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油铺成的丛林世界里，约翰·休斯顿的经典黑帮片描绘了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并实施的珠宝劫案，片中有个颇有语言天分的角色，他把犯罪欲望称之为"人类奋斗的左手方式"。照此理解，可以说多年来我和相当多的道德上的"左撇子"们打过交道。我收集的第一位归为无赖的采访对象是一个名叫米奇·科恩的黑帮分子，他是我1957年春跳槽到ABC后做《迈克·华莱士访谈》时的第一批嘉宾。那是在我长达半个世纪里做过的所有采访中最让我感到后悔的一个，因为科恩那晚在演播厅的表现严重地摧毁了我们在ABC的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也毁了我身为记者的职业信誉。 采访像科恩那样不见光的人物，是我们为了使这档在全美电视网上播出的新节目火暴所做出的努力之一。我和特德·耶茨意识到，我们的多数访谈对象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名人：好莱坞影星、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文学之狮和其他名流。但是我们估算，如果我们在名单中时不时添加一些非传统的、前沿的元素--光鲜的社会主流群体之外的人物，更可能再次获得当初在纽约第5频道6个月就获得的轰动效应。 米奇·科恩在鼎盛时期就以诈骗出名，尤其是在西海岸，他和他的犯罪老搭档巴格西·西格尔一起合作干了很多勾当。尽管科恩经营的主要业务是赌博和贩卖私酒，不过他也很熟悉其他一些更暴力的事。据说，他干掉了一些这样或那样挡着他路的人。但是我们在1957年春联系上他时，科恩坚称，他已经悔过自新了，现在是个守法公民，靠养花种草过小日子，把这和一个长期以来习惯卷高袖子大干博彩和私酒买卖的人联系起来，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告诉科恩，我们对他谈花园布置和热带植物不感兴趣，想从他那里了解的是"邪恶的往昔岁月"。我们希望，他对黑社会的回忆能让观众对黑帮分子干些什么事、有组织犯罪是怎么样的等有所了解。听了我们的心里话，科恩说他很高兴给我们讲一些内幕故事。 科恩从洛杉矶飞来纽约，我们的撰稿兼研究员阿尔·兰姆斯被派到机场接机。在机场，阿尔才发现，我们的客人不是独自一人前来的，他还带了两个陪同，他只告诉我们他们是阿琳和易奇。根据事先商定的安排，阿尔把他们安置在中央公园南部的汉普郡宾馆，那里离我们的演播室不远，但科恩不满意宾馆的住宿条件。那时，我们才知道这位前黑帮老大有洁癖，非常挑剔，拒绝和别人共用浴室。我们同意为他换到另一个有更多洗浴设施的大套间，以保障他对私密性的质朴要求。 所有的麻烦和开销似乎都是值得的，至少，这是我刚开始采访时的感觉。大多时候，科恩自在地谈起他在违法犯罪时期的岁月，尽管其中一些言论不只是稍稍为自己说点好话而已。比如，他一直夸耀自己从未涉足过组织卖淫和贩毒的勾当，似乎不干这些事就足够证明他是个合法的公民。我不想让他就此逃脱该负的责任。 华莱士：哦，等一下。你说你从未卷入组织卖淫，也从未干过贩毒？ 科恩：正是如此。 华莱士：但是，你组织赌博，你贩卖私酒。最重要的是，你违反过"摩西十戒"--你害人性命，米奇。既然你杀过不止一个人，你怎么能为没有参与组织卖淫和贩毒而感到骄傲呢？究竟杀了多少人？米奇，你杀了多少人？ 科恩：首先，我没有杀害过无辜的人。 华莱士：依据什么标准？ 科恩：依据我们圈子的标准。事实上，我杀人的时候--如果你把这叫做杀人，我没有选择--不是我死就是他们死。 他没完没了地开始回忆他是如何干掉某些人，我当时真是太高兴了。这些惹人憎恶的话正是我希望从他嘴里掏出来的。然后，谈话转移到令他获利丰厚的非法博彩，后来就是这个话题让我们陷入了麻烦，很严重的麻烦。科恩声称，多年来为了维持业务顺利运转，他花了大笔钱贿赂政客和执法人员。于是，我就问他："米奇，现在，无须点名是谁，你为了维持赌博的大生意，贿赂的警方最高究竟到达哪一层？" 科恩忽略了这个提问，但是，不幸的是，他说出了人名，特别是点了某个人的名字--威廉·帕克，洛杉矶警局局长。我不知道是什么念头刺激他做这番长篇演说的，忽然，他滔滔不绝地恶意中伤帕克。他说帕克"不过是个贼。这个人在政治上就像天底下最坏的贼一样不诚实，收受贿赂……他是个众所周知的酒鬼，令人作呕，是个众所周知的恶棍。换句话说，他是最坏的、最丧心病狂的恶棍"。 如果这一串连珠炮似的恶意谩骂是发生在我做《60分钟》节目的时候，是不会出问题的。到那个时候，电视新闻已经设立播出必须滞后采访的行业标准，像这样的随意言论，在播出前需要经过反复求证和谨慎斟酌的程序。像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发现科恩没有证据来支持他的谩骂言论，这些内容就会被删掉。但是，《迈克·华莱士访谈》是档直播节目，因而就埋下了地雷。科恩一开口，观众就能同步听到这些恶意的指控。然而，我也没有借口可以推脱自己判断失误的责任，我做直播访谈已够久了，本来应该能意识到这样的危险信号。当科恩一骂完，我应该说些类似这样的话："现在，等一下，你把洛杉矶警局局长叫做丧心病狂的恶棍，那显然是会引起法律纠纷的。我想把自己从这种麻烦中摆脱出来，除非你现在就能证明你所说的是真实的。给我具体的内容，书名、章节和字句。不然的话，让我们把话题转向别的内容。" 但是，我在那个时刻完全被兴奋冲昏了头，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深入，一头扎进了麻烦之中。我把他攻击的目标称之为"令人尊敬的威廉·帕克局长"，让科恩详细地就此展开，他实在太乐意了。事实上，他把指控的名单扩展到了洛杉矶其他执法机构的官员。 节目播完后，当看到耶茨脸上的表情，我知道我们有麻烦了。然而，当我们重新看了一遍播出的内容，再仔细商谈，我还是相信，即使是个前黑帮头子，如果手头没有对方的把柄也不会完全没有理由地大放厥词。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和耶茨立刻冲到科恩在汉普郡宾馆的房间。爱干净先生刚刚冲完淋浴，这显然是他一天要举行几次的宗教仪式，他赤条条地出来迎接我们，只在中腹部围了一条浴巾。我们开门见山谈到问题的所在以及我们的担忧。 "迈克，特德，忘了吧。"科恩用一种平静自信的语调回答："帕克知道我清楚他的那些事情，他不会起诉的。" 不幸的是，帕克局长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在第二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威胁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我们的责任。"对这种人说了什么话，我不在乎。"他说，他把科恩扔在了一边，"然而，我所关心的是，电视台当局怎么会播出这种诽谤性言论。杂志如果登了诽谤性内容一定会从报摊点上收回，但是，电视却把诽谤带进了直播现场。" 这无疑是在ABC内部敲响了警钟。在我下期节目前，ABC电视台台长奥利弗·特雷兹出现在镜头前对观众讲话。还是这位奥利弗·特雷兹，6个月之后又签署了一份广播声明，为德鲁·皮尔森在《迈克·华莱士访谈》中质疑《当仁不让》著作权的言论赔礼道歉。对后一个事件的妥协，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科恩访谈之后，我完全同意广播网为善后补救所做的努力。在镜头前，我站在特雷兹的一旁，听着他以庄重严肃的语调说。 上周日晚上，当华莱士先生向米奇·科恩提问时，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无法预料，令我们后悔万分的事。我们的总裁伦纳德·戈德森和我一道以最诚恳的态度声明，美国广播公司收回上周日节目中所有关于洛杉矶市政府、特别是警局局长威廉·H·帕克先生的内容…… 接着，特雷兹又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最后说ABC"对该事感到非常抱歉，并致以深深的歉意"。然后他转向我，我说："对收回的言论，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并为此道歉。" 我们在全国电视台吞下的谦卑馅饼，并没有平息帕克的怒火。他还是起诉了ABC，要求200万美元的赔偿。尽管最后大家没有在法庭上相见（帕克最后同意以45000美元的赔偿金与我们庭外和解），这场法律纠纷及其负面的影响，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此外，这次和米奇·科恩的不幸相遇也摧毁了我们的自信心。当初跳槽到ABC的时候，我们自信满满，甚至到了自我膨胀的程度，我们当时深信一点--我们有能力把这档火暴的地方节目做成一档全美性收视大热的节目。此外，我们还有新老板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鼓励我们延续《深夜追击》里惯用的深入采访和选择有争议话题的作法。那年春天，我刚和新闻网签下合同，就被邀请和伦纳德·戈德森在私人餐厅共享美食，他对我说："迈克，你如果不能每两周就把这幢楼震一下，就算没做好你的工作。"在那位滔滔不绝的科恩先生的帮助下，我们真的引发了一次地震，但是，戈德森出于某种原因似乎忘了恭维我们所惹的麻烦。在科恩访谈播出后的几个月里，我没有从他那里听到任何信息。 然而，我们在ABC最大的敌人，不是戈德森，也不是二号人物特雷兹，而是广播网的新闻部负责人约翰·查尔斯·达利，他更乐意人们叫他约翰·达利。达利一直反对开办《迈克·华莱士访谈》。他认为，我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不过是个访问者而已，而且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据接近达利的人告诉我，新闻网刚雇了我们《深夜追击》团队的时候，他就跟戈德森和特雷兹说：把我们收罗进ABC是个大错，因为我们肯定会给广播网惹麻烦的。科恩事件发生之后，他就能说"我告诉过你们"这句话了，事实上，他也这么说了。 换句话说，我们退到防守的位置上，一旦失去了之前的神气劲儿，我们也失去了一大部分曾使得《深夜追击》大获成功的动力。甚至，我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还得忍受法律部门的"看门狗"在一旁监管。科恩事件之后，为ABC提供保险的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坚持实行以下的新政策：每晚我们直播时，一名律师必坐在演播室外，在摄像机的角度正对着我，一到涉及敏感的话题，他就会举起牌子让我"小心"、"停止"或者"撤退"。这真是羞辱人的做法，所以，我经常把律师叫做"我的奶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反抗的权力。 然而，我们并没有就此卷起铺盖，销声匿迹。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两年间，我们继续斗志昂扬，那段时间，我做了一系列得到收视好评的访谈，包括采访奥维尔·福布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玛格丽特·桑格和一些我在本书里没写到的其他人物。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完全从科恩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后来因德鲁·皮尔森而引发的纠纷更是于事无补。因此，当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和我们的合同到期后不愿再续约，我们也不感到意外。我们在ABC的位置自然就变得微妙起来了，尽管节目又设法维持了几个月，但是我们在ABC余下的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们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准备了安全的退路--回到更气味相投的地方电视台。 修复是需要时间的。科恩和皮尔森事件的后续影响继续纠缠着我。甚至，一些原本欣赏我率直的采访风格的观众，现在也对我持反对态度了。在好些圈子内，我都被当做是一个说话不经过脑子的家伙，一心追求轰动效应、净给广播公司添乱。在这段时期，我学到重要和有价值的一课--如果你追求争议性，你必须弄清楚一点--这是一把很容易弄伤自己的双刃剑。 我并不想夸大我在"后ABC时期"碰到的困难，找新工作不难，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换过不同的工作，日子也过得相当舒适。但是，我不得不注意到一点，没有一个工作机会是来自三大全美广播网的。显然，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被遗弃的人；直到1963年，我经多方努力才进入其中的一家广播公司，当时的CBS新闻频道总裁迪克·萨兰特决定给我一次机会。这标志着我又回到了全美广播网的新闻圈，这一次，我的饭碗一直没弄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