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暗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动。暗杀组织是历史的标点，早于民族国家、常备军、国王和王后、君主和皇帝。暗杀挑起战争，带来革命，导致国家甚至全世界力量的巨变。暗杀不仅仅是谋杀。暗杀是采用阴险的暴力手段进行杀戮，被杀害的通常是（但不完全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暗杀的动机是明确的，目标通常是一个指定的个人或与之相关的小群体（往往是其家人及亲属）。暗杀是政治性谋杀，其中的动机，无论如何复杂，都与权力脱不了干系：没有权力的，通过暗杀获得权力；权力在握的，借助暗杀得以保持。 每一个伟大帝国的繁荣和衰落，都因权力、贸易、宗教和商业地位的制约而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当权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这个世界，暗杀使得当权者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从而让帝国传奇得以续写。 伟大帝国离散的历史是持续弑君的历史，它们的兴衰往往通过暗杀关键人物来决定。统治者来时风光无限好，去时却大多血泪成河。作为斗争的一种方式，暗杀被经常采用。当战火到来之时，男人通常选择匕首作为武器，女人（一般是这些要人的妻子和母亲）则宁可选择毒药。 所有这些古老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关键人物都特别容易遇刺。这些帝国高度集权，权力集中在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身上，并且他还掌控着对臣民的生杀大权。但是，正是皇权的高度集中，使得暗杀成为一条通向诱人的帝国霸权的捷径。权力归属于戴皇冠的人，但无论这皇冠多么华丽，它所具有的也只是一顶羊绒帽的特征：一个尺码适合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说了算。对于耍小手段和玩把戏的王权持有者通常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经历。虽然许多领导人认为他们是神在人类中的化身，但是由于直接进入一种源自他们所选择的虚无的、超凡的神的力量，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对抵抗残酷的死亡命运并没有任何保障，而死亡却总是被自己的亲属所掌控。所有这些帝国和它们的领导人，最终都踏上由暗杀者控制，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节奏，整个世界缩减为两个阶级：推动者和动摇者。 当今，最常见的暗杀形式是由国家赞助的，其普遍性远远超过大多数现代政府愿意承认的范围。这是常见的正常外交过程的扩展，而且比战争更划算。第二次海湾战争前，暗杀萨达姆·侯赛因的方案（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最划算的方案）在白宫记者通报会上被公开讨论。[ 2002年10月1日，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向记者介绍。被问及战争的花费，弗莱舍表示布什政府鼓励美国人刺杀萨达姆·侯赛因，认为“消耗一颗子弹”会成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立即成为众所周知的“8美分方案”——因为购买一颗子弹的成本为8美分。但小口径子弹并不一定是首选武器。尽管有明确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总统使用暗杀手段[ 福特总统发布第11905号行政命令，禁止政治刺杀。这道命令规定，“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或参与策划政治暗杀”。卡特总统对这道命令进行修订，去掉“政治”一词。1981年，里根总统发布第33314号行政命令，与前一条命令基本相同。 ]，但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认为奥萨马·本·拉登将会在阿富汗的营地会见其他基地组织领导人，布什的前任——克林顿总统，试图下令用巡航导弹袭击该营地来解决本·拉登问题。这当中，100万美元一枚的导弹成为现代豪华版暗杀工具。 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大帝遇刺，杀手所使用的工具（刀和剑）要原始得多。然而，在过去的2000多年，从事暗杀活动的每个人都从这次暗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它使暗杀策划者弄巧成拙：除掉了他们的领导人，却没人能够上台掌权，并且在恺撒血洒参议院台阶之后的三年中，他们相继死于非命，无一幸存。自这次暗杀事件之后，暗杀的操纵者开始鼓舌如簧地否认暗杀事件。除了恐怖组织，很少有人吹嘘自己的暗杀行动。然而，近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暗杀的时代。布什政府和以色列（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都把暗杀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前者曾经公开宣布过这一政策。后者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以“暗杀”闻名的阿萨辛组织，这个无情的秘密组织让1090—1256年的中东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 美国自1945年以来，暗杀事件主要作为一种秘密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过。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开始不再费心去掩盖其暗杀行动，并且在非常公开的场合企图暗杀卡扎菲、萨达姆和本·拉登。使用选择性暗杀对付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政策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被继续推行。无人驾驶的猎食雄蜂战斗机虽然是从巴基斯坦机场起飞的，却受到美国内华达州一个空军基地的控制和操作。他们已经卓有成效地暗杀了基地组织的高级指挥官，这些指挥官曾愚蠢地想逃离自己隐藏的巢窟。 在阿富汗地面上，北约联军派遣了一个名为“373特遣部队”的高度机密的黑色行动组织，用来搜捕一些目标人物，其抓捕名单上赫然在列的有2000多人。该名单曾被称为“高级行动”，现在美其名曰“joint prioritised effects list（JPEL，共同优先效应名单）” 。JPEL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以及重要的毒品交易者。许多人被暗杀，经常在半夜死于床上。数千人已被抓获，并且未经审判就被带走处决或监禁。在这种类型的行动事件中，掌握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能够暗杀目标人物的能力——也仅仅是针对暗杀目标的能力。但这并不表明美国特种部队非常强大，也发生过几次妇女、儿童和平民惨遭杀害的事件。而在一次攻击中，阿富汗警务人员也被他们射击致死。正如每一个反暴乱指挥官都明白的，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是一场公共关系灾难。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唯一总理就是职业刺客的现代国家，这位总理名叫埃胡德·巴拉克，他领导了近代以来最大胆的谋杀行动之一。他于1973年4月6日装扮成一个女人（戴着黑色假发，浓妆艳抹，穿着女鞋，提着手提包，以手榴弹填充文胸），率领一支暗杀队伍，在夜间潜入贝鲁特，开枪打死了3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层人员。 现代的以色列自建立以来，暗杀一直是其实施公共政策的一种手段。但近来却打破了过去的限度，其政治家们现在热衷于对此类事件大吹特吹。2004年3月，以色列暗杀恐怖组织哈马斯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之后，他们自豪地吹嘘，这是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下的命令。但这只是为了确保在安全内阁表决会上能够获得多数投票，而不是为了掩饰命令是谁所下或谁应对此负责。 这次暗杀受到了除华盛顿之外的各地政客的谴责。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是其中最典型的国际政客，他称这次暗杀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和极不正当的”。[ 全文如下：“以色列无权施行这样的非法杀人行为，因此我们要对其进行谴责。这一目的很难完成，这样的目的同时也是非正义的，不能被人接受的。”2004年3月22日。 ]然而，暗杀从道义上讲却是多变的。2003年7月，美国军队暗杀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发射了一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击中他们藏身的别墅，并没有做出活捉他们，使他们按罪行接受审讯的尝试。这一次，英国却没有发出关于不法行为的言论。相反，斯特劳把责任归咎于乌代和库赛两兄弟，说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曾有机会离开伊拉克却没有选择离开。[ 2003年7月24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斯特劳声称，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撤离伊拉克，但是他们决定留下来。换一种说法表达——“是你逼我做到这一步的!” ]而一位美国军方女发言人就不太慎重，说士兵们是“绝不轻浮的”和“绝对自豪的”，把101空降师进行的攻击说成是“踢屁股（海扁）”。她还说：“101空降师有一个令人自豪的军事历史传统，而这次攻击正好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随后，美国否决了联合国谴责这一暗杀事件的决议，而英国则弃权。这是自诩为“世界道义卫士”的国家的又一次胜利。 2010年，以色列暗杀队在迪拜的酒店房间暗杀了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嫌疑人分别持有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假护照，后来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此外，对于此事件，还有许多来自外交部和英国政客的剑拔弩张的陈词滥调（如“严重危害”“是一种耻辱”“需要全面调查”等），但仅此而已。这与1986年的做法相去甚远。当时，由于一位摩萨德特工丢失了一包以英国国籍为掩护的假护照而被披露，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冻结了摩萨德在英国的行动。这一次，英国从伦敦将一位摩萨德官员驱逐出境——这并不比采用武力报复轻。 相反，在以色列，人们庆祝迪拜的暗杀，并迅速被通俗文化所接受。一家名为“免费货仓”的零售连锁超市，模仿暗杀监控录像的内容，制作了一个电视广告，广告标语是“被击毙的价格”。这段监控录像是由一位参与暗杀的警察提供的，当时他正在一家超市附近游荡。 在暗杀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后，一切恢复如常。以色列在安全方面得到如下认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国际法律条款，使他们得以豁免。 1967年，他们袭击了一艘美国间谍船——“自由号”航空母舰，导致34人死亡、170人受伤。当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自由号”并没游离公海，而且船上美国的星条旗在东部地中海飘扬，相当醒目。这次袭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使用大炮和鱼雷分别从空中和海上轰炸“自由号”。尽管有证据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但以色列人却心存侥幸，声称这只是一个“误会”。仅这次事件的侥幸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正视的态度，使以色列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攻击任何我们想要攻击的人。 这种情况极少有例外，其中之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派暗杀小组去伦敦时，伦敦警察厅警告以色列驻英大使，如果他们的暗杀计划继续执行，这位大使将被指控犯有合伙谋杀罪。在矢口否认后，以色列暗杀小组打道回国了。 这本书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并非所有的暗杀行动都会在书中提及。相反，我把暗杀看作一种政治现象，并且试图找出其主题和贯穿历史的暗流——始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为，现在却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固定特征。没有哪天的报纸不报道来自世界某个地方的与暗杀有关的事件。政治领袖、政府部长、政治家、法官、警察、记者、工会积极分子和民权律师都经常遇刺，暗杀他们的凶手却很少被逮捕或被绳之以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杀手从过去的事件中学到了很多，并且成长为熟练的特工。现代的一些暗杀事件（如钱德拉·百色、罗伯特·肯尼迪、吉姆·琼斯、女警官伊冯·弗莱彻和伊扎克·拉宾遇刺事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杀手行刺了他们的目标人物之后便逃离现场，并非常有效地掩藏了自己的行迹。不过，这些只是特例，这些案例中留下的线索足以泄露机密。 关于暗杀，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大致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把每件事都看成是蓄意谋划的，另一个阵营则喜欢把每件事都看成是碰巧撞上的。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现实情况是，暗杀事件太过复杂，而不能完全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看法。并且，蓄意论和巧合论往往交织在一起，已经远远超出两者平衡而论的限度。 蓄意论的弱点在于它过多依赖于假想的事件关系，常常将关系与原因混为一谈。大量证据表明，在美国，意大利黑手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暗杀肯尼迪总统，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那样做了。因为每次暗杀都存在大量徒劳的策划和阴谋，关键是要把策划和行动分开。 这种复杂而矛盾的事件用巧合论方法来解释通常也是不够的。这是思想上在偷懒，不足以作为可行的分析手段，通常只有在难题得不到解决和大量证据被忽略的时候才奏效。例如，官方对戴安娜王妃之死的解释（官方称是由于司机酒后失控、鲁莽驾车所致，与他人无关）是仅有的没有任何可信证据的例子。 这次事件调查中使用了血液浓度测试，“证明”了司机亨利·保罗喝醉了酒。然而，这项技术令人质疑。[ 第一次血检所采用的取样方法是用勺子从其胸部取出血样。这样的检验方法很显然会带来极高的伤口感染风险。 ]英国法律近二十年来并未准许采用这种不精确的检测技术，鉴定结果毫无价值。如果鉴定结果是准确的，那么亨利·保罗在发生车祸身亡约两个小时前到丽思酒店时，就不仅烂醉如泥，而且还会因体内有30%的一氧化碳而中毒。[ 当局获得他的血检结果，并在一档名为《戴安娜：车祸背后的秘密》的电视纪录片节目中将其公布。这是Fulcrum TV 1998年6月为ITV制作的一档节目。 ]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包括视觉模糊并出现重影、眩晕、恶心、不能保持身体平衡、思维不清晰、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语无伦次等。如果保罗饮酒过度，一氧化碳浓度又超标，他周围的人一定会立即察觉。然而很明显，他并没有这些症状。他用英语（他的第二语言）与戴安娜的保镖愉快地交谈，而丽思酒店的安保录像也显示他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有足够的把控能力，甚至能弯腰系鞋带，这些行为对于体内含有如此大量酒精和一氧化碳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的。迄今为止，还没有病理学家能够给出一个相关的解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解释是，这一事件是“一个谜团”。同时，事故巧合论的支持者应付这种尴尬的问题也只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这并不是巧合论支持者遇到的关于巴黎撞车事件的唯一麻烦。重要的目击证人并不支持司机驾车飞速驶去而无人靠近的看法。相反，他们谈到了当戴安娜乘坐的奔驰轿车驶入隧道时，一辆摩托车对其进行骚扰，致使奔驰车司机亨利·保罗难以保持直线行驶。然而摩托车驾驶员的身份却从未得到鉴别。不过，如果他的动机仅仅是要骚扰司机，那他犯有过失杀人罪。如果他的意图是引起撞车，那么他则犯有谋杀罪。 只有一小部分暗杀是自发事件，由患有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单独采取行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有两个或更多的人参与暗杀，用法律术语表达就是阴谋集团。 在尤利乌斯·恺撒刺杀案中，同谋者达60人。他们之间交易的条款是，具体行刺的十几人必须精诚团结，使恺撒倒于血泊之中，完成谋杀计划，使这次谋杀成为经典。 实际上，现代所有主要的暗杀都牵涉到这样或那样的情报和安全服务部门。在20世纪，几乎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暗杀，都是要么由他们执行、协助，要么被他们允许，要么是由于他们未能充分保护目标造成的——同一事件中往往蓄意和碰巧的因素同时存在，就像一杯充分摇匀的由蓄意和碰巧调和而成的鸡尾酒。 也有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其阴谋错综复杂，涉及首相、总统、间谍首脑、训练有素的杀手和世界上最奇特的武器，但由于其随意性，在最后关头以失败告终。如果事件出现在一个二级电影里，由于其完全不可信，观众会觉得毫无看点。 在电影里，训练有素的杀手知道，长期的徒刑将会随之而来，因此他们不会在暗杀目标的家门口露面，并且没有精神信仰危机。他们拒不招供，拒不投案自首。电影观众永远无法容忍这种牵强的情节，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竟然发生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个来自同一情报部门的杀手，一个接一个地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在小说里，顶级间谍首脑在与其政客会晤期间，不会用笔记下“不要提‘暗杀’二字”等字样，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会那样做。在最棒的惊悚片中，消声器是任何现代杀手的必备，而且往往效果惊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高收入、受过训练的杀手会将消声器扔掉，因为它会把手烧伤。 没有哪位好莱坞编剧会构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精明的杀手组织决定行刺一位政治领袖，他们同意掩盖他们的行径，并且只字不提他们的计划，也不会写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作为文件，使之广泛流传。但相反，他们实际上却那样做了。 电影里，炸弹总是在英雄逃离大楼时爆炸。没有哪位制片厂老板会容忍这样的脚本：一卡车的三硝基甲苯（TNT）由于邪恶的恐怖团伙忘了系上雷管而没有爆炸。但现实中这样的事却发生了。 第一个是俄罗斯的例子，第二、第三个是美国，第四个是英国，最后一个是伊斯兰圣战组织。 正如新西兰警方对法国人袭击绿色和平船——“彩虹勇士号”事件调查时发现的那样，业务不精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特色。受过高端训练的杀手带着粗制滥造的瑞士假护照和记有巴黎法国国防部直拨电话号码的笔记本，以及被忘记带走的潜水用的氧气瓶（配有法国标志）。他们被一个守夜人看见并记下了车牌号。正如一个法国老情报官指出的那样，犯罪现场除了一顶贝雷帽、一个法式面包和一瓶博若莱酒，他们不可能留下更多的线索了。 不足为奇的是，由于过去几年的大量披露，时下流行解雇世界上这些情报机构中笨手笨脚的傻瓜们，他们是英国常以完美的行动理由塑造的形象。尽管通过情报业务来运行，但是不称职并不是唯一的争论点。世界安全和情报部门具有所有大型组织机构的许多特点：官僚内讧普遍存在，并伴随着急剧上升的平庸无能。像其他臃肿的体制机构那样，无能和惰性难以控制。重度饮酒和以酒精为动力的偏执狂是常见的，世界上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有数量相当的醉鬼、心智失常者和强迫症患者。就他们所做的工作而言，很可能数量大得惊人。 情报人员把自己的大部分生命都耗费在人类情感的暗沟中。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使用诡计，表现出人类心理最丑陋的方面（诸如唯利是图、背信弃义、口是心非、贪婪、不忠等）。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个完全颠倒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失真的。道德只是一种幻想，那些从事暗杀业务的人的大脑关键部位受挫，切断了道德与行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系。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暗杀就成了当下流行的政治事件。 在1957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他的同僚——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军情六处（英国情报和间谍活动代理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联合计划。他们首先制造了一系列边境事件，为入侵叙利亚作掩护。该计划中提到，“应作出特别的努力，清除某些关键的人物”。拟暗杀的名单上列出了当时叙利亚的三位重量级人物：阿卜杜勒·哈米德·萨拉杰，军事情报处的头领；阿菲弗·比兹里，总参谋长；哈立德·巴格达什，共产党领袖。该计划还包括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权，这个政权“首先可能需要依靠采取镇压措施并任意行使权力”，也就是通常依靠酷刑、国家资助的暗杀来开展行动，并且全然不顾法治。老谋深算的政客麦克米伦牢牢地把控着计划，拒绝与他人甚至参谋长讨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积习已久的“长舌妇”，常常会“喋喋不休”。 这并非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唯一的一次涉足暗杀领域。大量的记录显示，在整个1960年，英国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和比利时人都在密谋暗杀颇具魅力的刚果民选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英国与华盛顿的情报人员、文职官员和政客（包括三个总理）在一次绝密的政府会议上讨论了这个计划的方方面面，这些人包括内阁成员以及总统或首相。 虽然这些讨论是秘密进行的，大西洋两岸的选民却被卷入了媒体的漩涡。1960年8月底，两位“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拍摄到穿着晚礼服的照片，两人显然是在进行即兴交谈。这是一次公关的胜利，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报道员（以及他们横跨大西洋的同行）告诉观众，两个伟大的领袖讨论了一切，从世界和平到英国纺织行业的绝望状态。“艾克和麦克秀”是麦克米伦的杰作，此后不到六个星期，他以绝对多数选票再次当选。 英国广播公司的观众并不了解他们的秘密议程：截至此时，英、美关于暗杀卢蒙巴的计划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在1960年7月的前几个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发出了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号召。中情局责令其顶级药剂师——代号为“QJ/WIN”的杀手准备一种致命的毒药，前往非洲暗杀卢蒙巴。在白厅的思路还不怎么清晰的情况下，英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认为“确保卢蒙巴从舞台消失”的简单方法是“直接杀了他”。不过，比利时人在联合国及其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纵容下，率先到达非洲。在遭受数天的严刑拷打之后，卢蒙巴最终被比利时人处决。 毋庸置疑，如果比利时人没有这样做，美国人也会杀掉卢蒙巴，因为他们在刚果有自己的暗杀小组，并与英国人密切合作。伦敦或华盛顿“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绝不会在道义上对暗杀一个民选领导人提出质疑。事实上，这位民选领导人只不过是想提高这个星球上一些最贫穷的人的生活水平——通过使用该国巨大的矿产财富造福本国人民，而不是靠暴富的外国投资者。[ 卢蒙巴曾反复强调“开采刚果矿产资源最先要造福我们的人民和其他非洲人”。美国则认为，这会为共产主义掌控这一地区铺平道路，“为联合国的影响力，及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60年8月2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发出的电报继续将尽快除掉卢蒙巴设为首要目的。杜勒斯曾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律师，而该家族是刚果最重要的投资人。艾伦·杜勒斯与其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共事。这家事务所是英-伊石油公司的法律顾问。1953年，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伊朗政变保护了这家公司的商业利益。艾伦·杜勒斯还曾担任亨利·J.施洛特尔商人银行的主管。这家银行是伊朗工业银行幕后协会的一员，也是英-伊石油公司的资助方。在南美洲，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还为联合果品公司做代理。1954年，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发动针对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的政变，仍保护了这家公司的利益，而古斯曼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领导人。艾伦的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担任美国的国务卿，也曾在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工作。一般情况下，政治行动会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而对于杜勒斯兄弟而言他们个人的利益也被卷入其中。 ]卢蒙巴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其政治非常接近独立战争中反对英国、缔造美国的人。他被美国人和英国人描绘成共产主义分子和俄罗斯的走狗，这被用作暗杀他的借口。 当英、美两国领导人正在谋划暗杀卢蒙巴的时候，法国处决了另一位具有魅力的非洲领导人费利克斯·穆米埃，他是来自喀麦隆的一个激进的政治家。穆米埃知道他自己非常危险，因为法国人当时正在执行一个重大的暗杀计划，目标是谋杀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支持他们的记者和学术界人士。穆米埃认为待在日内瓦是安全的，但正好相反，因为瑞士处于中立地位，对法国没有实际约束意义。穆米埃会见了一个他认为是记者的人，并劝说他的女朋友，她不跟随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他们将谈论政治问题，她跟着只会觉得无聊。但这位温文尔雅的、着迷于非洲政治的66岁的“记者”，其实是一位法国情报官员，他在穆米埃的开胃酒中下了致命的鼠药毒素。这是这种特别的毒药在暗杀中首次被使用，但制造这种毒药的法国医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毒药提炼不精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只是法国人无能的开始，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们的杀手用错了剂量。尽管存在这些失误，穆米埃两周后还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他存活的时间足够让那位十分可疑的瑞士医生为当地警察准备好证据，但这段时间也足够让法国政府派来的那名杀手逃走。瑞士政府签署了逮捕状，但杀手最终还是没有被抓到。 当法国情报局（SDECE）悄然以一个新的法国南部身份安置了其代理人时，德国警方正在审讯一位俄罗斯的杀手。此人在当年年初叛逃，他承认在德国执行了两次暗杀，一次是在慕尼黑，一次是在法兰克福。两个受害者都是自封的为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而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这四个国家分别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全球卫士，承诺要给世界带来和平，尊重法律，提倡宽容以及尊重人人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基本权利。然而，它们都积极参与暗杀活动，直接执行自己的领袖（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和赫鲁晓夫）下达的命令。 1959年和1960年，一个广泛而深入的计划在超级大国的首脑会议上被讨论。当时，这四大巨头大步迈上国际舞台，畅谈着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伟大事项，并试图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而实际情况是：艾森豪威尔曾参与龌龊的暗杀事件，试图扼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希望；麦克米伦和戴高乐撑起了他们摇摇欲坠的殖民帝国的残梦；赫鲁晓夫则利用帝国的力量，将纪律强加给苏联阵营里的卫星盟国。坐在这张会议桌上的人，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 如果这几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安全卫士有一个道义准则，那它们早已把指针扔掉了。 第一部分暗杀计划 恺撒遇刺于公元前44年，这一爆炸性事件引起的巨大震动，横跨罗马帝国，并从那儿开始，波及整个欧洲。这一事件包含了暗杀的所有特征：复杂的计划、野蛮的暴力以及明确的道义体现。在这种道义中，邪恶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不断地被人们讲述，最终被莎士比亚改编成了一部伟大的戏剧。 通过这次事件的重要信息，暗杀学后来得到不断的完善。暗杀从业人员要学习这段历史，并且，像对待任何一门成熟的学术分支一样，专家开发了一种隐晦的内部语言，让世界上这一最古老的政治行为有了专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晦涩难懂的术语、标记和令人费解的委婉说法，被引入日常用语中，使说话者的秘密免于向外泄露。但是，由于人类所有秘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难免有所泄漏。 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行话已经成熟且晦涩难懂，用以保护犯罪。但是，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战士们把共产党人的名单放在一起，通过“行政措施”来“处理”时，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他们的语言会成为好莱坞惊悚片的流行语。用来指称暗杀计划的简洁的幽默语如“狩猎季节开放”或“设立‘健康改变委员会’”等，从来就不是外界能懂的表达方式。 从来没有人想到，中央情报局的秘书（这些穿着时髦套装的优秀女孩都是来自良好的家庭）在巨大的手动打字机上输入的备忘录，有一天会被全面数字化扫描，然后通过电话线在全世界传播，任何人都能读到…… 第一章从不留下任何线索 暗杀指令从不用书面或录音记录。 ——中央情报局暗杀培训手册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美国海军航空基地…… 定位代码：林肯，1954年…… 对不经意的观察者来说，美国海军航空基地看起来像一个半废弃的空军基地。华盛顿的官僚们要么把它遗忘了，要么更糟糕的是，还没来得及关闭它。 一座未见其名的两层建筑物，正好位于一个幼儿园的上面，住着“暴徒”罗伯逊。他是中情局准军事行动人员，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老兵。他手段卑鄙，负责一个绝密的训练计划。这次行动的代号为PBSUCCESS，安全保密级别极高。其行动经费非常可观，预算是300万美元，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并且从政治高层一直到总统办公室都已明确。最终，这一行动耗资2000万美元， 可没有人会抱怨。他所住的这栋楼挤满了电报机、通信设备、中情局人员、密码专家、分析师、秘书和军事后勤办公室工作人员等执行一场小型战争所需的一切。墙上有一张40英尺的图表，详细列出了相当规范的中央情报局政变行动的每个步骤：破坏经济颠覆政权，宣传诋毁削弱其领导人，连带贿赂收买可能有用的任何人，最后采取准军事行动夺取控制权。 对于那些其死亡能给美国带来诸多好处的人，有一个以其为目标的全面的暗杀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相关官员的话）。对于那些要开展暗杀行动的人（一群古怪陈腐的雇佣军和不称职者），专门为其行动编写了一本18页的培训手册。 该手册从基础开始讲起，为可能没有完全掌握所做业务基本知识的人员提供指导。该手册提醒这些人：“暗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使目标死亡……而且死亡必须百分之百肯定。暗杀阿道夫·希特勒的企图没有得逞，就是因为计划中没有对此事给予适当的注意。”从维多利亚女王到阿道夫·希特勒，有大量企图暗杀的目标幸存下来，这一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教官希望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训练内容。 该手册帮助杀手通过基本的暗杀训练，并且指出，虽然可能赤手空拳打死目标，但是极少有人能非常熟练地做到这一点。对于初学暗杀的刺客，需要提醒的是，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柔道行家，也会犹豫是否要冒这个险，除非别无选择。这本手册的建议清晰而实用：最简单的工具通常是最有效的暗杀工具——一把锤子、一把斧子、一把扳手、一把螺丝刀、一副火钳、一把菜刀、一个灯座，即任何“硬的、有重量的、携带方便的”东西。这些武器有两个优点——随处可得并且有“显然无罪”的特点，这对于刺客避免“行动前或行动后”被搜查的危险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教官最喜欢的武器。他指出，枪支“一直被高估了”。虽然在暗杀中经常使用枪支，但往往很无效。因为一般刺客通常对武器的局限性和技术知识不够了解。“他们希望提供的武器除具有可靠性以外，还要具有更远的射程、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强的杀伤力。”他抱怨说。他用言简意赅的幽默语气提醒学员：“杀伤力强的机枪显然没有射死托洛茨基，在现场是使用了一把破冰铁凿成功解决此人的。” 钝性武器是犯罪小说作家都很喜欢的，但中央情报局的教官指出，这些作家“需要一些可供有效利用的解剖学知识”。这些钝性武器的主要优势是它们唾手可得：一把锤子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找到，而球棒到处都有，甚至一块石头或一根重量不轻的棍子就行了。他劝告想要成为杀手的人，袭击时要避开脸部的下半部分，即从眼睛到喉咙的部分，因为这部分能够承受巨大的打击，不会有致命的后果。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位教官喜欢利性武器（刀），因为这些武器可以现场获得。但他指出，掌握一定的解剖学知识会让刺杀成功的可靠性更高。对现代医疗所谓的腹部伤口，他警告说，没有解剖学知识，杀手无法保证攻击这些部位永远都会致命。 他最后的结论是，毫不奇怪，使用枪支“可能比使用其他任何手段更有效”，但是，选用适合的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他永远注重适用性，并且建议，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武器，都应该使之“提供至少百分之百的摧毁力，这种想法曾被认为是必要的，但考虑武器的适用性应该不可忽视”。他梦想的武器是“一种视镜可伸缩的、封闭活动的卡宾枪，这种枪能射出重量不轻的低速子弹，而且内置准确性高”。但在1954年，这种武器还不存在。然而，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当关于供需的定律适用于这个领域时，这项技术也必将随之得以发展。虽然犯罪小说作家喜欢高速步枪，但专业人士却不然，他们更喜欢低速的，原因是低速步枪射出的子弹，在人体内缓慢移动，四处反弹，对人体的破坏更大，更可能置人于死地。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绅士——中情局的暗杀教练认为，枪支是女性刺客最好的武器。正如他指出的，女性比男性要弱得多。枪支让她们可以在“非常可靠和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刺杀公众人物或谨慎的官员的任务。 为此，他建议在正式场合建立射击点。这是一个暗杀的好时机，因为它的“宣传价值可能会非常高”。恰好，20世纪最有名的戏剧化场景——暗杀肯尼迪总统，印证了该教练的意见。 虽然手枪经常在电视和电影中使用，该教练却加以驳斥，因为手枪是“一种相当低效的暗杀武器”。他指出，使用手枪暗杀虽然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暗杀林肯、哈丁、甘地），但是失败也占半数（如暗杀杜鲁门、罗斯福、丘吉尔）。 消音器已被广泛宣传，但是，这同样不是他所热衷的。他教导杀手们说，消音器“偶尔有用”，但使用消音器意味着允许低速度。步枪或卡宾枪的有效精度范围被认定为大约100码，手枪的射程则大大缩短，刚刚超过一臂之长。更进一步驳斥消音器的理由是，“单纯拥有”消音器只会忽略其他优势，造成自身的危险。使用手枪被抓到已经是够糟糕的了，而使用消声器被抓到就更难以解释了。[ 反对卡扎菲的秘密组织，雇佣了一个暗杀小组。该小组成员在1984年前往伦敦暗杀卡扎菲的支持者时被捕。被捕时发现了三把华特PPK手枪。法官质疑他们如果是为了自卫，为什么还要安装消音器，他们便无法自圆其说了。 ]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教练还指出，炸弹已经被频繁使用，但他并不赞成。因为炸弹往往炸死刺客，而不是炸死暗杀目标：小型或中度的爆炸“非常不可靠”，而时间的延迟或饵雷的设置也非常容易杀错人。 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忠告非常严厉：炸弹或手榴弹绝不应该扔向暗杀目标，因为成功的可能性低——刺客可能无法足够靠近目标，炸弹抛出的精确度可能不够，炸弹也可能不会在恰当的时间爆炸。尝试使用这种手段的刺客会以“马虎”和“不可靠”为由被解雇。如果非使用炸弹不可，那么他的建议是在技术细节方面：最小的炸弹必须只有10磅，装满螺母和螺栓，并事先进行试验，以便让碎片能穿透干燥的松树木材至少达1英寸。军用或商用烈性炸药是可选的，但对于自制或简易爆炸物，其威力“可能是强大的，但往往存在危险性和不可靠性”，应该避免使用。然而，引爆杀伤炸弹非常好，不过同样存在技巧因素——刺客必须经过相当不错的培训，能够正确装好引信。最后，需要在刺客视线范围内去引爆炸弹，并且，引爆时需要使用商业或军事点火装置。[ 在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多起爆炸事件中，以及1992年黑手党制造的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谋杀案中，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谋杀案中，无线电也曾被用来追踪其车子的行踪。 ] 此外，炸弹还有一个消极面，即道义问题。受训人员被提醒，暗杀是有针对性目标的，存在“道德层面的滥杀”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滥杀碰巧在场的旁人往往会导致不良反应，“不利于开展理想的暗杀”。换句话说，破坏公共关系，将会使杀手损失惨重。 毒品在中央情报局暗杀武器选择清单上居高不下，获得一个“非常有效”的评级，尤其是当把刺客当作医生或护士培训时。被用作镇静剂的过量吗啡，会不受干扰地造成死亡，并令人难以察觉。其用量是至关重要的，他建议，两粒的剂量强度足以置人于死地。如果暗杀目标是醉鬼，则更容易消灭。因为吗啡或类似的毒品可以在“目标醉倒的时候注入”，死因可归于急性酒精中毒。特定的毒品如砷或士的宁并不在推荐之列，因为持有或采购这些毒品是有罪的，要使其剂量准确也是个问题。 这本非同寻常的手册，是1954年为分散于拉丁美洲训练营地的数百名受训者而写的。这些受训者是危地马拉的流亡者和来自美国以及中美洲的雇佣军。有些人还在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尼加拉瓜心理变态的独裁者）的种植农场分部——厄尔尼诺·塔马林多接受破坏和爆破的训练，而另一些则在马那瓜湖接受武器训练。另外，有十几个飞行员驻扎在卡贝萨斯港机场。 这些人的集体使命是：根除共产主义，使世界因为联合果品公司（UFCO）而平安。联合果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蕉公司，其总部设在危地马拉的巴纳内拉，但它的大股东都来自美国。重要的是，这些股东包括艾伦·杜勒斯，其法律事务所代表该公司，他是当时的中情局局长。他的兄弟——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前在该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对于杜勒斯兄弟和他们在美国国会山的冷战勇士们来说，他们存在对美国商务和政治利益的威胁。危地马拉新当选总统雅各布·阿本斯·古斯曼，已经使联合果品公司的小部分资产国有化了。这对股东来说是个坏消息，而对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后院的美国来说则是耻辱。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清楚地知道，俄国人在危地马拉没有利益，因为他们在该国甚至没有使馆。他私下承认，没有证据显示阿本斯和莫斯科有联系。但是公开而言，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他指责这个小小的民主国家为“恐怖主义下的共产主义式生活”，这一看法得到美国媒体和政客的热烈响应。这个国家也笼罩在被麦卡锡主义者扣上“赤色分子”帽子进行政治迫害的阴霾之下。 来自危地马拉的看法却迥然不同。阿本斯是一个温和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以占65%的选票当选。他的国家极度贫困，联合果品公司持有的土地大部分是未开垦的，而政府已开始使之国有化。但是土地主要以小块分布，绝不是苏联所青睐的集体农业试验田。把以前的失地农民转变成自耕农是美国现代版的移民梦。联合果品公司提出158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但阿本斯只提供了118.5万美元。危地马拉政府并没有拿出这笔钱：这只是联合果品公司为危地马拉税收而投入这块土地的确切数值。其后，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国务院愚昧地宣称，这个数字实际上并不代表土地的真正价值，只是就会计处理而言。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尤其是索赔人自己，甚至自阿本斯当选以来，[ 1950年5月15日，联合果品公司的活动家托马斯·科科伦亲自会见美国内部事务部助理副秘书托马斯·曼，建议采取行动推翻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罗。六个月后阿本斯当选。 ]他们一直试图挑起政变。更重要的是，杜勒斯兄弟早就决定绕过任何法律谈判，他们现在开始启动反对危地马拉民选政府的政变计划。 除掉阿本斯并暗杀其支持者的行动是新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安排的，最初的代号为PBFORTUNE，后来改为PBSUCCESS。[ 艾伦·杜勒斯同托马斯·曼会面，对美国国务院献媚以获取其支持，从而在1952年7月10日进行政变。1952年8月7日开始分配土地。1952年8月18日批准通过PBFORTUNE，第二年开始执行。 ]1953年圣诞节的前两天，正好是第一批幸运的23000名农民开始翻耕新获得的土地的一个月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奥帕洛卡建立了大本营，正好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北部。这项任务被分配给了中情局最优秀的知名人物——弗兰克·威斯纳。他是中情局计划处副处长，前华尔街律师，前途一片光明。他独立、富有，与社会各行各业联系非常广泛。作为一个老练、杰出而且非常精明的管理者，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的缔造者之一，帮助成立了政策协调办公室，直接向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秘书汇报工作，而不向中央情报局的领导汇报。他的副手是一个时尚人物——特雷西·巴恩斯，此人打扮鲜明入时，穿着擦得锃亮的流苏休闲鞋，完全是一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常春藤联合会的贵族派头。战地指挥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韩国的前任站长阿尔伯特·哈尼上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教练——“暴徒”罗伯逊也在这个团队里，他刚从朝鲜敌后秘密行动组撤回来。 相对于其衣冠楚楚、油头粉面和贵族化气息浓厚的弟弟而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老大艾伦·杜勒斯是个邋遢的人物。他穿着陈旧的开襟羊毛衫、绒毡拖鞋，在华盛顿倒影池对面的海军大楼临时办公室周围走来走去。虽然他很乐意给胆敢挑战美帝国利益的人提供世界各地的死亡和毁灭的信息，但是他最近的任务是砸碎每天出现在饮水机周围的猖獗的蟑螂。但讽刺的是，他没有想到，每天用脚踩死那些蟑螂，但第二天更多的蟑螂又出现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是一支具有丰富经验的团队，但是他们忽略了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暗杀业务规则：掩藏行踪。在专门为这次行动而写的暗杀手册中有这样的提醒：所有的计划都必须铭记在心，永不用纸记下作为行动的依据。如果有人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会接到命令：“暗杀指令从不用书面或录音记录。” 这是一个简单而明了的命令，但是不遵守规则的人会从行动开始就保持作书面记录。虽然中央情报局才建立几年，但它已经是一个官僚机构，能够胜任官僚需求的文书工作。尽管间谍小说家和好莱坞编剧要求剧中的这些特工人物善于掩藏行踪，但事实上，要建立一个由政府赞助的重要的国际行动“黑市”，保证其不走漏风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命令和基本后勤（如钱财、旅游、武器、交通、地图、酒店和护照）必须加以处理，但他们总是会留下书面证据，危地马拉也不例外。 1954年1月上旬，一份要求提供20个消音器的电报（正是中央情报局教练提出警告，反对留下的那种线索）被送到他们在洪都拉斯的训练基地。三天后，这项计划增加了培训“两名刺客”的任务。而且在三周内，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他们在危地马拉的官员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就这些“暗杀专家”问题展开了讨论。至此，这个暗杀小组有了名字，他们被称为“K组”（“K”大概是代表killing），并被正式列入行动规划表中。该破坏性组织被告知：不要感到失望，因为行动一旦执行，大开杀戒，他们不会被拒之门外。 1954年3月，发动政变的中情局基地高级官员开始玩起了数字游戏：有多少危地马拉人应该被暗杀？在3月9日的每周计划会议上，给出的建议人数为15~20人。这个数目也得到其他会议与会者和非正式讨论人员的赞同，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被记录了下来。1954年3月21日，第一批37名准军事人员毕业。10天后，一份备忘录被分发给所有的参谋人员，“20”不再被视为一个“足够”的暗杀目标数。现在暗杀名单上的人数差不多是之前的3倍：在危地马拉，58名民主选举制度支持者（政府和组织的高级领导人）的名字被登上了通过“高级行动”来“处理”的清单，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常用的暗杀语言。据以证明该计划的论点是，他们“退出政治舞台是新政府当前和未来成功的需要”。名单中还包括在政府和军队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人，由于精神、组织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消失对于取得军事行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一次会议的纪要，“他们将被连根拔除……如果太多的鸟儿逃走了，他们将在三年内卷土重来”。 这种点名执行的草率性令人惊讶。所点的名字已经过时，这些名字来自五年前危地马拉军队编制的旧名册，虽然加注了“最近有效的情报”这样的说明，但一个中情局参谋泄露了机密，他在这种说法的旁边空白处写上“不”“从未”等字样。 所有的中情局官员都被要求进行“删除、补充和注解”等工作，添加每个被暗杀者姓名的首字母以代替其全名。他们被要求在进行删除和补充时需“慎重考虑”，至少，每一位官员在增加暗杀对象时都应慎重考虑其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在这里，管理效率是关键。任务必须完成，以便“最终的暗杀名单”能得到“及时批准”，使“计划如期进行”。备忘录中要添加空白页，专为需要额外记录空间的敏锐的中情局策划人员提供。 暗杀是一种使人上瘾的生意。一旦被接受，它似乎很快就会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预定铲除的目标不仅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敌人，即使是一些在其代理机构工作的人也被定为暗杀目标。一本内部备忘录指出，一些“财富”，即那些曾帮助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被列在另一个名单上，也已被定为“铲除”对象。 在编制名单的两个月内，一位中情局策划人员设计了一份“暗杀日之前的具体时间表”。之后不到三个星期，来自华盛顿的命令下达到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小组：“阿本斯必须离去，但怎样离去并不重要。” 拉斐尔·特鲁希略将军也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杀阴谋，他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心理变态的独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在一个拙劣的暗杀阴谋中，他也被列为暗杀目标。这一次，中央情报局又露出了马脚，并为刺客提供了枪支和子弹。但是，在1953年，特鲁希略是对他们有利的盟友，他们需要特鲁希略的帮助。特鲁希略并没有漫天要价，因为他掠夺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已经富得惊人。所以，他所有的要求只是暗杀四名对手，这四个人居住在危地马拉。中情局委任的危地马拉领袖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告诉他，正在为此目的训练专门的小分队。在管理的中心层面，这四个名字被列入了政变后即暗杀的目标名单。在中情局的计划纲要中，这些暗杀被定为政变的“第六阶段”。当时，有一个委婉的说法是“卷起”阿本斯的拥护者。 最初，由于其心理战行动队（政治和心理战）使事件升温，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给阿本斯总统和他最亲密的拥护者以巨额贿款（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国家货币），让他们同时离开这个国家。名单上的人都收到了丧帖、死亡威胁、木棺、刽子手的绞索和假炸弹，房屋上也被涂上诸如“你只有五天时间了”等标语。K组的准军事人员们迫切希望使用他们最新学到的暗杀技巧，但受到了中情局上司的阻止。该上司认为在此阶段使用这些技巧只会起反作用。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与这一行动搭上了边，中央情报局正在考察他是否可以领导反对阿本斯的政变。面对愤怒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开始讨价还价：“像特鲁希略，他还希望中情局暗杀他的几个敌人呢。”一位无奈的中情局官员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并愤怒地告诉他，如果他想暗杀那几个敌人，只能自己去做。但为了掩盖所有的后果，这位官员尽职尽责地向华盛顿发电报说，这纯粹是巧合。他确信提及的名字都应该被添加到暗杀名单中，并将他们“铲除”。 美国中央情报局则加强了他们的宣传工作。一个假冒的广播电台描述了两支重装甲部队在危地马拉的动向，这正是中情局宣传部部长，老将大卫·菲利普斯所谓的“最后的弥天大谎”。但这个电台从战略上贿赂了几个关键的军事指挥官，并与他们联合，这样所报道的信息就足以让人信服了。最终阿本斯政府军投降了，阿本斯也在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中被免职。 虽然政府已经土崩瓦解，但对中情局策划者而言事情变得有些糟糕。阿本斯被免职后接替其位置的人，不是中情局指定的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而是另有其人——卡洛斯·恩里克·迪亚兹上校。他一上任就与美国人发生了冲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普里福伊（由中央情报局安置）把暗杀名单扔给迪亚兹，并命令他在24小时之内干掉这些人。迪亚兹拒绝了，随后宣告，他将宣布实行大赦，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这位美国大使与其华盛顿后方的中情局上司艾伦·杜勒斯一直不断地将暗杀名单传来传去。他向在奥帕洛卡的政变指挥部发送了一个愤怒的电报说：“我们已经被出卖了。砰（炸弹）！”随后，美国中情局的飞机轰炸了主要的陆军基地和广播电台。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蒙松上校，把迪亚兹弄进一个设有机枪点的房间，向他解释现实的本质。迪亚兹出来时，脸色铁青，并宣布他已经重新开始考虑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愿意再当总统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最终找到了出路，得到了想要的人。当危地马拉的新总统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的宣告传来时，该地区最后的并且是最重要的渐进式民主变革机会被扼杀了。这位新总统一上任就立即围捕反对派，并把他们送进拥挤的监狱。他立即与联合果品公司缔结了一项协议，打开了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投资市场。然而，唯一的受益者是意大利黑手党，他们与腐败的军官联手开起了赌场。 中情局官方辩称，虽然关于暗杀的讨论无休无止，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真的有人被谋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中情局暗杀名单上的名字仍然是绝密的，因此最终的死亡人数难以计算。如果不阻止人们核实这种说法，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名字半个世纪后还仍然保密？现在所了解的是，1954年7月1日，当美国大使通过决定其未来的统治者并有效控制这个国家的时候，7个关键而杰出的劳工组织者都在同一天被暗杀于危地马拉城。他们都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被杀害。不可想象，这些名字没有被列入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名单中，因为联合果品公司曾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劳工躁动和罢工。只有真正幼稚的人才可能会认为，事情似乎就是这样的：杀人是暗杀队执行的，而训练、武装和目标的选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完成的。 如果这些凶手曾受到审判，就会有一个文件记录，厚厚的填满备忘录、会议记录和所有由危地马拉发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电报。与其说这是一个确凿的证据，不如说是一个小型的具有大量指纹的武器库。危地马拉是一个民主国家，高学历的美国情报精英聚集了一群雇佣杀手，暗杀该国的工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这些暗杀目标唯一的“罪行”，就是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努力提高同胞的生活水平。 中情局委任的领导人立即开始履行职务。卡斯蒂略·阿马斯修改了法律，对还在行使其以前的民主权利和在工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判处死刑。整个夏天，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连珠炮似的发电报，命令阿马斯逮捕700名工会领导人和阿本斯拥护者中的大多数人。至此，他们作为寻求庇护者，可以安全地躲藏在遍及危地马拉城的外国大使馆里。这样的行动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但是，援引一句杜勒斯后来的著名言论，便可知他们拒不承认。他说：“我承认我是这些律师中一点也不把国际法当作法律的人。”逮捕一个人就意味着其必死无疑，往往不经过正式审判。但卡斯蒂略·阿马斯却拒绝服从他在华盛顿的主人。由于惹怒了美国人（美国大使抱怨说：“卡斯蒂略·阿马斯出卖了我们。”），他们给120名活动分子开通了离开该国的安全通道。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活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阿本斯温和的政治中心消失了，数千人被围捕，并被武断地送进监狱，酷刑也相当猖獗，最后“被处决”或“消失了”。工会解散了，警察开枪射杀劳工的事件达到愈演愈烈的地步。 三年之后，卡斯蒂略·阿马斯自己也被暗杀，这是数千个曾饱受他暴行的人值得庆祝的事情。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总统将此说成是危地马拉和这个世界的悲剧。但私下里，曾安置阿马斯的美国人却如释重负。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将他说成是“笨拙无能的”。他被枪杀于1957年7月27日21点，当时他正准备与妻子在他的官邸共进晚餐。碰巧的是，刺杀他的名叫罗密欧·巴斯克斯·桑切斯的军队警卫随即也被发现死亡。后来，在这位警卫的家里发现了亲共产主义的文献，但几乎没有人相信 ，这个住处只是最堕落的警察部队在这个星球上遍布的场所之一。 随后，该国陷入了一场持续30年之久的内战，数以万计的人在内战中被暗杀，因为他们反对日益腐败的军政府。 阿本斯和他的民族主义者同胞想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使它成为民主和进步的避风港。然而，一切都被粉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独裁、恐怖、压迫和恐惧基础上的国家，并以国家发起和资助的酷刑和暗杀为后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玛雅印第安人经受了残酷的种族灭绝计划，20万人被屠杀。到了20世纪初，军队领导的屠杀和种族灭绝是危地马拉政治上的例行事务。当时，律师、记者和政客们试图限制军队的暴行和国家暗杀的风险，但是却看不到暴力结束的曙光。一旦暗杀被引入国家事务系统中，就会非常难以消除。而一旦它成为国家实施镇压的工具之一，它就会成为日常生活结构中不可磨灭的污点，每个人都遭受着暗杀的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经把危地马拉行动中所犯错误的信息摘录出来，使之成为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将要开展的许多业务的模板。同样的基本计划（其中包括对该机构反对者的例行暗杀），被不断地使用和重复，有些行动甚至是被相同的人甚至来自相同地方的人执行的。 几个关键的美国中情局PBSUCCESS人物，促使由该机构造成的一个历史灾难逐渐升级。他们支持一支衣衫褴褛、愤愤不平的古巴流亡军队，企图入侵并接管古巴。1961年猪湾的失败是一个耻辱。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后来的副局长）理查德·比塞尔，是该事件的策划人。水门事件的一个发起者E.霍华德·亨特、每天操控着危地马拉的特蕾西·巴恩斯以及准军事教练——“暴徒”罗伯逊等人都从PBSUCCESS开进猪湾。而后，杜勒斯、巴恩斯和比塞尔进行了许多可笑的尝试，企图暗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猪湾的行动，甚至是由迈阿密郊区奥帕洛卡的一栋同样是两层楼的军营操纵的。总之，这些人聚在一起，形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部队伍的核心。痴迷于卑劣的手段，并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他们界定了该机构的战后性质。潜伏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年轻却肆无忌惮的政客——理查德·尼克松。 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从危地马拉行动中吸取教训，以致犯了同样的错误，而卡斯特罗却从阿本斯的倒台中吸取了教训。他使古巴军队政治化，并使军官进入政治体系中。通过这样做，使其能够更好地抵制美国贿赂的诱惑。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亲自在前线领导、控制了这次军事行动，并向白宫支持的古巴流亡分子发送了令他们感到耻辱的惨败信息，而不像阿本斯那样坐着生闷气。 虽然猪湾事件以惨败收尾，但是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没有被消除。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除掉卡斯特罗做出了多次尝试。正如在危地马拉那样，他们忘记了最根本的教训。几年后，参议院委员会收集到了他们的书面记录，这个委员会专门调查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暗杀阴谋。虽然这些记录的措辞一般是“迂回累赘的”，但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却发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八次企图暗杀卡斯特罗的证据。 J.C.金上校是中央情报局西半球分部的局内计划负责人之一，但他在危地马拉行动开展期间就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雄心勃勃的官员。他并不打算复出，这绝对是个错误。到了1961年，他清楚地知道上司想要做什么。上司给他们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们“铲除三位最高领导人的行动需要慎重考虑”。其中将“通过安排意外事故”铲除的是菲德尔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获准“任务成功完成后”将得到一万美金的酬劳。再一次，中央情报局留下了暗杀计划的书面证据。 这种简洁而隐秘的表达并不局限于美国的情报服务。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阿本斯下台后，他曾出席中央情报局的情况汇报会），是暗杀计划的热情支持者。他把卡斯特罗说成是需要“根除”的“毒瘤”，一种援引自中情局20世纪50年代初的委婉说法。 尽管美国人在描述暗杀这一个古老行为方面，试图编造含糊其词的英语新表达，但是，英国人几乎没有对此感到担忧。当然，也还没有出现与暗杀相关的特殊伦理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英国的情报人员从SOE（特别行动执行组织，即温斯顿·丘吉尔建立的“点燃欧洲革命”组织。该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被占领国家组织负责训练和协调运作的党派组织）直接转移进英国的情报和间谍机构——军情六处。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SOE的文化以积极肯干的心态为基础，发动“非君子之战”进行颠覆、破坏和暗杀。其中，在伦敦的部长往往被拒之圈外。1942年，SOE参与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刺杀党卫军副总指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行动，并提供计划、培训和后勤保障，甚至有可能还提供了在攻击中使用的涂有肉毒杆菌的反坦克手雷。这并不稀奇，因为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海德里希死后，根据德国医生的说法，他死于体内病变，是由“炸弹碎片带来的细菌和可能毒物导致的”。 其他地方的SOE并不是那么成功，虽然这不是缺乏热情所致。1941年1月10日至6月5日，中东地区的SOE奉命行刺七名男子。 SOE的战争日记中记录了详细的情况，并且一天左右更新一次，为开展日常军事情报行动业务提供特定的观察角度。该日记使用简短的语言却详细表达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书面记录是罕见的）。“暗杀”和“行刺”等词是经常使用的，虽然编制这些记录的秘书有时也喜欢使用诸如“清算”和“消除”等词。对目标的选择也是很有意思的：四位德国特工，一位意大利陆军上校——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教法首席说明官）以及一位印度民族主义领袖。 1月份，当地SOE接到指令，如果德国情报人员巴龙·冯·亨梯在叙利亚，“锡赖特（一位SOE官员）将安排对他进行暗杀”。当锡赖特向伦敦方面表示，这不会像他们所想的那么容易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最高当局迫切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两个月后，会议记录显示，由于“已弄清沙布哈斯·昌德拉·鲍斯（一位印度民族主义领袖）正从阿富汗经伊朗前往德国”，两名英国军官——贝利和波洛克，被指使“合作完成他们针对鲍斯的暗杀行动”。在随后的一个月，又接到了一条更进一步的暗杀鲍斯的指令。在公开场合，SOE的宣传诬蔑鲍斯为纳粹和法西斯，但私下里却把他定为“印度共产党”而加以追杀。与此同时，另一位叫作卡弗的SOE官员也收到了指令，电报中要求他“安排处置”巴龙·冯·亨梯的继任者——一个叫保罗·格鲁克的德国代理人。还有一位新的SOE官员德阿尔希·瓦拉比，随后也被命令暗杀亨梯和另一位叫作格罗巴的德国代理人，并且“报酬由他自己酌情决定”。 四天后，他们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清算”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此人正在煽动反英起义。波洛克上校接到命令，“必须立即重视这个问题”，并与韦维尔将军讨论。 在随后的一个月，1941年5月2日，一份内部报告承认，虽然都在讨论暗杀，却不曾有过一次是成功的。对英国人来说，叙利亚处处充满敌意。他们在叙利亚没有一个独立的代理机构可以胜任他们这份粗鄙的工作。尽管对他们能力的评估这样的悲观，但是伦敦并没有因此而遭受挫败，并且在几周之内发出了新的暗杀指令。SOE官员接到消息，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策划了意大利军事政变的加布里埃里上校此时正在伊朗，并接到指令，“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清理这个人”。与此同时，与大穆夫提相关的暗杀目标人数大大增加，因为这些人是SOE和英国人在伊拉克所有麻烦的主要制造者。会议纪要提醒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大穆夫提不应该逃避清算”。尽管伦敦寄予厚望，但SOE暗杀计划中的幸存者人数每周都在增长。会议纪要指出，另一位名为德·夏特兰的SOE官员曾经询问“刺杀昌德拉·鲍斯的指令是否还保密得很好”。这只证实了一点可怕的官僚作风，一个广为流传的纪要指出，“他不应该告诉任何人”。 鲍斯幸存着，所有的SOE都计划刺杀他，因此，到了1945年，他已位居SOE亚洲暗杀名单的榜首。印度总督韦维尔将军在194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鲍斯被处置，将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此，1945年8月鲍斯死于可疑的飞机坠毁事件，对任何人来说应该不足为奇。然而，当他死亡的消息传来，韦维尔认为飞机坠毁是捏造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日本人宣布的沙布哈斯·昌德拉·鲍斯死于空难的消息是否是真的。我对此深表怀疑。”一个月后，他再次写道，他“表示怀疑”。韦维尔不再背负“快脑瓜”的美称，但他仍然相信，空难是上演的一出戏，而鲍斯正要返回。 韦维尔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事件的版本没有哪一点官方的元素能经得住审查。根据事件的正式版本，鲍斯乘坐的是一架K- 21日本重型轰炸机（被称为“莎莉”），是从台湾台北机场起飞离开的。起飞后，发动机立即发生爆炸，机身裂开，油箱起火燃烧。鲍斯当晚因三度烧伤死在医院。没有尸检，尸体后来被立即火化。据报道，虽然飞行员难逃此劫，但其他大多数乘客却幸免于难。这些人包括鲍斯的副官，当时他坐在鲍斯的旁边，只是受了轻微的烧伤，头部留下了很浅的皮外伤。对这一事件几乎没有证人，使事件的官方版本几乎没有可信的证据。这使鲍斯的死亡成为一个完整的阴谋。去调查的法官在取证结束时，遇见了一群证人。这些人告诉他，在该机场倒是有一次飞机坠毁，但那是一年前发生的事了。据报道，这位法官拒绝采纳这些人的证词，而是去逛街为他的妻子买礼物去了。 今天，在印度的许多人根本不相信鲍斯坠机死亡的事实。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揭露，直到1964年年底，中央情报局仍然对此深表怀疑，他们担心，苏联已控制鲍斯，并会安排他当印度共产党的领袖。另一种观点是，英国人经过五年的努力，最终成功刺杀了鲍斯，并在这次战争混乱的最后几天，编造了坠机的故事，使鲍斯成不了烈士。这正是SOE的强项，既有杀死鲍斯的技能和经验，也有编造可信故事加以掩盖的能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点是肯定的：事件的官方版本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将无法逃出现代法庭的严酷考验。 虽然SOE在1946年被取缔了，但其思想方式、文化和众多人员却不间断地转入军情六处和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更黑暗的泥潭——把这个机构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名称，当时是有点用词不当。许多人并不了解英联邦的理念，仍然认为这个世界只存在大英帝国（略带左翼政治观点并涉及大半个地球的帝国）和它的敌人。 近60年，很难想象这些帝国的管理人员具有多么粗俗和肤浅的世界观。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如此简单：容易区分好与坏、英国的与非英国的、白人的与非白人的。在这个偏执的世界，连美国人也被英国军情六处的玩家视为“不确定的盟国”。这一类人占领了这个全封闭的宇宙，所有的成员彼此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们所了解和所做的每件事，也强化了其作为这个独特和自选的俱乐部成员的地位：他们同样供职于为数不多的公立机构（如伊顿公学、温彻斯特、哈罗），或是同样的绅士俱乐部（白人、有钱人士、入境旅客），同样具有18世纪帝国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有限的表达相互交流，相互通婚并进入彼此的家庭，也同样喜欢开展反理智的活动（狩猎、射击、钓鱼）。 对于战后这一代的英国情报官员而言，这个世界仍然是由自由职业者操纵的。他们自认为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反对制造麻烦的愚蠢的政治家和公务员。大衣和匕首是这些情报员行动的座右铭。但是他们的规矩中并不考虑道德和法律。对他们来说，甚至不涉及手段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而无人问及——如果有，也不会被理解。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跃成为军情六处副处长的乔治·扬，对这些官员讲了如下的话。他写道：“我们要建立官方气质，并从地位、优先权、部门的态度和逃避个人责任等麻烦中得以脱身。我们不必像终身受制的国会议员那样，忙于开发可用的措词、敏锐的回答和亮丽的微笑。因此，间谍认为自己是最懂得灵活变通的。” 1956年年初，军情六处中东负责人乔治·扬会见了驻埃及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首席中东问题专家詹姆斯·埃切尔伯格。乔治·扬是一个残酷而好高谈阔论的种族主义者，他极其仇视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文化，提出要“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埃切尔伯格着实为乔治·扬发自内心的粗暴言辞而感到震惊，他致电上司艾伦·杜勒斯，抱怨说：“乔治·扬公然地谈论暗杀纳赛尔，而不是采用类似清算等客气、委婉的表达。”这不只是整个冷战时期卖力的英国情报人员所喜欢的宽松的谈话类型。当时，乔治·扬正与敌视纳赛尔的埃及团体以及法国情报局密切合作。其中，法国情报局已经作了一个在1954年暗杀埃及总统的计划，并且还有一支仍然活跃在埃及的小分队，代号为Rap 700。埃切尔伯格拒绝了英国阴谋的吸引，而是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把英国和法国的暗杀计划向纳赛尔通风报信了。埃及的领导人对此并非毫不知晓，但成长于埃及国内政治阴谋熔炉的纳赛尔老谋深算，他从这个警告中得到的是：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合作并非那么紧密，只不过是在玩自己的游戏。这一非常宝贵的情报预示了苏伊士入侵的到来。 乔治·扬退休后抱怨，尽管他的政治领袖——这些政客们不知道如何妥善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他做到了。“我对行动开展的判断非常确定，事实证明，事情就是这样。”不过，纳赛尔的情况是，虽然他站在首相安东尼·艾登这边，但是白厅其他地区的机构与他们两者都没有共同利益。 1956年3月，正好在乔治·扬提出暗杀纳赛尔后不久，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解除了约翰·格拉布爵士（即广为人知的格拉布·帕夏）在阿拉伯军团的领导职位。这个军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的一个沙漠战斗堡垒。毫无疑问，侯赛因是一个充满自豪感的、爱国的并且想让自己出名的国王，他认为这一职位应该由约旦同胞掌控。当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身患重病，正服用大剂量的苯丙胺。他的决定毫无理性，并且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埃及总统纳赛尔应该为格拉布的落马负责。艾登希望从他的情报机构得到更多的匕首和更少的掩盖。弯角大臣——被公认为他们这一代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的安东尼·纳廷，给他的首相艾登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包含了如何压制纳赛尔攻击英国利益的各种建议。那天晚上，当纳廷正在宴请一个来自联合国的美国朋友时，他接到艾登的一个生气的电话：“你都给我发了一些什么废话？你胡说什么孤立纳赛尔，压制纳赛尔？我想除掉他，你明白吗？”而就在纳廷有所迟疑时，他继续说：“我想谋杀他，如果你和外交部不同意，那么你最好来内阁，并解释为什么！” 几天后，艾登再次提出了暗杀纳赛尔的计划，这一次是向外交部最高文职人员埃文·柯克帕特里克爵士提出的。埃文告诉他：“我认为我们没有一个负责此类事情的部门，但是首相，如果要这样做，那肯定不在我的控制之下。”至此，艾登并没有受到挫败，而是绕开其官员直接去找联合情报委员会（JIC）主席——帕特里克学院院长。这个人曾经在华盛顿为间谍们的午餐致辞：“主席先生，先生们，各位同仁……”这些间谍中包括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院长与大家分享了艾登暗杀纳赛尔的观点，并将首位建议暗杀纳赛尔的乔治·扬带来跟大家见面。当时，英国外交部和军情六处受到高谈阔论的像朱利安·埃默里和乔治·扬等种族主义者的影响。这些种族主义者持有极端右翼的思想，并且对埃及人极有看法，认为他们是“黑鬼佬”。由于要“刺杀”的埃及人名单变得越来越长，暗杀作为低成本的选择，失去了其吸引力。很快，有太多的埃及人被列为暗杀对象，英国人使用“猛烈攻击黑鬼佬”的矫正剂逐渐升级到全面入侵埃及的地步，造成了英国最大的战后外交灾难。 艾登并不是唯一一位对清晰和露骨的语言津津乐道的英国首相。当民主选举产生的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使该国铜矿国有化时，他不仅仅只是激起了原本占有这个国家及其矿山的比利时殖民势力的愤怒，很快，他还被同样愤怒的暗杀联盟团队盯上了。在比利时，也有几个国家竞相抢占向他扣动扳机的先机。英国和葡萄牙（两国在非洲都曾有广泛的利益）以及美国都害怕被民族主义领袖控制其国家资产。即使是联合国，在把他交付给比利时赞助的暗杀队时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0年9月19日，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洛德·霍姆（后来成为首相），他坚持用合理而间接的美式语言风格表达他的看法。他希望卢蒙巴将会“掉进满是鳄鱼的河里”。霍姆对此主题取而用之，简洁地答复说：“遗憾的是，我们失去了老式民主的许多方法。”在一个星期后，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会见了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及其外交部部长。对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尝试联合建立一个世界，使他们凑到一起计划另外的暗杀。[ 1957年，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达成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的共同计划，谋杀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勒、参谋长阿尔比力，以及共产党领导人哈立德·巴格达什。 ]由于他们不再是实施暗杀的新手，没有任何拐弯抹角委婉表达的必要。英国开门见山地直接讨论这一主题，霍姆就直接问：“为什么我们现在不除掉卢蒙巴？”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有更多的外交活动在伦敦的外交部举行。一位高级官员、职业外交家H.F.T.霍华德·史密斯给一个选定的小集团发送了一份文件。这个集团中有一个人是当时英国的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此人后来成了英国首相。这份文件所签日期是1960年9月28日，其上有手写的“秘密”字样，标题为“刚果”。虽然标题是无害的，但其内容却并非如此。刚果并不是大英帝国严格意义上关注的对象，其关注更多的是比利时问题，因为矿产是归法国兴业所有。但英国外交部却正在鼓励他们的人在利奥波德维尔采取行动。达芙妮公园刚果站领导发来的报告也鼓动军情六处参与行动。[ 职业外交官、军情六处官员巴罗尼斯·帕克，成了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院长，英国广播电台的管理人员。2003年4月接受《每日邮报》采访，他仍要求严厉制裁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仍然是一个没有悔意的殖民主义者。“政府太过担心受人指责，被人说成殖民主义。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有些人就是顽固不化。 ]这份报告认为，卢蒙巴将要把刚果引领到俄罗斯阵营。一个民族主义者试图改善地球上最贫穷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的尝试，会立刻变成一个偏执的大阴谋，其中苏联的阴影是随处可见的。这是现在东部与西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美好与邪恶之间的史诗般的斗争。 回到伦敦，霍华德·史密斯说：“我只看到解决问题的两个可能方案。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确保通过暗杀除掉卢蒙巴。这其实应该能解决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判断，卢蒙巴在领导运动中没有一个在品质上深受其影响的潜在接班人。他的支持者们并不是那么危险的人物。”史密斯说得很清楚，这是他的首选方案。他希望“卢蒙巴从这个舞台彻底消失，因为我担心，只要卢蒙巴把权力用于搞破坏，那么要进行修正就会十分困难。”第二个方案是，依据宪法剥夺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总理权力，把权力交给总统。史密斯的文件在白厅得以四处散发。当天的晚些时候，A.W.M.罗斯在这份文件上写道，“对除掉卢蒙巴，还有很多可说的。但除非蒙博托（西方选定的下一个军事领导人）能够尽快对其实施逮捕和加以处决，他只要活着就会继续困扰着我们所有人。”次日，该文件被送给另一名官员，他对派蒙博托和卡萨武布（卢蒙巴在刚果的另一个对手）去除掉卢蒙巴的主意疑虑重重，对这两人是否值得信任产生怀疑。他在文件上加上了一句：“史密斯先生的建议似乎更具吸引力——尽管我对卢蒙巴先生是否将根据宪法永远保住其职位或更主动地退出职位产生疑虑。”希思认为英国应该谨慎地对卢蒙巴的对手蒙博托和卡萨武布施加压力，他断定“置身事外似乎有点被动”。对史密斯首选暗杀一个主权国家民选总理的想法，文件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三个人中有人提出过任何道德、伦理或法律方面反对的意见。 霍华德·史密斯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人物。当时，他是一位接受过剑桥教育，有20年经验的职业外交家。由于接受过英国布莱切利公园战时密码破译运作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个一帆风顺的白厅官员，并将成为一个既是外交官又是间谍的风云人物。写了那份文件后不久，他去莫斯科当参赞，后来被授予CMG（即公务人员所熟知的Call Me God，即“叫我上帝”的首字母） ——一种为英联邦或外国提供重要服务的人所获的荣誉：圣迈克尔和圣乔治最杰出阶层的助手。他的巅峰是成为70年代中期MI5（英国国内安全机构）的领袖，最后成为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 但是，早在1960年，史密斯还只是一个白厅战壕里不起眼的步兵。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政客们正忙于从英语中搜索可行的词汇，来计划谋杀同伴国家领导人。中情局派往刚果的代理人，用一种致命的病毒武装起来，试图暗杀卢蒙巴，却被比利时人抢占了先机。比利时人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手段折磨了卢蒙巴几天，最后将其枪杀。刺杀小队无疑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比利时政府推出的重要暗杀行动电报促成了卢蒙巴的“最终消失”。最近，一些比利时人认为，这意味着要排除的是卢蒙巴的政治，而不仅仅只是他死了就了事。但是马利尔上校——“鳄鱼行动”（暗杀卢蒙巴计划的代号）的负责人，对此却没有多想，说他已接受“鳄鱼猎人去杀死卢蒙巴”。 虽然暗杀计划在官方审查记录结束时可能会变得模糊起来，但是执行的人完成暗杀任务时对要求他们做什么却非常清楚，比利时的马利尔上校就是个例子。 在20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期间，法国人经常使用暗杀手段，并让其看起来像自杀事件。然而，当他们抓获一名叫作阿里·布门杰勒的律师时，却遇到了麻烦。布门杰勒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任何暗杀都会显得可疑。奥萨莱塞斯将军（当时是法国陆军少校）在与一个下级军官的讨论中，吩咐这个军官把布门杰勒从一座建筑物转移到另一座建筑物内以防止其逃跑，并且在奥萨莱塞斯下令之前，他们不得使用该建筑的第一层。这位下级军官没有领会其用意，直到奥萨莱塞斯向他解释后他才明白过来：“这很简单，你使用六楼的人行天桥将他转移到隔壁的建筑。我在楼下等你完成这一切。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位军官不一会儿就回来告诉奥萨莱塞斯，阿里·布门杰勒从天桥上掉下去摔死了，在他下落过程中，他的后脑勺被硬物撞到，加速了他的死亡。奥萨莱塞斯随后赶去见他的上司马苏将军，他告诉马苏，布门杰勒逃不了，因为他已经自杀了。马苏哼了一声。“暗杀”这个词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但也没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 事实上，各处的士兵都知道什么时候获取线索，什么时候不会有纸质记录。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雇佣军和军情六处试图暗杀俄罗斯支持的也门领导人，还是1982年英国空军特别侦查部队（英国空军特别部队）介入围攻伊朗大使馆事件，那些携带枪支的人通常都明白策划者对他们的期望。 根据一位与伊朗大使馆人质释放有牵连的英国空军特别侦查部队士兵回忆，他们不留记录的口头命令非常明确——“他们不希望任何人活着出来。不能有幸存的恐怖分子。”这位士兵相信这项命令是从撒切尔夫人那儿发出来的。他当时与人质一起逃跑，英国空军特别侦查部队试图将他拖回建筑物处决，只是被警察制止了。 尽管苏联在20世纪总体而言还是一个警察国度，但他们也回避英国式的热情直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更喜欢美国拐弯抹角的方案——显而易见的只是在语言方面。 1926年，苏联在其情报机构内有一个专门从事追捕的部门，绑架和暗杀与俄罗斯为敌的人，即使是居住在境外的敌人也不例外。为掩人耳目，这个部门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名称，但不管怎么称呼，它还是成长为一个超过200人的稳固机构，而且曾经掩藏在政府“特别任务管理”的美妙外衣下。暗杀被称为“特殊工作”，虽然1929年在巴黎绑架和暗杀库捷波夫将军的行动被称为“G（将军）的清算”。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前，这个部门仍被称为“暗杀局”或“特殊局”，此后又被称为“九处”和“对外情报局十三处”。虽然在圈内的绰号是莫克里·德拉，即“阴湿事务处”，也有译为“脏事处”的，在此背景下“阴湿”的意思是“血湿”。 1953年年初，俄罗斯国家安全部拟订了一份仅有一页的文件并发送给斯大林，要求他对暗杀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计划拍板。随后，1953年2月，苏联人选定的刺客——洛谢夫·格里古列维奇（代号MAKS），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就这些计划与其组织者进行了讨论。方案选项中列出了有史以来最奇异的建议，包括找到铁托身边的私人拥护者，给他注射一剂肺鼠疫菌（刺客已被提前给解药），然后在大使馆招待会上用隐蔽的无声武器射杀铁托（同时释放催泪瓦斯造成混乱）；或者安排一位哥斯达黎加外交官送给铁托一个首饰礼品盒，这个盒子在打开时就会释放毒气，立刻使人致死。文件中没有一处使用“暗杀”一词，虽然暗杀方法奇特，但语言表达却显得很生硬。暗杀计划被称为“aktivnye desitviia”，意为主动措施。 暗杀世界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死亡情绪。克格勃刺客“晒”出中情局偏爱的简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表达。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波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克格勃刺客，叛逃到西方后受到慕尼黑警方的盘问。他告诉他们，在他的俄罗斯刺客同僚中，首选的委婉表达是“问候熟人”，例如“我相信问候是成功的”这样的表达，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选择的委婉语是“神奇的按钮”。 对这种隐晦的语言表达的钟爱是很难被打破的。即便是后“9·11”时代，许多暗杀界人士仍不愿使用“暗杀”这个词，甚至五角大楼的老鹰队也是如此。 2002年7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向特别行动负责人——查尔斯·霍兰将军发出绝密指令，让他制订一个对付恐怖分子的计划。其目的是：要么为了审讯而逮捕他们；要么，如果有必要，杀了他们，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执法工作逮捕他们了事。2002年11月3日，美国人暗杀了第一个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加伊德·萨利姆·司南·哈尔蒂。惊人的技术展示中显示，一架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发射地狱火导弹，摧毁了正沿着也门一条偏僻的沙漠公路快速行驶的搭载着加伊德的车。加伊德与另外五人全部当场遇难。 一个月后，在被问及有关“暗杀或消灭基地组织”的政策时，能说会道的拉姆斯菲尔德以一个玩笑搪塞了。他告诉记者：“我思考怎么样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他接着说：“政策是各位都知道的。我们招募、组织、训练、装备和部署的青年男女，身着统一制服，走出去担任我们的军人。这里并没有用你们所用的词语‘暗杀’训练他们，这个词我也不愿再重复。这不是他们受训的目的。他们接受训练，是为了报效国家，并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贡献。” 拉姆斯菲尔德遵守了暗杀的第一定律：不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但这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在发布会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这种“礼貌而委婉”的传统，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埃切尔伯格大约在50年前就曾要求过的，当时，美国人正开始涉足战后事务并试图通过暗杀重新调整中东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