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只是构成社会系统的许多部分或子系统当中的一个。按照西方科学的简约主义思路，社会系统可以被设想为包括政治、宗教、伦理、法律、氏族、符号、价值、习俗、禁忌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和过程在内的许多子系统。还可以界定出其他子系统，例如，医疗保健系统、交通运输系统、教育系统、法律系统、工业系统、社会交往系统、电话通讯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的每一个，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医疗保健系统可以被视为由保险系统、医疗教育系统、医院系统等子系统构成。这是西方从19世纪中叶之后发生的变化，从那时起，分科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来了。今天的思想史学者试图把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当做相互指引着的特殊世界，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个世界，但是它们互相指引着其他的世界。也就是说，在经济学里，我们迟早会碰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概念，对这些基本的概念的追究，把我们带到非经济学的世界里，世界之间是相互指引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出发点，只要不带利益的眼光，只要不纠缠于个人的兴趣，我们就可以把这相互指引的世界当做同一个世界来看待、来理解。学者关于上述各子系统的影响或关系的强度与作用方向所持的看法，是解释各经济思想流派之不同思路的重要因素。 再往下是老生常谈：任何经济子系统，在任一社会内，都有两项相关的功能。其一是在个体福利的改善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之间谋求平衡。其二是在相互竞争的用途和社会成员之间配置稀缺资源。故而，资源的有效率配置绝非经济过程的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贯穿经济思想史的主线是如何在正义、稳定、和平的社会里最佳地确保个体自由与福利。这个看法当然不是定论，但它促使我们回过头去审思我们上一讲讨论过的问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这都是非常成问题的概念。 经济思想史不是经济学思想史，它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思的建构的历史——雷诺兹认为，在贯穿了经济思想史的这一主题上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当然和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相通的，它认为个体福利的追求和群体福利的追求不存在不可调节的冲突，这是斯密的乐观主义态度。为什么斯密会有这种乐观主义态度呢?斯密是一位很深刻的学者，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提出这样一种立场：社会成员的谋自利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粗略地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 “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全部著作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国富论》里，另外一次在《道德情操论》里面，这两次都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斯密的真正的思想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先定和谐”。斯密有神学的立场，斯密的神学立场是从宗教改革的加尔文教派延续出来的，在当时的苏格兰启蒙思想时期，他受两种神学教派的影响，一个是加尔文教派的影响，一个是斯多噶学派的影响，而这两种宗教思想都包含着神对于人间秩序的一种先定和谐。由于相信这种先定和谐，斯密才提出“看不见的手”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庸俗的假说。斯密本人并不庸俗，只是被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经济学家庸俗化了。这是我们今天对斯密的理解。 另一个极端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是黑格尔左派的看法，即“先定冲突”，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否则这社会就静止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以调和的，必然引向阶级斗争。这是两种极端看法。其他的学派，据雷诺兹说，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例如市场社会主义者，例如第二国际，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经济，只是构成社会系统的许多部分或子系统当中的一个。按照西方科学的简约主义思路，社会系统可以被设想为包括政治、宗教、伦理、法律、氏族、符号、价值、习俗、禁忌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和过程在内的许多子系统。还可以界定出其他子系统，例如，医疗保健系统、交通运输系统、教育系统、法律系统、工业系统、社会交往系统、电话通讯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的每一个，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医疗保健系统可以被视为由保险系统、医疗教育系统、医院系统等子系统构成。这是西方从19世纪中叶之后发生的变化，从那时起，分科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来了。今天的思想史学者试图把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当做相互指引着的特殊世界，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个世界，但是它们互相指引着其他的世界。也就是说，在经济学里，我们迟早会碰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概念，对这些基本的概念的追究，把我们带到非经济学的世界里，世界之间是相互指引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出发点，只要不带利益的眼光，只要不纠缠于个人的兴趣，我们就可以把这相互指引的世界当做同一个世界来看待、来理解。学者关于上述各子系统的影响或关系的强度与作用方向所持的看法，是解释各经济思想流派之不同思路的重要因素。 再往下是老生常谈：任何经济子系统，在任一社会内，都有两项相关的功能。其一是在个体福利的改善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之间谋求平衡。其二是在相互竞争的用途和社会成员之间配置稀缺资源。故而，资源的有效率配置绝非经济过程的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贯穿经济思想史的主线是如何在正义、稳定、和平的社会里最佳地确保个体自由与福利。这个看法当然不是定论，但它促使我们回过头去审思我们上一讲讨论过的问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这都是非常成问题的概念。 经济思想史不是经济学思想史，它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思的建构的历史——雷诺兹认为，在贯穿了经济思想史的这一主题上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当然和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相通的，它认为个体福利的追求和群体福利的追求不存在不可调节的冲突，这是斯密的乐观主义态度。为什么斯密会有这种乐观主义态度呢?斯密是一位很深刻的学者，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提出这样一种立场：社会成员的谋自利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粗略地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 “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全部著作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国富论》里，另外一次在《道德情操论》里面，这两次都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斯密的真正的思想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先定和谐”。斯密有神学的立场，斯密的神学立场是从宗教改革的加尔文教派延续出来的，在当时的苏格兰启蒙思想时期，他受两种神学教派的影响，一个是加尔文教派的影响，一个是斯多噶学派的影响，而这两种宗教思想都包含着神对于人间秩序的一种先定和谐。由于相信这种先定和谐，斯密才提出“看不见的手”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庸俗的假说。斯密本人并不庸俗，只是被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经济学家庸俗化了。这是我们今天对斯密的理解。 另一个极端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是黑格尔左派的看法，即“先定冲突”，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否则这社会就静止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以调和的，必然引向阶级斗争。这是两种极端看法。其他的学派，据雷诺兹说，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例如市场社会主义者，例如第二国际，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