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托马斯•奥登（Thomas C. Oden）教授主持编辑、翻译的《古代经注》（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先后以多种语言文字出版，这是世界基督宗教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有力推动了学术界对古代基督教会及其《圣经》诠释的研究。这套古代圣经注释丛书长达29册，收集了自基督教会创立至公元八世纪中叶这一漫长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教父对《圣经》的注释、解说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黄锡木先生的主编下，《古代经注》中文版也先后在中国港澳台等地问世。这不仅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宗教学术经典汉译工程，而且也是对中国学术界古代教父学和圣经学研究的重大推动。在许多年前，托马斯•奥登教授就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多语种翻译四处奔波、呕心沥血。他为此也曾专门来过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我交谈，向我描述了他想将这套丛书译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的宏大计划，我也向他推荐了在中国天主教会和南京等地教界、学界可能的翻译人选。值得一提的是，奥登教授此次中国之行也颇费波折。由于他助手的疏忽，在办理来华签证时因他的护照过期而换了新护照，奥登教授误以为同时也办好了签证，遂带着这本没有中国签证的新护照飞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结果不能入境而改飞邻近的第三国补办加急签证。他再次来到北京已为凌晨时分，故而一大清早就带着行李直接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为其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也很遗憾自己在其丛书汉译工作上没能参与。为此，对黄锡木先生及其编委会专家学者在本丛书中译本出版上的努力及其贡献，我亦深表敬意和谢意。 《古代经注》所辑录的文献真实反映了基督宗教创立其教会、形成其教义思想的原初面貌，再现了古代教会的经文辨析和释经传统。正如奥登教授所言，这套丛书是“第一次为现代读者提供新旧约圣经最早的基督教注释和反思”，因而弥足珍贵。可以说，这套丛书突出的是其文献价值，体现的是返本溯源的精神。其对古代文献搜罗宏富，既有原典经文，又有多位教父的注释，而且这些注释“来自那些最能反映古代基督信仰思想共识的作者”，故而展示了古代基督宗教思想的真实图景。 对于西方教会的释经传统和学术界的经文研究，人们一般习惯于关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尤其是十七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学术进展和研究成果。这种近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始于对《摩西五经》的文本考证和经文辨析，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同事卡尔斯塔特（Karlstadt）和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都曾分析、研究过《摩西五经》，对其经文加以解读，并有着种种释疑辨难的探讨。此后，十八纪的欧洲学者特别关注《旧约》中的“神名”问题，如德国学者莱马路斯（H. S. Reimarus）、莱辛（G. E. Lessing）、艾希霍恩（J. G. Eichhorn）和法国医生亚斯突（Jean Astrue）等人都曾深入解析《旧约》经文，尝试对其“神名”的多种形式加以说明，由此形成了解读《摩西五经》成书及其结构的“残篇说”（Fragmentary Hypothesis）、“补充说”（Supplement Hypothesis）、“结晶说”（Crystallization Hypothesis）、“底本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等理论。其中十九世纪下半叶树立起的“格拉夫-魏尔豪森的四底本说”（Graf- Wellhausen Theory）曾经风靡一时。在《新约》研究上，则以十九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圣经评断学”（Bibelkritik）最为著名。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鲍尔（F.C.Baur）、希尔根费尔特（A. Hilgerfeld）、施维格雷尔（A. Schwegler）、施特劳斯（D. F. Strauss）等人以现代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来对《新约》卷册及文句加以考证，提出了所谓体现为“章句评断”或“复原评断”的“低级评断”，以及体现为“史学评断”或“寻源评断”的“高级评断”等“评断方法”。在此基础上，鲍威尔（B. Bauer）等人进一步拓展，对《新约》“福音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关于“福音”来源的“口传说”、“互凭说”、“文献说”等理论。直到二十世纪初施韦泽（A. Schweitzer）发表《耶稣生平研究史》，“圣经评断学”的使命才宣告结束。这些研究及其成果虽然有其历史功绩和重要价值，却仍暴露出其缺陷和不足。奥登教授因此指出，“近代的学术研究过分注重启蒙运动后的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方法，以致严重忽视人们对历代教父解经宝藏的渴求”。这曾经造成“大部分的古代注释都被遗忘”的局面，并且使近现代基督教会基本上“丧失了早期教父们富有影响力的灵感”。 为此，这套《古代经注》的基本立意，就是要“尽力摆脱只专注在没完没了的现代释经方法的诱惑”，在认识基督信仰的原初观点上归真返璞，并能直接了解“早期解经家的真知灼见”。这样，丛书编者遂想为“今天的读者”尽量提供一些“现成的文本研究资源”，并且强调丛书所录的这些文献乃是“早期普世基督信仰传统中多文化、多语言，以及跨时代的资源”。诚然，这些文献是基督宗教的传统文献，属于圣经研究的基本范围，但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人们“文化对话”、“文化比较”及“文化求同”的发展趋势下，它们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宗教经典比较研究、不同文本的经文辨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在中国当今“文化寻根”、“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的氛围中，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读经热”，市场上也办起了不少“读经班”，但经文究竟应该如何去读，其读经的意义究竟何在，上述“读经”却往往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所以，这套圣经注释丛书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或许也能给我们的“读经”、“习典”提供有益借鉴和重要启迪。 经典传承文化，文化精神亦会浓缩、聚焦于经典之内。人类不少发展出伟大文明的民族都是拥有其经典的民族，而且具有重要文明意义的宗教一般亦有其经典传承。《圣经》是基督宗教的经典，亦是犹太民族及其古代地中海地区相关民族的重要经典，现在《圣经》已经成为在全世界影响最广、翻译文本最多、印刷量最大的宗教经典。中国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中文圣经的最大印刷国，并且也已经将大量中文圣经发行到海外以供海外华人读者之需。因此，对于《圣经》的中文研读，自然有其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和国际意义。在以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姿态展开文化对话、文化交流之际，应该说《古代经注》对于中国基督教界、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对宗教、文化和经典等探究有着兴趣的广大读者，都是值得关注、开卷有益的。 此外，这套丛书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深入、广泛的阅读可能，即在“附录：本书引用的早期基督教作家和引用的文献”部分提供了“希腊文文库”（TLG）和“拉丁文文库”（CETEDOC）等电子文库。十九世纪的法国著名学者米涅（J.- P. Migne）曾编辑出版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教父全集》，包括《希腊教父全集》161卷和《拉丁教父全集》221卷，为学者研究基督宗教的希腊、拉丁文献提供过很大的便利。而当代基督宗教希腊文拉丁文文献电子文库的面世，则将更为有力地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全新的发展。 卓新平 2012年4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