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维特根斯坦没有在哲学方面做新的工作，不过他仍同哲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同他们讨论《逻辑哲学论》的观点。剑桥大学的弗兰克•拉姆塞仔细研读了这部著作，并多次前往奥地利，与维特根斯坦一起讨论它。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莫里茨•石里克，也研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并对之深表钦佩。1927年，石里克说服维特根斯坦，前去参加同他及魏斯曼、卡尔纳普、费格尔等学派其他成员的定期会面。相互的讨论并不完全成功，因为大家慢慢意识到，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错误地认为，《逻辑哲学论》提出的是一种类似于他们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学说。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并不赞同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他们对科学的尊崇，或者他们关于哲学和伦理学的观点，而他本人探讨哲学的方式——卡尔纳普认为，这种方式更接近艺术创作，而非科学研究——意味着彼此的合作是有限度的。最富于成果的讨论是关于逻辑学和数学基础方面的，而这些讨论，既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再次全身心投入到哲学工作，也标志着他对《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首次做出了改变与发展。 1929年，拉姆塞劝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跟他一起进一步研究《逻辑哲学论》中只是概要地表达出的、关于数学基础的观点。十六年后，维特根斯坦在为《哲学研究》撰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十六年前，我重新开始了哲学探讨。打那以后，我就开始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是弗兰克•拉姆塞——在他去世之前的两年中，我同他进行了无数次的讨论——对我的观点的批评，帮助我意识到了这些错误，而这种帮助到底有多大，是我自己难以估量的。 维特根斯坦相信，这些错误不只出在他提出的逻辑和语言理论的细节方面，而且也出在《逻辑哲学论》所表现出的那种整体思想风格上。尽管在其前期和后期工作之间无疑存在一些连续性——尤其是这种信念：“哲学家们的命题和问题大都源于未能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逻辑哲学论》4.003）——但维特根斯坦寻求消除哲学混乱的方式，还是逐步完成了着眼点上的根本转换。《逻辑哲学论》企图借助一种为可说的东西做出准确无误的限定的抽象理论，为可思的东西划定界限，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愈益关注具体的、复杂的、多样的、不确定的语言现象的详细运作过程。他不再试图通过构建一种阐明语言之本质的理论，去消除关于我们语言的逻辑的混乱——他认为这便是导致哲学问题产生的根源——相反，他通过提出一种关于语言如何在说话者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明晰观点，发展出了一系列防范这些误解的技法。 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时是研究生的身份，不过，在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他提交的学位论文就是《逻辑哲学论》——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大学讲师。他开设了一系列的讲座课程，并利用开课的机会发展自己的新见解，而现在发表出来的多数著述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诺尔曼•马尔康姆于1939年第一次参加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他是这样描述讲座的情况的： 他的讲座没有事先准备，也不借助备课笔记。他对我说，他曾试过按笔记讲，但效果令他极不满意；这样讲出来的思想“陈腐不堪”，或者，像他对另一位朋友说的，当他读出那些字句时，它们就宛如一具具“僵尸”。他告诉我，采用这种方法后，他准备讲座，就只是在开讲前花上几分钟，回想一下前些次课的探讨进程。讲座开始时，他会简要总结一下这一进程，随后便往下进行，试图用新鲜的思想把研究向前推进。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能以这种即席的方式授课，完全依仗这样的事实，即他对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做过、而且一直在做大量的思考和写作。这无疑是真的；尽管如此，课堂上所进行的大都是新的研究。 （《回忆维特根斯坦，附冯•赖特撰写的小传》，马尔康姆，1984，第23—24页） 在剑桥的这些岁月里——他于1939年当选为这里的讲席教授——维特根斯坦讲过语言、逻辑、数学基础及心理学哲学方面的课程。其中有些讲座材料现已出版，或以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讲课笔记形式，或以学生课堂笔记的形式。这期间，维特根斯坦不断地以手稿的形式记下自己的见解，这些手稿几乎构成了他思想发展的一天不落的日记。其中的大部分现已发表。此外，他还向其学生口述了三个系列评论，分别以《黄皮书》（1933—1934）、《蓝皮书》（1933—1934）和《棕皮书》（1934—1935）为题出版。维特根斯坦自己用所有这些资料，准备了多个打字稿，其中包括一篇《哲学研究》（1937—1945）的打字稿和一本《字条集》（1945—1948）。1947年，维特根斯坦从剑桥的教授讲席上退下来，到爱尔兰西部的Galway海岸，住进一间对外隔绝的小屋，在那里继续探讨哲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思想仍完全保持其力量与原创性，他在心理学哲学?知识和怀疑论以及颜色理论方面，依然做着重要的全新工作；而且，尽管他有时由于病重而无法工作，可他在去世前两天，仍在产生原创性的思想。 在述及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时，他的学生冯•赖特指出： 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作为教师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是有害于他的学生们的个人心智的发展的。他这样说恐怕是对的。我相信，我能部分地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深刻而富于原创性，所以，要理解他的见解是很难的，而要把它们融入个人的思考中就更难了。同时，他的个性和风格的魔力，又是最难抵御的。跟着维特根斯坦学习，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他的表述方式和惯用语，甚至去模仿他的声调、神采和姿势。这样做的危险是，思想会蜕变为行话隐语。伟人们的教导通常简单而自然，而这会让困难的东西看似易于把握。因此，他们的学生往往会变成不足称道的模仿者。这类人物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他们的学生身上表现出来，而是要通过更为间接、微妙、通常意料不到的影响展现出来。 （《回忆维特根斯坦，附冯•赖特撰写的小传》，马尔康姆，1984,第17页） 这样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看作成问题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道理的。像安斯康姆、冯•赖特、彼特•温奇、安东尼•肯尼和约翰•麦克道尔这样的哲学家，都是沿着维特根斯坦式的独特思路去发展他们的思想的。此外，我们既能看到，围绕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大量文献编撰和学术阐释工作，也能看到，他对当代哲学思想的无处不在的间接影响。不过，人们的总体感觉依然是：他是一位遗世独立的思想者，他那与众不同而又鲜明强烈的声音，根本就是无法被模仿的。这实际上也似乎印证了维特根斯坦本人对此事的看法： 到底是，只有我才不能创立一个学派，还是说，没有哪个哲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无法创立一个学派，因为我真的不想被人模仿。至少，不想被那些在哲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所模仿。 （《文化和价值》，第61页） 即便在受其影响最大的心灵哲学领域，仍可以说，他的见解一旦被从其原生土壤中移植出去，就会失掉某种东西。尽管他的著述一直是每一位哲学研究者都熟悉的许多哲学洞见的源泉之一，可最终施展强大影响的，不只是他的见解，还有他的著述展现出的那独一无二的思想风格。 在如下对《哲学研究》的阐释中，我并未企图模仿这种思想风格，而只是想尽量清晰地记录这部著作用于诊断和预防维特根斯坦眼中的那些哲学误解的特有方式。这样来追寻他的思想路线，我想要传达的，不只是这种思想的独特韵律，还有它特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相信，不单单维特根斯坦，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得出了一些教训。以下所有这些观念也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传统所熟知的：从使用中的语言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语言；不存在私人的内在现象领域；强调身体作为人的灵魂的客体化；以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分取代心与物的区分；强调形式观念；诉诸同其他人类主体的前认识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我们对他们的直接应答性。维特根斯坦的独特之处既表现为，他认为上述这些洞见切不可充作某种正面哲学立场的基础，同时也表现为他据以使我们确信它们为真的那一整套探究方式，而这正是他对哲学的原创性贡献。我对文本的解说要解释的，正是维特根斯坦处理哲学问题的独特方式，而不只是从中可得到的那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