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发现纯属偶然 以《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十年百大考古发现（1990-1999）》等权威性资料为依据，我们发现，书中所记载的种种发现当中，约有半数根本不是出于国家文物局或地方文物部门的科学规划，而是在工程施工、农民耕作甚至是盗墓中暴露出来的，然后考古学家闻讯接报，迅速赶到，实施了补救式的清理工作。这种被动的做法，用专业的术语叫"抢救式发掘"。这种发掘，大都是突发性的，所以有人说考古学家就像救火队员，考古队就像消防队，这比喻可是半点不假。 失火的废墟是什么样？无论你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里看过，留有的印象就四个字：一片狼藉。那抢救性的考古现场如何？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遇到国家或省市一级的重点建设项目或政府特别工程，这火更要救得急，救得有质量，顺带还要宣传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一般人难以想象，考古抢救所遇到的麻烦往往是"情势猛于虎"。消防救火，帮者众，没谁阻拦。可考古就不同，前去抢救首先遇到的不是"战天斗地"的发掘，而是"与人奋斗"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一时间既要保证文物安全，又得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和关系，其乐无穷谈不上，其苦无比多多。所以考古出身的著名作家张承志说："中国考古队员工作时难以想象的劳累和底层化，成全了这个领域中培养出这种人的可能性。"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四类知识分子是和社会底层有过节的，一类是地质学家，一类是农学家，一类是医生，还有一类就是考古学家。不客气地说，考古学家恐怕"最不是玩意儿"。因为同样与底层打交道，可其他学者是送福荫给老百姓的，找矿能创收富国，粮食增产能提高大众温饱度；医生更不用说了，祛病免灾，救人积德。考古学家做的是什么？是掘人家祖坟，挖人家苦心经营的高产田，耽误迫在眉睫的施工工期，难免民怨村怒，如此等等。所以考古学家往往会和老百姓发生直接冲突，会与施工队产生矛盾，遇到的笑脸不多，见到的怒目不少。 尽管考古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派往古代的亲善大使，但他们永远不是一线明星，也没有行政官员的权利，即无法令行禁止，也没有号召力，更不是好莱坞甜心。考古学家的表情可能是科学家中最丰富的，他们的面部肌肉已经职业化的发达，他们的心脏不同于其他科学家的律动特点。这些年三峡和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中的文物抢救，实实在在地让考古学家们体会了无数相争的苦恼，相识的快乐，相知的欢笑和相融的效率。"抢救式发掘"遇到某些城市的"政绩"工程，其实麻烦最大。嘴皮磨破是小事一桩，不被打伤赶走已属万幸。所以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在考古学家的职业要求里，除了专业上必须达标的技能、方法和理论等各项外，具有行政领导和协调能力也被写进规则里。 "抢救式发掘"不是考古发现的全部，还有一些发现是考古学家带有某个研究目标主动进行的，这个概念用专业术语叫"课题式发掘"。然而在中国，"课题式发掘"很少，"抢救式发掘"很多。比如200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的600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中，配合基本建设的近80%，仅有120项左右不属于"抢救式发掘"。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正式立项的考古发掘项目，平均有80%是出于配合基本建设的目的。因此人们常说，考古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要靠运气灵，机遇好，手气旺。这虽然不是事实的全部，但的确包含相当部分的事实。 有多少考古是偶然发生的，已经难以统计。但不论你相不相信，大部分的考古发现纯属偶然，并且偶然得几乎你能相信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开玩笑地说，在你不经意伸出一脚或跌了一跤后，就有可能踢出来或摔出来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惊世大发现，以至于在考古界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故事：考古队员在调查时小解而尿出地下的陶片，引发了某某重大考古发现……你可能还不了解的是，这些偶然的发现，后来有不少竟都成了国际显学，像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以及正在成为显学的秦俑学等等。另外还要顺便说的是，1921年，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在进行矿业资源调查的时候，在北京的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北京猿人化石。也许是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感召，安特生一生的兴趣从此由地质学转向了考古学，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传入中国由此带有了一定的偶然性，考古学家们甚至也受到了偶然发现的感染，把自己的人生也偶然化了。正如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齐东方在他撰写的《走进死亡之海》一书开头写的一首诗一样： 不知为什么？ 历史迷失了你； 在古老的梦里， 我见到了你；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