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然后，我作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举动：我铺开了那张虽已购买多年却依然如新的仿古地毯。那是一张漂亮的地毯，是英达的父亲托朋友买的。它常年卷在沙发根处。从前只有来了重要客人他母亲才会把它打开，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光脚。 我打开它的时候，英达的父亲还在看报纸。他吃惊地看着我，愣了半晌才问：“天天都铺着啦？” “啊！”我坚定地，头都没抬。 “脏了怎么办？”他小声地说。 “洗！”我说。 “坏了怎么办？”他声音渐高。 “再买一个！”我动作麻利地收拾着。 “倒也是！”他嘟囔了一句，再没说话。 我把家里一个最大的黑衣柜里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从街上叫来了收购旧家具的小贩。 “能卖多少钱？”我问。 他敲了敲木头，摇了摇头：“不要。” “5块钱你拿走。”我着急地说。 他还是摇头：“都是三合板，卖不出价。” “不要钱。”我狠狠心，“送给你了！你拉下去吧。” 他还是不要，他走了。这个衣柜根本没有后挡板，多年来它直接靠在墙上，里面的衣服都会蹭上白灰。我把它抬下楼，扔在了垃圾箱旁边。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终于可以不担心发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 “丹丹怀孕啦？”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问。 “当然！”我自豪地回答。 “多久了？”人家看我挺着肚子。 “1个多月了！”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 就这样，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英达在陕西拍《黄河谣》继续做他的副导演。戏还没有拍完，英达就回来了，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英达果真在写了，而且非常认真，然后很快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撤了。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一定工作特别“认真”，一定显得特别“聪明”，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跑这儿来指手划脚。他不走，我们走！”一定是滕导没招了，怕戏拍不下去，就想了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把他先发配回来了。尽管情理上是这样，我还是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请你转告滕文骥，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