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说起打铺盖，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大人们先把一大块油布放在地上，然后一条条被褥平铺上去，那时我们就可以脱了鞋子到上面去打几个滚。大人们自然要喝住我们。然后他们把油布从左右向内折一下，再从头上往前卷。这时我们也可上前去“帮助”，其实是越帮越忙。 全靠爸爸的朋友吴载之的帮助，次日雇了两顶“滑竿”，给外婆和怀抱新枚的妈妈坐，其余人步行三四十华里，在吴载之先生的护送下来到了德胜。我们就住在爸爸送我们来思恩时住过的那家小客栈。次日持行李去公路旁的汽车站等候他们的车子经过。满以为车子马上就会来，岂料“过尽千帆皆不是”。我们只好又回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来，仍然等不到。晚上，我们已经睡下的时候，爸爸忽然来了！但只有他一个人。 他风尘仆仆，一进门——啊，不是进门，因为当时内地的小客栈走进店堂间穿过一个扁扁的天井就是完全敞开的一间，供客人住宿。那几张床上不论冬夏总是只铺着一条竹席。我们裹着薄薄的棉被正在睡觉，忽然听见爸爸大声喊着“我来了！我来了！”穿过天井走到我们床边。 接着他马上向后面跟来的老板说： “快给我烫一壶酒来！” 我们让他钻进暖被窝去，妈妈赶紧给他端来洗脚水。爸爸说自己是从宜山步行90里来的。怎么会这样？！我们又问他“宝姐他们呢？”爸爸说： “别急别急，让我喝了酒，慢慢讲给你们听！” 酒一落肚，再加上老板为他准备了几味酒菜，爸爸已是满面春风，就开始侃侃而谈： “时局紧张，汽车难叫。我打长途电话到思恩时其实已托人找到了一辆车，是和浙大同事——就是黄羽仪先生家合叫的。司机大敲竹杠，1200元送到都匀，经过德胜时接你们。到了开车那一天，我们两家一早带了行李来到约定的地点。等到上午，汽车还不来，预报球挂起来了。” “啊呀！怎么办啊？”最怕警报的满娘不由得插嘴。 “幸而警报没有来，不过汽车也没来。原来我们受骗了，被司机骗走了100元定洋。我们只好就近找个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决定化整为零，把阿先托付给丙潮家一起带走，叫阿宝软软华瞻带着轻便的行李各自找车去都匀。” “啊呀，他们还小呢！失散了怎么办？”对万事都担忧的满娘又插话了。 “不小了，最小的华瞻也16岁了。而且我关照他们，谁先到都匀，谁就在车站和邮局贴条子，说明自己住在哪里。不会找不到的。这样一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想一个人总挤得上车，到德胜来会你们。哪里知道车没找到，倒来了个空袭警报。” 这回满娘不再插嘴，我们已经想象得出下文了。爸爸继续说： “我就往德胜的方向走。一路向开来的车招手，都不睬我。于是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走到45里外的怀远，再找车子到德胜。可是我好不容易走到怀远，街上冷冷清清，不见人影。走出长街三四里，见一卖圆子的。问问正在吃圆子的两个兵，原来怀远正发了紧急警报！” “啊！”大家不由得同声惊叹。 “汽车滑竿都没希望，到德胜还有四十多里。两个兵打算步行去，我吃了一碗圆子，就跟着他们走。你们看，我把这毛巾和毛线帽子塞在两只鞋子底上，用一个兵送我的绳子捆住脚，就跟着他们走到了德胜。90里啊！我一生从没走过那么多路。” 爸爸又添了几句： “半路上和两个兵闲谈，他们说前面有一段路常有盗匪拦路袭劫。我身上有八百多元钞票，这是我们逃难要用的啊。我取出来用破纸包好，拿在手里。万一遇到盗匪，我就把这包钞票往杂草里一丢，过后再回来找。幸亏没遇到，平安地到了德胜。”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呀？”几乎是异口同声问。 “我去区公所问了。不过上次送你们去思恩经德胜住的也是这里。我猜也猜得到。那你们老老小小是怎样从思恩出来的呢？” “全靠你的朋友吴载之呀！他帮我们雇了滑竿，还不放心，一路护送我们到德胜呢。”妈妈怀着感激的心情说。 事后，我和姐姐们回忆起：爸爸不仅作了“逃难诗”，还萌发过写章回小说的念头。可惜没能实现。只剩下一些章回的题目，而且我们已忘了个干净。我只记得两句： 吴载之护送出思恩，丰子恺步行到德胜 我们没及时把当时记得的写下来，真可惜。不过，虽然只有这两句，至少能反映出爸爸一路不管如何艰苦，却依然诗兴很浓。这对我们不无影响。我夫妇和宝姐（有时软姐也加入）在妈妈去世后，不再有服侍人的任务了，就几乎每年出游。计划是“先远后近，先高后低。”每次回来总是作长诗，写下一路的情况。这也是受爸爸的影响啊。 好了，再回过来谈。第二天，爸爸得宜山友人来电，知道爸爸在宜山留下的我姐姐哥哥三人当天就挤上了车子，从正在步行的爸爸身旁开过。我一直觉得奇怪，旅馆里又没电话，爸爸是到哪里去接电话的。莫非又是区公所？或许是他们转达。 于是，爸爸又要考虑如何把我们这批老弱带到贵州去：外婆七十多岁，满娘和妈妈都是四五十岁，我十一岁，元草哥长我两岁，新枚出生才一年一个月光景。还有十几件行李。时局越来越紧张，警报每天两次，找车更加困难。次日爸爸带了这批老小和行李到车站，毫无希望。爸爸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急白了。 天无绝人之路。次日又带了老小和行李到车站，居然遇到一辆车子，内有浙大的学生。蒙他们帮忙，把满娘和元草哥硬塞了进去，但不能带行李。剩下我们五个老小和爸爸，还有一大堆行李，再也无法分开了。于是我们仍回旅馆，又住了几天。终于决定叫滑竿和挑夫先把我们送到河池再找汽车。好在那时人力便宜，吃饭也便宜。我们雇了四乘滑竿，12个抬滑竿的人（因为要抬三天，必须三个人轮流抬），4个挑行李的，浩浩荡荡出发了。 晓行夜宿，三天后到达河池。河池很繁华，旅馆也漂亮。楼上一间内竟有镜台（我们好久没看看自己的模样了），还有痰盂、茶具、蚊帐。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竟知道爸爸的名字。因此招待得格外周到。但问起找车子往都匀的事，他也无能为力。 次日，爸爸一早到车站上去看看情况，回来说车站上一片混乱，拥挤不堪，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找车子。 再次日清晨，爸爸手里拿了一大沓钞票又去车站。回来时垂头丧气对我们说，确实有几个司机看到这一大沓钞票动了心，但有的抱歉地说车上已经客满，有的则问爸爸有几个人。爸爸打了个折扣说3个人，8件行李（其实是5个人、12件行李）。司机好像吓了一跳，调头就走。我们看见爸爸站在窗口若有所思，但谁又帮得上忙呢。妈妈只是说了些毫无用处的安慰话。 后来爸爸在1946年回忆此事而写的《艺术的逃难》一文中说： 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余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大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爸爸这样提心吊胆了几天。妈妈外婆虽也着急，因对时局不甚明了，也无法为他分忧担愁，更不用说我这不懂事的孩子了。 旅馆老板安慰爸爸说，万一敌人打到河池，他有家在山里，可以请我们同去避难。爸爸表示：萍水相逢，何以为报？老板说，可以在山里写些书画，给他子孙后代保藏。这样一说，爸爸有七八分打算随老板入山了。但还是抱着去都匀的一线希望，毕竟有家属6人在都匀等着啊。况且他们身上带的钱用完了怎么办？！ 老板见爸爸同意入山写书画，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副大红闪金对联纸来，说他父亲今年70大寿，做儿子的要表表孝心，请书写一联，托人送到山里，聊表寸草之心。爸爸当然满口答应，便到楼下客厅里去写了一副庆寿的八言联。闪金纸不吸水。墨沈堆积不干。管账的建议抬出门外到人行道太阳底下去晒晒。老板不同意，怕被过往行人踩了。管账说由他去守着。于是把对联抬了出去。爸爸自回楼上休息。 岂料一线生机就在这时出现！ 老板亲自上楼通报说，一位路过的赵先生要见爸爸。说话之中，客人已经上楼。是一位壮年男子，身穿皮夹克的。他一见爸爸，就热情握手，连称“久仰久仰”、“难得难得”，是无锡常州一带口音，倍感亲切。他名赵正民，是汽车加油站站长。他说，想不到路过旅馆，看到墨迹未干的对联，是他久仰的丰子恺先生写的，赶快来访。他问起爸爸如何流落到此。 爸爸向他诉说后，这位赵先生慷慨地说，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开往都匀。车上的空位子原是送他家属的。现在让给我们先走，若有人盘问，就说我们是他家属。爸爸问他自己的家属怎么办。赵先生说，他自己是要到最后才能走的，所以家眷慢一步走不妨。爸爸连连称谢。他说晚上再带司机来。说罢便匆匆离去。 爸爸在文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爸爸多疑了。这位赵先生倒是很守信，晚上果然来了，还带着司机，让他看过人数，一一点过行李。然后，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请爸爸作画。这原本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爸爸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有一番话，道出了艺术家的心声，很有意义。如下： 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意，同时又很痛苦。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故凡笔债——平时友好请求的，和开画展时重订的——我认为一件苦痛的事。为避免这苦痛，我把纸整理清楚，叠在手边。待兴到时，拉一张来就画。过后补题上款，送给请求者。总之，我欢喜画的时候不知道为谁而画，或为若干润例而画，而只知道为画而画。这才有艺术的意味。这掩耳盗铃之计，在平日可行，在那时候却行不通。为了一个情不可却的请求，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疲劳忧伤之余，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强执行了。 我哪里懂得爸爸这种艺术家的心情。我只觉得爸爸画了这幅画，我们就能去都匀与大家相会了，爸爸的画那么灵通广大！ 第二天一早，赵先生还亲自来送行。我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我记得他关照我遇检查时要把人缩下去使自己显得小些。终于下午平安到达都匀。汽车站墙壁上果然贴着先到6人的旅馆地址。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爸爸说： “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 当天晚上，也就是12月1日，全家在中华饭店吃一顿团圆饭，爸爸喝茅台大醉。爸爸总是说他只能喝黄酒，不能喝白酒，喝了白酒会便血。估计茅台是白酒中较平和的吧。 浙大同事们听爸爸叙述了这次艰难的逃难，都称颂他真不简单。爸爸说： “这次逃难是一次了不起的‘全家旅行’。” 同事张其昀则给从宜山到都匀这段逃难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次“艺术的逃难”。爸爸在文中说： 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从河池到都匀，是要中途宿一夜的。我们宿在六寨。这是一个小镇，甚至当时只是一个村的规模。我之所以还记得它，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幕：忽然有一个长官领着一队兵士来旅馆看爸爸。那已是黄昏时分。我们那旅馆的房间照例是没墙没门的，与天井相连。12月份，床上照例铺着竹席，而且没有别的家具。所以我们只能坐或躺在床上。看到这么多兵走进天井，我们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那队兵也宿在六寨，长官知道丰子恺在此，久仰大名，便带了部队一起来，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这位大艺术家。估计事先总和爸爸打过招呼吧。只是对我们说来突然而已。 那长官先是向兵士们介绍了爸爸如何如何有名，兵士们一阵鼓掌。然后长官请爸爸对兵士们讲几句话。爸爸便操着他那杭州官话讲了一番，无非是勉励抗日并感谢他们在前方出力之类。又是一阵鼓掌。 我估计他们还是听懂了基本内容。第二天，我们就往都匀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