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把上面讨论过的文学革命这一节再加两个脚注。第一，我想对有关以中国文字为整个语文［改革］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基础［这一命题］略加补充。我要指出现代欧洲各国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和各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彼此之间有几种基本上相同的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有关国语［标准］的选择。一个国家怎样去选择一个国语呢？这是第一个重要因素。大凡一种方言被选择为一国的国语，这一方言一定要具备三种条件：第一，这一方言是该国最普遍使用的方言。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语原为意国托斯卡纳（Tuscany）地方的方言。在那个时候意大利还未统一，但是托斯卡纳的方言却是最普遍的方言，所以它具备了当选的条件。 法国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在法国有两种方言都有当选为法国国语的资格，那便是巴黎的方言和普罗旺斯（Provence）方言。但是巴黎因为是国都所在，又是大商业中心，结果巴黎方言当选了。 英国还是如此。英语原为英格兰岛中部Midland的方言。这一方言为伦敦市和牛津、剑桥两大学所使用。使用的人最多，也是最普遍的方言。 所以要一个方言能升格变成各国的国语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它必须是各该国最流行的语言。在中国，后来被尊为"国语"的"白话"，原是"官话"。它是中国最普遍使用的方言。中国［本部］大致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上，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口，说的都是"白话"。自北京至南京，东北自哈尔滨，西南至昆明，说的也都是官话。我们如从哈尔滨向西南画条直线，直达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这条线大致有四千英里［约七千公里］。在这一条线上没有哪一处的居民会觉得他们有另说一种方言之必要，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他所说的话是最普通的话，是全国通行的。［普通话甚或是国语呢！］③ 方言升格为国语的第二个条件，是最好这个方言之中曾经产生过一些文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曾写过一篇论文为方言辩护。他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方言不但使用的人最多，它还产生过许多诗歌。他指出在他之前便有许多用该方言写作的小说家和诗人。 在法国，巴黎方言中也产生过许多诗人，包括鼎鼎大名的诗人维庸（Francois Villon, 1431-?）。普罗旺斯方言中也产生过许多优美的歌曲和抒情诗。所以这两种法国方言都产生过丰富的文学作品。只是巴黎毕竟是国都所在，它所特有的政治影响终使巴黎方言胜过和它一样优美的普罗旺斯方言而当选为法国国语。 英格兰的中土方言也是一样的。英国文豪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即以此方言写其名著《坎特伯雷进香记》（The Canterbury Tales）。英国早期的《圣经》译本，用的便是这个方言。1611年出版的詹姆士王朝的英译《圣经》，也是用这个方言译出的。直至今日，英译本《圣经》还是以此译本最为重要。 中国国语的发展与上述情形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中国的"官话"包括北京方言、华北方言、长江中上流域的方言。纯"北京话"曾产生过像《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等小说名著。"普通话"也曾产生过许多小说，最早的像《西游记》和《儒林外史》。这许多大部头的官话小说，使中国的"官话"具备了足够的资格作为中国的"国语"。 第三个因素便是一个方言之内的文人学士，对该方言的文学价值的有意识的肯定。在欧洲各国的国语发展史中，这项有意识的肯定，通常都是不可少的。但丁不但用托斯卡纳的方言来写其名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他甚至写了一篇《为方言辩护》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申述他为什么不用拉丁文而偏要以托斯卡纳方言来写他的《神曲》。 所以在中国可能就是缺少了这种文人学士们有意识的认可--他们认为官话没有文学上的价值--而把官话（白话）鄙视了一千多年。可是只经过为时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久经鄙视的"俗话"，便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了④。 我想这第一个脚注中提到的条件，加上"有意的提倡"，便替我们解释了，何以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便为此轻轻悄悄地成功了的道理之所在。 我的第二个脚注便是所谓"中国文学革命"的整个过程，也就证明了我所经常提到的"实证思维"的理论。这个"革命"实是当年居住在美国康乃尔、哈佛、哥伦比亚的学生宿舍之内的、几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而策动起来的。他们面对了几项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困难、疑虑和彷徨。这些困扰使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虽然这些辩论也只是一些朋友们之间的彼此问难而已。 这些问题原是由讨论"诗之文字"这个命题所引起的，进而扩大到中国文学媒介和工具的争辩--有关活文学的争辩。我们提出了几项假设。有几位同学偏重［文学的］内容。其他的人--如我自己--则着重文学的工具和媒介。最后归结到提倡白话文的问题，也就是以大众语言（白话）为文学媒介的问题。 这里有几项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活文字（白话）能不能用在一切文学形式之上呢？在白话已被证明为撰写"俗"小说的有效工具之后，它能不能用来做诗呢？我的一些朋友们认为不可以，而我则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争辩到最后阶段，就非拿事实来证明不可了。 "诗"那时已经成白话文唯一有待克服的堡垒了。但是我们要怎样来证明白话可以或不可以做诗的这个［有正反两面］的假设呢？我主张我们要有意识地用白话来做诗。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意识地来证实一个足以解决难题的假设。 我举出上述层次分明的故事，便是说明，这里有一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具体例证。那就是从一种疑难和困惑开始，从而引起有意识有步骤的持续思考，再通过一假设阶段，最后由实验中选择个假设来加以证明。 所以我第二个脚注便是，这整个的文学革命运动--至少是在这一运动的初期--用实验主义的话来说，事实上便是一个有系统有结果的思想程序，也就是个怎样运用思想去解决问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