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皇家艺术学院的历史（以及整个英国艺术资助的历史）密不可分地与育婴堂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后者的命运与艺术学院的命运相平行，给予英国艺术以极大的促进。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已经见证了大量各种慈善组织的兴起，先是由自愿捐助、后是由议会拨款提供支持。育婴堂（它的存在似乎冒犯了当时的道德）引起了艺术家们的注意，特别是贺加斯，他在这里发现了对抗社会的武器。育婴堂通过展览当代作品反过来资助艺术是一种策略，以寻求受人尊敬的地位，在18世纪的伦敦，无论是育婴堂，还是艺术家，都不曾拥有这样的地位。因此，这样的情境中多少有些讽刺意味：育婴堂被人指责既鼓励私生子，又鼓励英国的艺术家。
育婴堂由胸怀宽广的柯兰船长在1739年创建，经费出自他的商船所带来的利润。它立即开始满足伦敦慈善生活的需要，并赢得了艺术家们十分及时的支持，他们不可能不认识到被丢到育婴堂门口的弃儿们的悲惨遭遇。为了接收弃婴，育婴堂的门口挂了一个篮子，每一个到来的人都通过敲响一口大铁钟发出通报。需求确实很大，以至于1756至1760年间共接纳了14 900个孩子。育婴堂没有能力容纳给它送来的所有弃婴，因此，把他们带来的妈妈们都不得不在门外等待，与此同时，她们要从一个袋子里摸出一个小球，抽签决定究竟哪个孩子被接纳，哪个孩子被重新扔给社会。
艺术家没有能力从经济上给予捐助，但他们完全意识到了那些让育婴堂变得如此必需的现实情况，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捐献给育婴堂。韩德尔与贺加斯都成了育婴堂的理事。前者举办了《皇家焰火组曲》的募捐义演，并创作了《育婴堂颂歌》。他后来为慈善募捐演出了《弥撒曲》。贺加斯在1740年的第一份礼物是柯兰船长的肖像，后来又为了给育婴堂筹集善款，用抽彩销售的方式义卖了他的巨幅油画《卫兵的行进》。门票几乎销售一空，所得收入全都给了育婴堂，包括得奖的门票。
育婴堂的小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