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人口流动 由农而城的旅程，正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向全球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十亿，占全球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中国十亿城民的生活状态将决定着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中国城镇化最为显著的奇迹莫过于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它一度昏昏欲睡，显得与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机勃勃格格不入。如今，这座差强人意的沿江港口城市正经历着举世瞩目的转型。在过去的十年间，几百座高层住宅楼从这座城市的红壤深处拔地而起，一座座崭新的桥梁凌空飞跨于浑浊的江水之上。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堪比香港的城市天际线。然而，其盖楼的狂热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走进重庆，就好像走进了大型建筑工地。在这座城市的北郊，一台台推土机将草木繁盛的小山包和水草丰美的深沟幽谷改造为平地，以满足地产商对于土地永无止境的渴求。机场边上，一队队建筑工人正在单轨铁道上铺设路轨，使之最终接通九条线路。在市中心的老城区，旧房拆除者正手执铁镐对着肮脏破旧的贫民窟猛敲狠砸。 重庆一直被错误地当作世界最大之城。实际上，它是一座偏远的省级城市，面积比苏格兰略大一点，常住人口为2800万。其1/4的人口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快速扩张，为正在急剧涌入的新兴城市人口的衣食住行提供条件。到2020年，规划者估计该市的主城区人口总量将高达1200万。在重庆市的城市规划中心里，一座中心城区的模型展示着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以及点缀着绿地的豪华住宅楼。其中附带的文字性说明雄心勃勃地宣称，将有6座大型城市、25座小型城市和495座城镇环绕着位于中心部位的超大城市，其势头有如“众星拱月”。当地政府如此目光开阔地看待自己的城市发展，“一个崭新的重庆将横空出世”。 面对如此炫目的发展，人们很容易忽略眼前的贫困。城市化过程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来自于偏远农村的，工作在建筑工地、服务于大小餐馆以及在按摩房从事皮肉生意的数百万流动人口依旧贫穷潦倒。来自大都市周边偏僻郊县的城市新兴人口勉力维生。就在城市中心区的不远处，人行道上满是黏糊糊的餐厨垃圾，瘦骨嶙峋的男子正在兜售盗版光盘；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排列成行的妇女操作着缝纫机，一个个挥汗如雨；露天的用工市场上，成群结队的外来务工人员正在等待雇主。在长江边的青苔石阶上，上身赤裸的老汉用竹棒挑着装满货物的沉甸甸的竹筐，他们小腿的肌肉像棒球一样凸起。与坐在富丽堂皇的酒吧中呷着鸡尾酒的富商一样，赫赫有名的“棒棒军”同为重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组成部分。 重庆的领导者希望有更多的农村人口移居到这座大城市及其辖区内的各大城镇。他们相信，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大幅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他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重庆市城镇的人口数量将从2010年时的1000万增加到2020年的2000万。如此直接的促进城市化的做法颇为新鲜：过去50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一直有意识地控制人口流动的步伐，部分原因是担心城市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移民涌入。重庆的计划跟国家政策的变化不谋而合：2011年至2015年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进一步城镇化，并支持建设特大型城市。李克强总理一直表示，他将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加快城镇化步伐。不过，决策者们玩的是一场高风险游戏：强制推行城镇化可以大幅提高几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极大地加剧城市的贫困状态。即便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支持态度，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也正在变得难以预料。2011年，国家迈过了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城镇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城镇的中国人的数量增至6.91亿，城镇化比例超过了51%。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分别在1851年和1920年成为城市化国家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富裕经济体。不过，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却令人费解。1980年，全国只有不到2亿的人口居住在城镇。3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5个亿——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 城镇化背后的首要推动力是经济。流动务工人员的收入远高于留在家里耕地的农民。对于全国的经济而言，城镇化和工业化这一双重过程所带来的生产收益至关重要：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农田里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岗位迁移至城镇里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迈向城镇的大规模移民过程，不论是对农民个人还是国家，都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没有什么能够放慢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步伐——除非经济崩溃、政局不稳，或者其他灾难性事件发生。历史经验、经济逻辑和政府决策全都指向同一结论：到2030年，10亿中国人将居住在城市。 这将带来两个中心问题：中国的十亿城民将过上怎样的生活？中国未来城镇的面貌究竟如何？ 中国城镇化的种种数据引人瞩目，但其中隐藏的真相却难以言说：很多数据涉嫌造假。居住在城镇里多达二亿五千万的人口还没有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因为来自乡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享受到城镇社会保险，而且在城镇里面临着种种制度歧视。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即户口制度，合法地把流动务工人员束缚于其在乡村的家庭，从而阻碍其在城镇落地生根。位于城镇的外来务工人员过着隔离般的生活，隐藏于窝棚或城中村之中。身为没有合法权利的临时居民，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只能屈就于低收入工种，拼命攒钱，极少购买商品或服务。因此，中国并没有从大规模人口流动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中国城镇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现代化速度极为惊人，但其社会分层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如果没有了户口制度，中国的城镇将很快沦为数以百万计二等公民的家园。即便是有幸成为城镇居民的人，在全面享受城市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忍受道路拥挤、空气污染、城市肮脏等种种未尽的丑陋。中国正在努力使其城镇更加宜居，但城市化的速度和范围注定使这样的愿望愈发难以实现。中国城镇设计者对于现代化种种片面的理解——现代化往往要求推陈出新，使这一问题更加糟糕。中国的城镇将一如既往地令人瞠目结舌，不过也会竭力鼓噪人心。 * * * 过去30年里，中国追求的是一种掠夺式的城镇化模式，这样可以让其经济快速地实现工业化。此模式一直这样延续下来。所以，中国的城镇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找到一条实现城市发展的健康道路。本书的主旨就在于说明为什么一定会发生这种现象，并试图解释如何找到这样一条健康道路。首先，本书会描述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其次，本书提出建议，说明中国应如何建设宜居城镇，以充分享受城镇化所带来的经济红利。 中国的国内人口流动同一个世纪以前从欧洲到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具有相似性。每一年，数百万的农民抛开农田里的沉闷苦活，前往城镇寻求光明（见第一章）。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两手空空地来到城镇，居住在肮脏的环境里，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然而，他们不能享受卫生保健、孩子入学等待遇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险。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开始在城市定居下来，平等购买价格合理的住房、能够享受社会福利，正日益成为当务之急。让数千万农村流动人口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是中国未来20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户籍登记制度方面的改革即将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见第二章）。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没有居住许可，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被当作非法流动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这一令人沮丧的户籍制度的压力与日俱增，但中央政府一直没能作出关键性的改革。种种新的计划令人鼓舞，居住证这一替代性的制度正覆盖到全国范围内的外来务工人员身上。不过，各级城镇政府还需要在财力上奋力一搏，这样才能让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更多的城镇福利。如果中国真的将社会保险资格同居民的户口剥离开来，那么，中央政府将不得不承担多得多的财政压力。 健康的城镇化要求大胆地进行土地改革（见第三章）。所有的农村土地都属于村集体组织，而这一级组织在维护农民个人权利方面却未能全部恪尽职守。非法占用土地——农民被赶出自己的土地，或未能得到恰当的补偿，也许是全国上下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地方正在进行的雄心勃勃的改革，允许农民出让自己在农村的宅基地，这样做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使农民们在移居城镇的时候兜里有钱。不过，这也给部分贪婪的官员和村干部创造了攫取更多土地的机会。 对土地的需求来自于中国的城镇扩张，由此催生了闻所未闻的建筑狂潮（见第四章）。全国的城镇发展规划，意在推进周围环绕着中小城镇的大城市的建设，但地方官员也将会一如既往地推进小城镇的发展。这将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既集中又分散的城市化模式。随着城镇发展向内陆地区的推进，诸如成都和武汉这样的省会城市将会演变成超大型城市，为更多的务工人员在家门口提供适宜的工作。只要中国失衡的财政制度要求受金钱驱使的地方政府依靠出卖土地来度日，城市扩张过程中的这一问题就将愈演愈烈，而在以开发房地产和大型工业园区为主要扩张手段的地方则更是如此。 中国的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鼓励过度投资和浪费，可又害怕这个巨大的泡泡会因为太大而被吹破（见第五章）。“鬼城”的批评者们并不赞同中国城镇化的幅度：绝大多数空置的公寓楼总是过了很久才能充满人气。虽然中国的城镇发展迅速，但这些城镇仍将会丑陋无比、拥堵不堪、污染严重。城镇发展的速度还意味着，过快的工程建设往往把美学细节摧残殆尽。中国城镇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要控制私人轿车拥有量的快速增加，同时还要建设高效率的大规模城市运输体系，否则的话，城镇将会慢慢“停摆”。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城市的投资热潮将逐步让位于由居民消费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见第六章）。尽管人们错估了农村消费的势头，但中国期待已久的消费热潮正在向中小城镇渗透。然而，城市的消费远比预期来得低。如果中国的领导人真的要使其经济发展均衡，那么他们就必须鼓起勇气拆除当下阻碍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法律和社会壁垒。此举将有助于释放巨大的潜在需求资源，在未来几十年间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城镇化过程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约3亿农民须从农村迁移进城镇。如果农民能将土地出租或出售，那么在他们向城镇移居时多少就会有一点经济安全感。中国还必须改革其歧视性的户籍登记制度和法规，以使外来务工人员在进入城镇的时候能被社会福利网络充分覆盖。 第二，中国必须建设更大型、更密集也更宜居的城市。这意味着要创新城市扩张模式，高效率地利用各种资源，以避免不可逆转性的城市扩张。北京市拥挤的道路和污浊的空气说明，如果大城市的发展围绕的是不断拓展的环路和无限增长的汽车拥有量，就一定会有类似的结局。关键是，要建设文明的现代化城镇，就必须新建数百万套价格合理的住房以及数千所医院和学校。中国的城镇只有在为其全部居民（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来自农村的移民），提供衣食住行的时候，它才能发挥社会有机体的作用。 第三，中国必须让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生活。这可能是最艰巨的挑战。发展城镇消费型经济需要将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的城镇居民——无论其是否出生在城镇，并创造数以亿计的工作机会。中国城镇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主要源于低收入的外来人员进入城市，而其增长的城镇人口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形成能称为“消费者”的新兴中产阶级。 如果中国领导人让城镇化过程步入正轨，那么他们也许能成功地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依赖投资和制造业转变为依赖更大规模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城里人更富裕，消费能力远比他们农村的亲戚强。如果外来人员能够成为货真价实的消费者，那么，他们将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恒久的基石。如果中国的城镇化过程走错了路，那么，这个国家未来20年都将伴随中等收入者的潦倒而萎靡不振，其城镇当中也将遍布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当前，近1/3的城镇居民未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如果不进行改革，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2。 总之，中央政府必须以更多地承担财政改革担子的方式，为各级地方政府分担财政压力。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究竟是继续发展、停滞不前，还是毁于领导者手中，将取决于政府如何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持。如果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步入正轨，它将超越美国，并奠定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否则，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也很容易沦为世界最大的城镇底层人口聚居区。那样的话，将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