岌岌可危的是人的自由/环保主义作为一种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它也具有一些专制主义特点/作者关于阿尔•戈尔及其评论文章的争论/经济在这场争论中的重要性 尽管就环境问题我反复地在发言并写作，但却都不是很系统。所以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考虑就生活环境， 尤其是所谓的全球变暖——这场在当今是如此敏感的，并以如此不公正、不理性的方式在进行着的争论，向公众表达我更完整一些的看法。因为我一直都在不安地关注着，这个话题正越来越甚地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根本性的纷争。虽然毫无疑问它只是代替性的话题，而这，也正是我想要强调的。 显然， 当前纷争的主题是关于人类自由的——我再次强调这与生态环境无关。这些主题在相对富裕、较为发达的国家比在较不发达国家（较穷国家）更受到关注。而在相对贫穷的较不发达国家里，人们通常更关心的是其他（更为现实）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些相对贫穷国家，更有可能在这种（根本与他们无关的）纷争中受到最大的牵害。这些国家正在成为环保主义者的“人质”。这些环保主义者的主张是要以巨大的代价来阻碍人类的进步。最终的受害者将是那些最贫穷的人们。而他们野心勃勃的主张实际上几乎不会收到任何成效。比约恩•隆伯格（Bjørn Lomborg）说得好：兑现阿诺•戈尔（Al Gore）的所有建议（以巨额的财政支出为代价），只能带来如此可笑的后果，即，假如当今环境大灾难论者们设想中的情形成真的话，那么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居民被所谓上升的海平面淹没的场景将不会在2100年发生，而是在2105年到来！所以，他也和我一样，确信我们应该做些与此完全不同的事情，做一些能够产生真正效果的事情。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首先要大声地，就这一话题， 表达我对古典派自由主义者们，这个几近被判灭绝的人种所持观点完全的赞同。古典派自由主义者们所言极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已不是专制主义（而且在丝绒革命17年后的今天， 绝对更不会是它的那种极端版本，也就是我们捷克人亲身体验过的那种专制主义的版本），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这场政治运动最初源于谦逊的、或许其初衷本身是具有一定善意的环境保护主题， 但却逐渐自我嬗变成为一种几乎与大自然毫不相关的环境主义论调了。 这股意识潮流在当今，已经成为那些完全彻底地以人类自由为主旨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替代形式。环保主义是一种企图激进地，不计后果地（以对个人自由的严苛限制和人类生命为代价）改变世界的运动。它企图要改造人、改造人类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简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 为避免误会，我需要澄清，我的目的不是要干预自然科学或生态科学的研究。事实上，环保主义与自然科学毫不相干。而更为糟糕的是，环保主义与社会科学令人遗憾地亦无任何共同之处，即便其活动范围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地之内。从这一角度看，环保主义显示出（某些）自然科学学者天真无邪的状态，他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严格遵循科学原则，而一旦跨出其研究领域，便将科学原则完全抛诸脑后，遗忘殆尽了。 无论环保主义如何招摇其科学性，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它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真实世界、大自然以及人类，拒绝正视其自然演化进程。它绝对化地看待世界和大自然的现状，并把这种现状强行划归为碰不得的标准，把其任何一种变化都宣称为致命性的危险。 阿尔•戈尔在其不久前发表于纽约的并被广泛转载的演讲里明确表示“我们目前正濒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倘若我们在10年时间之内不采取措施， 将无法躲过一场不可避免的毁灭，人类文明在地球上将丧失栖身之处。”（纽约大学法学院，2006年9月18日）这一论断简直荒诞不经，可以称得上是危言耸听、谎报军情了。此类宣言，以及其他种种，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这颗行星的历史进程中，大陆和海洋的状态及形状，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构成，大气层的演变等等，都曾经经历过持续的变迁。其变迁原因既有内生性的、复杂的自然机制，也有人类不可控制的外生性因素 。这些机制——例如太阳的作用——是人类所完全鞭长莫及的。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人类也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导致这些变迁的因素之一。对环保主义者们而言——他们的想法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了 ——事实上人类活动成为一个外生性因素。地形地貌特征因人类行为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动物和植物物种增加了，某些局部的气候发生了变化。然而，除了少数地方性的例外，人类活动对于过往及现今的变迁，其影响重要性究竟如何至今仍很不清楚。 假如把当代环保主义者们的标准应用于譬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人类是一场永恒的生态灾难目击者，也是肇事者。我们将过去的生物栖息地变成了耕种区域，将原有的花草树木挤出去，并以农作物取而代之，结果导致了气候变化（或由于灌溉，或由于森林砍伐造成的沙漠化，或由于放牧造成的植被减退）。然而，正常思维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下结论。从当前环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对欧洲中部原始森林的砍伐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然而，中欧的森林为新的、不同的文化景观所取代，形成我们今日环顾四周所见到的景观，而且坦率地说，较之已经不复存在的原始森林，这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风景线——而且绝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而言。 假如我们仔细审视环保主义者的逻辑，就会发现那是一种反人道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繁衍。通过人类智力的发展以及人类重塑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人类已经突破了原始的自然的范畴。许多环保主义者拒绝将人类置于他们关切和思考的中心位置，这并非偶然。与他们的观点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词是否恰当或合适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并且承认——这确实是构成我思想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的确相信，“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对全人类整体的一种思考。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建立在将地球神格化基础上的所谓“该亚假说”亦复如是（从基督教视角对这种假说进行的批评，请参阅沙颇［Scharper］， 1994）。 环保主义者们看来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大部分陆地的现状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结果，而那些所谓的自然保护者们时常提起的争端，所针对的并非任何原始自然，而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举例来说，目前没有一个判断特定地区内动物种群的存在是否对人类活动构成障碍的标准，尤其是当这些种群是人类在过去数百年中改造了当地的地貌之后方才迁徙到这一地区时。 环保主义者们甚至漠视这一事实，即大自然——就像人类自身一样——也在不断地寻求并创造适合自身生存的条件。在某些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存条件因为人类活动而遭受威胁的同时，对于其他物种，生存条件或许开始变得有利。大自然本身能够对这些变化作出十分灵活的适应。情况历来如此，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是这样了。所以说很多报告计算在过去数十年中走向灭绝的物种的统计数据都是严重误导。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却仍经常被用来作为推行各种保护主义者的禁令、限制等的强有力的论据。动物物种的出现和灭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自然永远都在对变化着的条件作出相应的反应。 一个预先界定的、我们有义务对之进行保护的世界最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世界的状态，是庞大数量的天文、地理、气候（及许多其他的）因素之间自发互动的结果，也是生物界之中各个成员施加的影响所致，所有这些成员都在不断地寻求最佳条件以繁衍后代。大自然中存在的平衡状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事实上是由庞大数量的局部不平衡组成的一种“趋向性”平衡）。 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专制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或——用一个当今时髦的形容词来说就是——“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 就像其苏维埃式专制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他乌托邦一样，这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尽管是无法实现的）。 环保主义者们的攻击行动与时俱进，这一不难考证的善变特点使其怪异秉性暴露无遗：因为对他们而言，具体的批判目标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唤起公众的危机感，预言程度大到难以想象的危机，昭示那种威胁的严重性。一旦成功地营造出这样的氛围，当务之急就是采取行动，迅速行动，立即行动，而且不要为小事而耽搁，也不要因采用必要措施的成本问题而耽搁。在这种气氛下，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机会成本”（即因主次顺序的改变而浪费掉的和未兑现为收入的支出），避弃常规的、所谓“太过拖沓”的议会民主程序，不要等待“普通平民百姓”来理解（因为向他们解释清楚一切太浪费时间），应由那些知道如何去做的人士直接作出决策。 这不是偶然。环保主义诞生之初先是关注河流湖泊中水质及工业化地区的烟雾污染，接着转向了自然资源枯竭话题。细想那本由米都斯等人写作，由罗马俱乐部委托制作的荒谬而著名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以一种马尔萨斯式的风格预言“人口爆炸”和人口过多，并重点关注滴滴涕（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杀虫剂，以及其他化学元素和合成剂。环保主义还发现了“酸雨”，警示我们提防物种灭绝，发现了冰川的消融，海平面的上升，还有所谓臭氧空洞的危险，温室气体效应，直至最后的全球变暖。其中的一些灾难假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因为这些问题都被自然的、自发的人类行为有效地解决了。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专制主义者们打着人道和恻隐的旗号——诸如关爱人类、关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关心人的福祉等——正在有效地摧毁人类的自由。环保主义者们也以不次于之的高尚的口号——他们对自然的关注更超过了对人的关切（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激进口号：“地球第一”！）——做着同样的事情。在两者的案例中，口号曾经（而且仍然）只不过是个烟幕弹，真正重要的（至今犹然）无非是权力，是 “被上苍指定的人们”（他们如此自我评价）的特权，是对我等芸芸众生强行贯彻唯一正确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改造世界的支配权。 我同意马雷克•罗耶克（Marek Loužek）的观点，他说的环保主义者们“努力试图改革社会秩序，努力消除因自由市场带来的社会及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Loužek, 2004），其实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捷克共和国工业与贸易部现任部长马丁•西曼（Martin Říman）是捷克的一位重要的反环保主义人士，他多年来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他最新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欧洲的变暖歇斯底里症》（The European Warming Hysteria，参见参考文献）明确指出，欧盟委员会增加所谓可再生资源份额的决定“与环境保护没有任何干系”，而且“与所谓全球变暖的相关度甚至更低”。他认定某些欧洲政客近来野心勃勃地领导抵御全球变暖的战役，是在“浪费精力”。他以下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欧洲的先锋地位，比在脖子上套个红领巾还要没有希望。” 我还同意伊万•布列辛纳（Ivan Brezina）的观点，如在他的文章《作为绿色宗教的生态主义》（Ecologism as a Green Religion, Brezina, 2004, 37—57页）中所说的。这位作者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生物学家，他非常正确地、严格地将这种“绿色宗教”与“科学生态学”区分开来，这种区别是某些人至今根本不能理解的，或者他们是装作不理解。布列辛纳不认为环保主义（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生态主义”）是“对真正的生态危机理性而科学的回答”（43页），这场危机——我要补充的是，并不存在——其实是对“当前文明形式”的一种总体否定。激进环保主义是建立在认为问题就隐藏在“现代社会的本质当中”（53页）的观点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必须改造。 伊万•布列辛纳还明白无误地对有关阿尔•戈尔本人电能浪费的丑闻，作出了闪电般迅速的回应。在他的文章《变暖宗教大公爵的身上一丝不挂》（The High Priest of the Warming Religion Is Naked，Mladá fronta Dnes, March 3rd, 2007）中，他毫不妥协地揭露了戈尔之流的伪善嘴脸。 英雄所见略同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卡莱尔•克里氏也将环保主义视作“一种新宗教”。他非常风趣地问道：“谁应当对捷克的舒玛瓦山区和科尔格诺士山区正在消失的冰川负责？该不是那些青铜器时代骨灰瓮文化时期的史前人类吧？” 我还可以引用持相似观点的其他捷克， 尤其是国外作者的论述。可惜的是，这些（ 还有类似 ）对环保主义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不论是在捷克国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如今都为少数派的主张。在当下的氛围中，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并且很明显地——在所有那些无需直接对任何人负责、因而属于“后民主的” 如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中，这些观点都被视为政治性错误，并且因此被严重地削弱和孤立。 捷克绿党主席马丁•布尔西克（Martin Bursík）在他的题为《千万不要低估生态风险》（“Let Us Not Underestimate the Ecological Risks”，Bursík，2007）的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实际上是抱有政治野心，想要改变目前现实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为创造政治的、体制的、经济的生活环境，以确保人类的——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捷克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政治代表工作”（69页）。让我们来注意他发言中的这几点： 他说到了未来。根本未作出定义的、也无法定义的，“生活环境“， 根据他的说法，尚待创建。也就是说，对此进行的思考都是局限在将来时里。如此而来，这样一种环境，有利于地球上的——尤其是有利于捷克的——生物生活的环境，迄今从未被创建出来过。这话没有道理。除此之外，这些人似乎完全忽视了自专制主义垮台以来在捷克发生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环境改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是由友善于环境的（却对环保主义者不友善的）市场所“安排”的，是由市场价格和私有制联手打造的。布尔西克要么是完全否定这样的体制，要么是认为做得还不够。 他所谈论的不是局部的变化——经济学家所谓的边际变化——而动辄是“全人类”的解救，不幸的是，这是我们曾几何时听得太多的那些东西。 他仰赖于政治行动，而不是依靠自发的、非政治的、无人策划组织的，由数百万明辨是非的人民——出于自身利益——理性参与的行动。古典派自由主义信条，即人类的“思想和技能”将“总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根据布尔西克的说法，只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理论”，他对此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