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学欲将何为？无为。欲将何为？政治生态学！ 鉴于注意到所谓的“绿色”运动停滞不前，所有那些希望自然政治能够带来公共生活的新面貌的人，一直在追问第一个问题。他们很想弄明白，为何如此充满希望的努力竟然往往会一事无成。情况尽管如此，但是每一个人还是必须要照样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没有选择：政治并非是井然有序地落在分水岭的这一边，而自然则在另一边。自从“政治”一词创造出来，所有类型的政治都为其与自然的联系所界定，它们所有的特征、属性和功能皆依赖于那种惹起争端的意图，即对公共生活加以限制、改革、建构、缩短或启蒙的意图。因此，虽然我们无法选择是否参与政治生态学，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区分自然的问题与政治的问题，选择是否隐秘地参与其中，抑或明确地把这两类问题作为摆在所有的集体面前的一个议题来处理。当生态运动告诉我们自然正在急遽地侵入政治时，我们应该想象——通常是把我们与这些运动结盟，但有时也反对它们——何种政治能够最终摆脱类似于我们称为自然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批评家们会认为政治生态学已然存在。他们会告诉我们，它具有无数细微的差别，从最深刻的到最肤浅的，包括一切乌托邦的、理性的，或自由市场的可能形式。无论我们可能对它们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运动早已在自然与政治之间编织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这正是他们全都宣布要去做的事情：为了重视自然且最终要承诺自然政治；最终要修改公共生活；最终要使我们的生产系统适合于自然的需要；最终要通过某种可持续的政治来保护自然，避免人类退化。概言之，对自然的关注通过众多往往是含糊而有时是矛盾的伪饰，早已经导入了政治生活。 我何以能够声称这是一项新任务，一项尚未大张旗鼓议论过的任务？人们可能会争辩其有效性，可能驳难它的应用性，但是，我们无法显得仿佛这项任务尚未为人所关注，仿佛它尚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那样。倘若政治生态学被弄得这样令人沮丧，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曾试图让自然在公共生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倘若按照某些人的看法，认为政治生态学正在失去影响力，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反对它的那些利益过于强大；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因为政治生态学像往常一样，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实体去与由来已久的政治实践进行抗争。无论如何，重新开启这项议题为时已晚。我们要么在充斥着旧式意识形态的墓地埋葬这个运动，否则，我们就需要更勇敢地继续战斗，确保这项运动会以其现有的形式获取胜利。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骰子已经掷下，其概念已经界定，各自的立场也众所周知。 对于一场术语已经具体化的争辩而言，你显得到场太晚了。反思的时间已然流逝。你应该十年前就说出这番话。 在本书中，我想应该提出一种不同的假设来为我不合时宜的介入辩护。从概念的意义上说，政治生态学尚未开始存在。人们一直是把“生态学”和“政治”这些词语加以简单的并置而没有透彻地反思其中任何一个术语；因此，迄今我们无法从生态运动的发展中得出任何结论，无论是它们昔日的失败，还是其可能成功的实验。这种遭到耽搁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建立一种政治生态学的权利与模式，人们太容易相信，它足以把毫无变化的自然与政治的旧概念回收利用。然而，只要不是把欧依蔻斯（oikos，栖居）、逻各斯（logos，理性）、菲希斯（phusis，自然）和波利斯（polis，城邦）这四个概念同时运用，它们就仍然是真正难解的谜题。政治生态学者曾经假设，他们可以省掉这种概念工作，不顾自然与政治的观念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将这两个不可能融洽的术语加以任何并置、任何综合、任何排列组合。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曾经以一种普世幻觉的热情宣布，已经“超越了”人与物、法律主体与科学客体之间旧有的区分——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实体一直在以这样的方式被塑形、勾画和雕琢，以至于它们已经逐渐变得不能和谐相处了。 为了尽快地找到疗救危机的良方，政治生态学家们应当做的事情远非是去“超越”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生产方式与环境之间的两分法，而是减缓这项运动，悠着点儿，然后像谚语中的老鼹鼠那样，在两分法的下面挖掘洞穴。这至少是我的论点。我打算要用众多不同的方式松解戈尔迪之结（the Gordian knot），而不是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难题。为了把它们有所不同地缠结回来，我先要解开其少量绳结。凡是与科学的政治哲学有关的，人们都必须缓着点儿，以免遭受失败。当生态学家们提出他们“全球思考，本土行动”的口号时，他们有点儿过于仓促地自鸣得意了。就“全球思考”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更好的东西，自然早就被加以营构，已被总体化，已被制定成为中性的政治。为了真正地进行“全球”款式的思考，他们需要以发现这些机制为开端，正是由于这些机制，全球主义才依次建立起一个个阶段。而自然，正如我们所知，自身几乎没有为该过程增添丁点儿效果的东西。 确实，在本书中，我们将要像寓言中的乌龟那样前进；而像乌龟那样，或至少是我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就应该终止超越兔子的目标，这种兔子以其大智慧认定政治生态学是一种过时的问题，已经死亡并被加以埋葬，无法产生思想，不能为道德、认识论和民主提供一种新的基础——同样的兔子曾经宣称要以伟大的几步飞跃来“调谐人类与自然”。为了迫使我们自己缓下来，我们需要共时性地处理科学、自然、政治的多元问题。 科学生产：这是我们沿途会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政治生态学据称是关涉于“与社会相联系的自然”。这确实不错。但是经由科学的中介，这种自然却变成了可知之物；它通过工具网络而被赋形；通过专业、学科和议定书的干预，它被加以界定；它经由数据库而分配；它通过学术团体的介入而有了争论。生态学（Ecology），正如其名所示，本身并不直接进入自然；它像所有科学的学科一样，是一种“学”（-logy）。于是，我们在科学的衔头之下发现了一种颇为复杂的证明和论证工作者的混合体，一种作为第三方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术团体。而为了确切地加速其激进运动的进程，生态运动往往寻求缩减这种第三方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仍然是世界的一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他们的文献资料中，几乎总是能够把“自然”与“科学”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词。与此相反，我的设想是科学生产之谜必须在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重新加以定位。 虽然这样做，很可能会减缓获得本来应是政治斗争杠杆的确定性过程，但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我们应当涵括这种第三方术语，它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证明是极为关键的。 自然是政治生态学沿途会遇到的第二个减震路障。有人会反对说，自然何以能够给一系列激进的科学学科带来不便？这些学科势必密切相关于这种途径：保护自然，为自然辩解、把自然嵌入政治游戏，使之成为美学对象，成为法律主体，或无论怎样都成为一种关注。而这就是困难所在。 每一次我们试图将科学事实与美学、政治、经济和道德价值糅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不知所措。倘若我们过分容纳事实，那么以其整体性呈现的人文元素就会向客观性倾斜，变成了一种可数、可计算的事物，一种力量维度的底线，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物种。如果我们过分容纳价值，那么自然的一切都会倾向于变成神话般的不确定性，变成诗歌与浪漫主义；万物皆变成了灵魂与精神。倘若我们将事实与价值混合，结果会更糟糕，因为我们正在剥夺自己的两样东西：自律的知识与自主的道德。譬如，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弄明白激进的生态学家用来吓唬我们的那些启示录般的预言是否掩盖了科学家留传给政治家的权力，抑或主流政治家用来控制可怜的科学家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