不妨也在珠江河口卸货，这样就可以省下海关税金。由于合法进口货物必须以白银支付，这样一来就对中国的白银储备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走私”这一术语(取其偷偷摸摸的涵义)很难准确反映这种如此大规模、如此明目张胆的投机买卖。义律因为无权约束同胞感到苦恼，迫切要求“女王陛下政府积极干预”，如果这种干预“姗姗来迟，将导致重大危险”。《关于中国的通讯》, 1837年2月21日。巴麦尊执意要义律直接与两广总督联系，而不是通过行商这一既定的中转渠道，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义律的困难。外交大臣尤其反对与中国人联络时使用“禀帖”，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善意的联络方式不可或缺(巴麦尊不认为自己在严厉申斥义律的函件落款写上“您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有什么不妥，却对别国的外交礼仪缺乏耐心)。首席商务监督竭尽全力执行巴麦尊的指示——他称之为“走钢丝的指令”，也确实与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英国缺乏前后一致、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动权自然落到中国人手中。鉴于鸦片贸易日甚一日，就有两条可能的途径摆在中国人面前：要么鸦片贸易合法化，要么彻底查禁。1836年初，北京就鸦片问题正式展开辩论。赞同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人自有一番大道理：虽然鸦片贸易合法化断绝了非法收入的来源，满清官员及其僚属仍能从行商那里榨取到数额更大的合法利润，绝不会一无所获。国家税收也能大大增加，鸦片零售价格将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从而起到劝阻吸食的作用。广东省官员一致认为应当将这种贸易合法化。曾在广东任高级法官的许乃济(译者按，许曾任广东按察使)就力主推行驰禁方针，他的支持者，上至两广总督邓79廷桢，下至行商，都认为鸦片进口必须严格限制在广州，严厉禁止这种可耻的贸易沿海岸北上。德高望重的学者阮元支持这种政策，据说皇后也持赞同态度。许乃济的奏折被译成英文，发表在1836年7月12日的《广东记事报》，广州的欧洲人和中国人都认为朝廷很快就会批准鸦片合法化。7月27日，义律报告说：“(鸦片合法化)最后的正式命令很可能在一个月或6周之内传到此地。”8月6日，他将预期的这个举措说成是“无疑是这个王朝登基以来在对外贸易方面……最不同寻常的措施”。马地臣没有飘飘然，他在7月12日写道：“就我们的利益而言，我并不看好这个计划，尽管它使得(鸦片)价格上涨。”马地臣：《私人信函集》，马地臣致里斯船长。6个月后的1837年2月，事态没有任何进展，查顿仍然写道：“这种货物迟早会得到许可，一旦获得许可，消费量就将增加。”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是年10月，查顿的合伙人已经持相反的看法了：“这种贸易的合法化已不在考虑之列，政府显然正努力彻底禁绝它。当然，他们根本办不到。”马地臣：《私人信函集》。 事实证明马地臣是正确的。早在1837年8月，广州当局就采取了一项制裁措施。怡和洋行店员在8月13日的流水簿中写道：“走私船再次禁止出航，经纪人跑了。不会再有针对这种药材的调查。”《怡和洋行日志》，1837年8月12日(Jardine Matheson Day Book, Canton, 12 August 1837)。广州的事态很快就明朗了，中国当局根本不打算将这种毒品合法化，而是决心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禁绝鸦片。皇帝决心不让这种毒品继续泛滥，惟一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禁绝鸦片贸易。 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次英中战争(1840—1842年)——它导致了香港殖民地的建立——是寡廉鲜耻的英国人向中国大量输入违禁鸦片引起的。在当时，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1840年4月25日，《泰晤士报》首先将这场战争称作“鸦片战争”。当时是在野的托利党议员的格拉斯顿深信战争就是因鸦片而起，他极为罕见地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怀疑：“我不知道，也从未听说过，还有哪场战争就其起因来说更不正义，就其进程而言更蓄意地80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 格拉斯敦是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首相。 陆军大臣马考莱的观点截然相反：“英国人的自由和生命受到威胁……至于对华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想表达一个热忱的愿望，希望这场非常正当的争端能够迅速得到圆满地解决。”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840年6月7日。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纽约前驱论坛报》表明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立场：“谁是正义的一方？你们将惊异于我的回答——英国！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起因是?头！是中国人的傲慢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命不凡。”引自《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1842年4月29日。1842年3月17日，《中国之友》出版了创刊号，这份时常引起争议，但总是充满生机的出版物一直延续到1859年。中国人在广州没收鸦片的行动“只是这场争端中的一个小插曲”。《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2年，第275—289页。法国人像以往一样，深信应受指责的是奸诈的阿尔比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十分明确，“为了维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英国在1840年以前就蓄谋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尽管广大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但是由于腐败的清廷采取对内敌视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使战争以失败结束”；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Bai Shouyi,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第131页。“海盗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以鸦片贸易为基础，开始侵入中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Jian Bozan et al,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第86页。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历史学家反复消除这样一种错觉，即这场战争是为了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人而起的，但它以一种非凡的耐性不断出现于反鸦片小册子和大学教科书中……巴麦尊……非常清晰地表明，对于政府而言，鸦片问题并非主要问题”；菲利浦斯，前引书，第167、178页。“这场战争之所以被称作鸦片战争，是因为鸦片乃是导致战争的一种贸易物。 法国人绘制的这幅漫画，指责英国凭借武力向中国强行输出鸦片。 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它是为贸易而战，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的、进步的国家迫切希望强行与一个儒教的、农业的、停滞的国家开展贸易”。希伯特：《巨龙苏醒》(Hibbert, The Dragon Wakes)，第110页。希伯特赞同张馨保的观点。费正清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老前辈，他对这场战争有一个尖刻的评价：“大家都认为，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典型的非正义战争……所以，这是地地道道用鸦片染成的战争……这幅图景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无非是多少有些内疚的个人……或马克思主义的爱国者(他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中国人是中国境内鸦片的分销者，不久之后又变成鸦片的主要生产者)的事后解释。”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第92页以下。在西方的华裔学者往往同意，“回顾历史，鸦片显然是这场81战争的直接起因，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徐中约：《现代中国的兴起》(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246页。“从广泛的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英国的贸易扩张是导致这场文化冲突的决定力量…… 这场战争的细节对于香港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但结束战争的条约极为重要。较之义律主事的时期，战斗普遍要惨烈得多。满族军队各自为政，指挥失当，始终未能投入优势兵力。中国方面大约有两万正规军和人数更多的民团，投入一次战斗的兵力却只有数千人。他们在所难免地遭受重大伤亡，而战场上的失利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信心。“皋华丽”号的赶到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英国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拖曳到扬子江。1842年8月4日，“皋华丽”号停泊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实际上，“皋华丽”号只是一艘三等战列舰，而且是一艘过时的军舰。但是，按照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支地面部队的标准来衡量，它的火力十分强大。这艘军舰牢牢封锁了扬子江以及通往北京的大运河，从而一举切断了这个帝国最重要的联络渠道。“皋华丽”号战列舰 不论当时还是之后的岁月里，中国人错误地理解了这场武装冲突的教训。为了找出英国战胜的原因，中国的间谍从某些靠不住的渠道收集情报。琦善的一位幕僚提供了最早的一份报告，他听一个英国妇女说，英国舰船是用橡木或柚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建造，舰上的大炮则是铜铸，重达8000磅，能够发射32磅的炮弹。他接着报告说，英国人的统帅显然是一位妇女，有20个家庭与之有血缘关系，女人们全都自己找丈夫，这些夷人根本不讲礼仪和纪律。道光皇帝对此印象深刻，赞许地批注说：“备极明晰详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中国人从此几乎一直认定西方人的118 胜利完全是倚仗坚船利炮，一旦中国掌握了这些专门技术，就能克服暂时的失利。这种看法只是部分正确，而对事实的曲解导致清朝政府日后不断陷入徒劳和相互指责。 英国的海上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必须指出，自1637年查理一世建造“海上君主”号以来，英国的战舰和舰炮技术没有多大进步，只是增添了一些主要用作拖轮、运输船和陆军支援船只的小型蒸汽船。但是，英国形成了独特的大西洋造船传统，这种传统与中国海面上形成的造船惯例截然不同。中国造船技术的演进受制于诸多地区性因素，最大的限制是缺乏制作龙骨的木材。因此，中国建造的是平底大帆船，虽然有复杂和非常完善的设计思路，却缺乏支撑重型大炮(此时，这些大炮还不是铜制，而是铸铁的)的坚固制材。 清军使用过的大炮 但是，中国的海岸炮台足以对没有装甲的木船实施毁灭性打击，在日后的一次战斗中，这些炮台就取得了不错的战果(1859年，大沽炮台彻底击溃了一支蒸汽炮船组成的英国舰队)。中国有很完善的铸炮工厂，能够铸造大口径的精良武器，如1845年运回英国伍尔维奇的重达9吨、口径27英寸的铜制臼炮。中国的要塞炮属于无膛线的前膛炮，操作规程与西方的大炮没什么两样。 英国在陆地上的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了。1842年时，敌对双方的骑兵和步兵使用的武器相仿，并且都将在数年之后过时淘汰。绝大多数英国步兵的武器，与他们在1704年布伦海姆战役布伦海姆战役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1704年8月13日，以英军将领马尔巴勒为首的联军打败了法军。——译注中使用的差不多，都是0.753口径的毛瑟枪。 广东沿海的中国老式平底战船 这种枪有燧发枪机，前膛装弹，枪管没有膛线。英国海军和少数陆军士兵配备了带击发装置的枪支，这种枪虽然没有提高射击速率和射程(最大射程200码)，但适合在潮湿天气使用。中国的步兵使用火绳枪，与克伦威尔的军队曾使用过的武器完全相同。中国军队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机动的大炮，他们的野战炮远不如英国能够发射6磅炮弹的大炮。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战斗中，双方使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武器：刺刀、剑、长矛。 双方军队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训练、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使用的竹制火铳 纪律和通信联络。可以肯定，英国军队最有价值的武器不是兵器，而是诸如信号旗、怀表和水平仪之类的装备。英军的军事行动有相当详尽的计119划，而且是精确地同步实施，而中国军队的时间观念很淡薄，只有最高指挥官才有一块表。英国军舰或工兵军官每到一地，都会绘制精确的海图或地图，中国指挥官却不得不依靠当地人的印象。虽然中国人传闻说夷人毫无训练，纪律松懈，但正是英军的纪律和训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英国高级军官和海军指挥官知道应当开往何处，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逆境可能会出现，但绝不会发展成灾难。 奥奇特洛尼上尉描述了1842年3月9日宁波发生的一场战斗，他的记述充分说明了训练有素所收到的效果。英国人在这次战斗中将一门大炮投入战斗，击退了中国人的进攻： 仅仅三次炮击之后……步兵队恢复了排枪火力，前面一排在开枪射击后 分别向左右两侧后退，装填子弹，并在后面形成新的一排，他们的位置由 第二排补上，依次类推；用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街道上到处是尸体， 当不再有活动的目标时，士兵受命前进，他们踏过整个15码之内密密麻麻 的尸体和垂死者。奥赫特洛尼：《对华战争》(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第232页。 即便双方在武器上没有差距(中国人人数上的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了武器上的差距)，战争依然很有可能以相同的结局告终。奥立佛•克伦威尔或古斯塔夫—阿道夫奥立佛•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内战中国会军名将，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瑞典国王，被称为欧洲现代军事之父。——译注的军队也只装备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武器，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在同等情况下照样能够赢得胜利。 中国人的另一个错误是认为征募来的农民要胜过正规军，三元里的传说强化了这种信念。日后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军最初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而且战胜了较为职业化的国民党军队，这种传奇已经成为公认的正统学说。120 南京条约 皇家海军“皋华丽”号未放一枪一炮。考虑到南京必然会遭到的破坏，中国人被迫坐到谈判桌前。“殊为可恶！”1842年7月9日皇帝获悉璞鼎查正式要求与一位全权特使谈判时喊道。皇帝经过考虑，同意派两名满族高官前往南京，全权负责就赔偿、平等外交和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等事宜进行谈判。在两名官员中，伊里布资格更老， 璞鼎查似乎从“金发、丰满、漂亮、151年届40的摩根太太”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霍伊：《老香港的私人生活》(Hoe,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第58—59页。1845年6月，璞鼎查离开香港，之后在好望角任职。他名声不佳，“非但沉溺于杯中物，而且情人不断。嘴里总叼着雪茄，对大事小情全都处之泰然”。波廷杰：《斧头之战》(G. Pottinger, The War of the Axe)，第273页。一位不那么宽厚的作者写道：“没有哪位(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像他这样如此公开地过着淫荡的生活。若是换作一个年轻男人，偷情还情有可原，他都将近60岁了，这些私通行径是可耻的。”西尔：《南非史》(G.M. Theal, History of South Africa)，第51页。 我们无法确知，璞鼎查离开之际，香港的英国人厌恶璞鼎查爵士的程度是否更甚于璞鼎查对他们的反感，不过双方肯定相互憎恶。1844年3月4日《中国之友》刊登的一篇文章或许可以看作是对璞鼎查爵士的告别演说： 有许多事例表明，商界同人一直受到干扰和压制，我们无须特别提及他们对政府表现出来的心胸开阔和宽宏大量的风范……一位军人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十项特别条例……这些公文中令人反感、非法和违宪的内容，超过了我们数量众多的殖民地在20年里发布的所有此类条例……倘若上了年纪的绅士要骑儿童木马，我们并不反对，只要他们安安静静地骑就是了，反正这种动物并不凶猛。 传教士兼学者的理雅各为我们描述了璞鼎查时代的香港。他列举了少数几家欧洲商号的建筑：埃杰尔公司、吉布公司、利文斯顿公司、约翰斯顿公司、“亨利•璞鼎查爵士和之后的约翰•德庇时爵士临朝听政的小别墅”、格默尔公司、弗莱彻公司、林赛公司，当然还有颠地洋行“宏伟的平顶建筑”以及查顿在东角的商号。理雅各“着迷于这个地区多样的景致，赞叹在处置土地和加紧建造上表现出来的活力”，他发现“很多居民因为此地的卫生状况而愁眉不展。1843年无疑是个疾病多发的年份……当时，所有阴沟全都散发出……致病气体，只有体魄最强健和生活规律的人才能抵御疾病”。载《中国评论》(Chinese Review)，第一卷，第163—176页。152 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一旦打消了参逊所说的抵触情绪，那些有胆识的中国人很快就前来香港并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尤其是以前曾经与夷人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殖民地，英国人鼓励当地华人学习外国语言，适应外国人的习俗；一个多世纪以来，珠江的贸易往来也培养出一批适应对外贸易需要的商人。 19世纪40年代的文武庙 这些商人当中最著名的是卢亚贵(又叫卢亚景)，他历尽艰辛当上了海盗头目，靠为鸦片商人提供给养发财致富。他把钱投资香港地产，包括数家妓院和鸦片烟馆、一座赌场和亚贵戏院。1845年12月，这座戏院上演了香港首部业余剧作。另一位大商人是谭亚财，他曾在新加坡造船所当工头，在香港发迹后成为承建商和地产投机商。1847年，卢亚贵和谭亚财共同出资修建了一座文武庙，寺庙位于荷里活道，庙内供奉文武诸神，很快就成为中国移民公认的社会中心。这座寺庙成为仲裁和商议社区事务的场所，替代了家乡村落里的宗族和士绅组织。卢亚贵和谭亚财等首领人物被华人社会认可，形成了一种替代的渠道，因为华人难以理解英国人的管治方式。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W.K.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第75页以下，这部著作引证了怡和洋行和东华医院的资料以及官方文献，对于理解香港华人领袖的演变颇有助益。 与这些外来者相比，原住民的地位相当不利。外来者在人数上很快就超过了原住民，这些外来者把几代人迎合夷人的经验带到这个殖民地，迅速在华人社会脱颖而出。他们充当承建商、商贩、家仆，也干一些基本的体力活。一些当代香港人的祖籍可以一直追溯到1842年之前，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定居在此的那些人融入到这些外来者当中，而且可能仍旧从事渔夫和花匠的老行当。 耶鲁时期的容闳 外来者大多是包工头招募来的单身男子，他们不打算在香港定居。包工头拥有大量资产，能够从事“各种工作……他们在英国也一样能干好”。德庇时，载外交部档案(CO 129/23)，引自陈伟群前引书，第72页。他们手下的劳工大多性情温顺，一153心想避免接触外国人。另外一些人，如三合会的发起人和伺机而动的海盗，也蜂拥进入香港岛，这些人很快引起了英国当局的密切关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香港正在形成一个说英语的华人阶层，这些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原有传统，接受西方价值观。 日后容闳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容闳是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一位。1842到1847年，他在香港度过了数年时间。容闳毕业于马礼逊教育会英华学校，该校于1842年从澳门迁到香港。这所学校由当地商人出资兴办，兰斯洛特•颠地给予了资助。1847年，该校校长、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牧师离开之后，学校没有支撑多长时间就垮了。布朗把容闳带到美国，容闳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回国后，容闳被曾国藩招致麾下，发展清政府的兵器工业。曾国藩与容闳的不同经历标志着中国的学者型乡绅到现代官僚、18世纪到19世纪的转变。曾国藩是备受敬重的儒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他用极为传统的方式挑选和组织手下人，日后招募、训练和装备军队镇压了19世纪50年代蹂躏中国南部的太平天国起义。容闳娶了一位美国妇女，把孩子送到耶鲁大深造，精通英语的程度不亚于汉语。他以平等的方式同外国企业谈判，购买武器，用最新式的欧美机床装备新的兵工厂。 伍廷芳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第197—198页。 其他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仍留在这个殖民地，并与殖民地当局通力合作。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到一代人之后，香港华人才有资格参与复杂的殖民地政治。这类家族中最著名的要算何福堂牧师家族。何福堂的父亲是个工人，为新加坡政府工作。何福堂的儿子日后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启爵士，像许多香港的著名华人一样，何启的名字可以有多种拼法。除了HoChi之外，另一个最常用的拼法是Ho Kai。何福堂的女婿伍廷芳是第一位获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何启和伍廷芳两人都在19世纪80年代当上了立法局议员。直到40多年后，香港政府中才有华人舆论的代表，即便在当时，华裔名流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往往附和欧洲裔商人的意见。 在殖民地的初期阶段，买办势力也有所发展。买办是欧洲人商行中的华人，他们不仅充当委托人与中国商界之间的中介，还是打通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向导。买办把欧洲人的贸易154惯例和操作技巧引入中国，与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同胞一样，买办的势力要在一代人之后才趋于成熟。一段时间之内，香港没有任何传播传统华人观念的机构。寺庙和同业公会衍生出来的各种机构自发形成之前，香港最早的这些“体面的”华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殖民地体制，努力增加自身的财富，审慎地与殖民当局和社会下等阶层都保持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