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旧历腊月二十九，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夜不成眠，拿了从垃圾堆中翻出的《史记》列传，于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不禁浮想联翩，做“有情”和“事功”之辩。“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史记》“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 沈从文的“有情”论，可以阐发的空间很大，但比起抽象地探讨，具体地面对或许更算得上体贴于心。 眼前的这本小书，题名《有情》，指的是这本小书低回流连于其生命痕迹和精神氛围中的这些人：从陈独秀，胡适，鲁迅，到许地山，废名，林徽因，到巴金，刘西渭，胡风，到林海音，夏济安，张爱玲…… 我们常常说起他们，不仅仅是追怀文人旧事，沉迷文采风流，更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面对今天和面对自我的一种反应。如果这种反应能够化为对我们自己的现代传统的自觉探寻，那么保存在他们身上的现代中国的文化记忆，现代中国的心灵信息，就是需要我们一遍一遍去重新激活的丰富资源。 收在这本小书里的篇什，因时因事而写，却非一时一事短暂兴趣的产物，编在一起，或许更容易看出一种长久浸润其间的个人心绪和感情。把这种长久的浸润缩小为具体的人、文、诗、事，我特别想在那一长串的名字中间，突出这几位：B卷里的卞之琳，穆旦，熊秉明，C卷的沈从文，D卷的贾植芳。 二〇〇五年完成《沈从文精读》后，本来打算接着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而且以为很快就能写完，不想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拖再拖，现在反倒不敢计划了。把一些关于沈从文的零星短文集在一起，希望提醒自己，不可不勉力实现此一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