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志：意象与意义 不同的类型社区－－从古老的西部到城市黑社会到外太空－－提供了一个戏剧展开的舞台，也提供了一个颂扬特定行为和价值的重要领域。为了陈述任何类型社区中的实物和角色的内在意义或者本质含义，我们要考虑类型的图像志（iconography）图像志是把艺术品中的形象、主题和题材等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的学科，它不同于对艺术品的进行整体考察的图像学（iconology），但两者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译者注。图像志包含了由一个流行故事的不断重复而产生的叙事和视觉编码的过程。例如，西部片中的白帽子或者歌舞片中的高帽子就是有其意义的，因为它在叙事系统中提供特定的象征功能。 这个编码过程发生在所有电影中，因为电影故事讲述的本质就是在故事发展时把它指派给“空的图像”（bare images）。例如，在《公民凯恩》的最后一场戏中，燃烧的雪橇和“禁止入内”标志的象征回应是由于影片叙事过程的累积效果而产生的。《公民凯恩》中的这些效果在单部影片中积聚，在我们观看这部影片之前是没有意义的。 相反，类型图像不仅通过它在个别类型电影中的使用来呈现意义，而且还将其用法联系以整个类型系统本身来呈现意义。西部片的白色马匹和帽子在一个角色开口说话或者行动之前就从人物造型上确定了他的身份，这是因为我们先前对于戴白帽子和骑白马的人的经验。当然，更为有趣和吸引人的类型电影绝不仅仅是传送完整无缺的视觉符码－－就像许多1930年代的B级西部片，它们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而是操控视觉符码来加强它们的主题效果。 （图注） 许多类型电影在开场的演职人员字幕结束之前就为我们提供了图像志线索，图为电影《花车》（The Band Wagon）的画面。（私人收藏） 注意《双虎屠龙》（约翰·福特，1962）中主要角色的服装符码。在影片中，吉米·史都华（Jimmy Stewart）扮演兰塞姆·斯托达德，一个在东部长大的律师，他一心要开化一个名叫兴伯恩的西部社区。电影开始时，斯托达德找到了洗碗的工作（兴伯恩不需要律师），一直穿着一条白色的围裙－－甚至在他与利伯蒂·瓦兰斯的高潮枪战的时候也是如此。李·马文（Lee Marvin）扮演典型的西部反面主角利伯蒂·瓦兰斯，他受雇于当地的牧场主人，其工作是阻止州自治和在牧场里围栅栏，他穿着黑色皮衣，拿着镶银圆头黑皮鞭。 而调停这两个敌对人物的是汤姆·多尼芬（约翰·韦恩饰演），一个有着超凡魅力的当地牧场主，他认同州自治。多尼芬最终为了救斯托达德而杀了瓦兰斯，因而促使斯托达德获得了政治业绩，并且担任了社区领导者。在整部影片中，多尼芬的穿着是黑色和白色的各种各样的搭配。他的衣服反映了他作为最终的社会秩序的杀人任务承担者的暧昧角色。当然，导演福特通过操作不仅仅是西部服装图像志的方式，还采用了其他大量的手法来发展多尼芬的悲剧角色，但这个例子指出了电影制作者运用类型已经建立起来的视觉符码来创造复杂的叙事和主题的情境。 类型的图像志不仅包括了叙事的视觉符码，还显示了主题价值（白色、开化、善良相对于黑色、无政府状态、邪恶，还有暧昧的白与黑）。我们在西部片中区分穿着白衣服和穿着黑衣服的角色，或者在歌舞片中区分那些唱歌跳舞的人和那些不唱歌跳舞的人，这些区分反映了内在于这些社区的主题冲突。因为视觉编码在叙事的和社会的价值，也延伸到了类型电影制作的非视觉层面。这样的元素，比如对白、音乐甚至是演员阵容，都可能成为类型图像志的关键组成部分。 比如，回想刚才描述的影片中的演员阵容的合适性（史都华扮演天真的理想主义者，马文扮演狂乱的无政府主义者，韦恩扮演坚忍克己的中间人物），或者特定电影明星往往与特定的类型联系在一起。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和汉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都已经成为类型意义生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把鲍嘉看做是典型的硬汉侦探而把阿斯泰尔看做是最佳的、无拘无束的、自信的歌舞人，我们在想的不是这个特定的人或者任何单个的银幕角色，而是一种银幕特性－－也就是，一种在每一部个别影片中有效地超越了其角色的态度性质的姿态。 类型的图像志反映了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定义了它的特定文化社区并且延伸到构成它的实物、事件和角色类型之上。每种类型内含的价值和信仰系统－－它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决定了其角色的演员挑选、问题（戏剧性冲突）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我们也许会把电影类型定义为，特别是在它们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问题-解决的操作：它们再三地面对特定文化社区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反向的价值系统），通过主要角色的行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因此，每种类型的问题-解决功能影响了它独特的形式和概念的身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