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卡纳里斯作传的人几乎找不出比他更难描摹的对象了。尽管安德烈·布里索（Andr和海因茨·赫内等人为他写下了精彩的传记，但这位不知何故竟助英国取胜的德国海军上将，在其死后半个世纪以来留给后人的谜团却有增无减。纵然战后对他的评析不止千言万语，卡纳里斯与英国神秘莫测的关系依然为二战史的每个篇章都投下了暗影。因此，虽然心怀一丝胆怯，我还是颤抖着将手中的火把照向了曾为众人探寻，如今却幽暗阴森的国防军情报局地窖。 挖掘秘密行动资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与某个机构某人的交情并无助益，依然处于《公务员保密法》保护之下的事件尚未解禁，显然也无从讨论。有些部门的人员虽然能就其他话题滔滔不绝，但对我穷追不舍的询问和旁敲侧击的刺探只给予了庄重而友善的沉默。无论知名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小卒，都证明了他们对诺言的忠诚。如果研究英国二战期间绝密情报行动的人能学到重大的一课，那便是不可能说服这些机构的人员背弃誓言。对相信没有高效而忠诚的情报机构，国家就没有未来可言的人来说，这确实令人放心不少。 不过，能够与参与刘易斯·纳米尔所谓的当代史“事务”的人们交往，始终是一件乐事。此外，正如他所指出，重大秘密总是会见诸文字，只要你知道要寻找什么，发现它们就并不困难。现有资料对得出令人信服的推理与精妙的演绎功不可没。然而，公开的文献常错误频出，未公开出版的档案又不时自相矛盾。 为了说明这一点，纳米讲了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一个小故事。从里维埃拉归来的柯南·道尔从巴黎里昂车站乘出租车前往巴黎北站。出租车司机为感谢他慷慨的小费便说：“真是太谢谢您了，柯南·道尔爵士。”当时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不觉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司机答道：“报纸上说您取道马赛从戛纳过来，我看您的发式是戛纳的风格，靴子上还沾着马赛的泥巴呢。” “你只靠这些就把我认出来了？”困惑不解的作家问道。 “当然不是，”司机又开口了，“行李牌上写着您的大名呐。” 关注卡纳里斯和英国情报部门中与其地位相当的对手斯图尔特·孟希斯爵士的人，同样有大量资料可以参考。毫无疑问，在丘吉尔的默许下，卡纳里斯和孟希斯为实现英德之间的谅解通力合作，且本可在1943年结束战争。 至于两人是否见过面，读者会得出自己的判断。记载此类会面的档案当然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孟希斯战后再三向记者声称两人从未谋面，似乎与间接证据矛盾。 掌权者的决策标准极少有浅而易见的，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尽管这些决策是现代民主的光芒照耀下做出的。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在我看来，无论见闻何等广博，我这一代人这么做都不恰当——对做出重大决策、改变二战进程的政治家与国家公仆妄下断语。正如利奥·埃默里所说，只有具备处理重大事件的实践经验，才能对公众人物的行为做出客观的评判。而在谍报圈，面对更多混乱迥异的选择，对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们来说，其情势与抉择自然是难以理解的。 卡纳里斯的故事将当权者在20世纪的危难时刻所面临的选择展露无遗。是抓住唾手可得的机会，提前两年结束战争，从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还是按1945年战胜国苦心拟就的均势计划维持半个世纪和平，尽管中东欧国家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二者也只待读者去权衡了。 卡纳里斯在1943年的失败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使德国在20世纪经历了彻底的毁灭之后，在21世纪崛起，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已成为基督教民主国家，支持合作与共识，拥护与纳粹政权信条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纵然有瑕疵，联邦共和制依然被证明是欧洲两代人得以享受和平的基石。 没有1943年至1945年间的灭顶之灾，同样很有可能实现相同的转变。曾激烈反抗纳粹政权的家庭在战后德国绝望而痛苦的经历，以及他们在50年代重新融入社会的艰辛努力，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纳粹主义的病毒与其裹挟的强烈仇恨，只有在最全面的免疫计划之下方无生存之处。 也许，在卡纳里斯眼里，21世纪的德国或多或少已成为凯恩斯口中“浸润于西方文明”的德国，一个令海军上将与共谋者为之奋斗、以死相许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