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璋如回忆：在长沙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圣经学校为主，经常开会。来长沙不久，敌人又来轰炸，于是委员会另行组织巡逻队，警报期间，其他人要去地下室躲飞机，每个所派出一个人组成的巡逻队就要巡查有无间谍在外头发信号引导敌人。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那时，空袭警报时常拉响。惊惶中，人们纷纷躲防空洞或地下室。然而有一天，警报还没来得及拉响，日本飞机已猝然临头。敌机来了，真的就轰炸圣经学校附近，就是学校对面的巷子一带，梁思成全家住在巷内一栋小楼上，当时梁思成到圣经学校躲警报不在家。警报过后我们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也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哪里来的、还穿着丝袜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另外一件惨事就是我们出去巡逻，所有的同人在研究室宿舍内，遇到空袭就要去地下室躲警报，高去寻走到楼梯台阶，还未下去时，由于后头有人往前推挤，将高先生撞倒台阶上，高先生被撞断牙齿，顿时满嘴鲜血。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炸开的断壁残垣和四处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史语所及其他迁在长沙的文化教育单位，包括南下的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临时筹组的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等，停留三个多月后，决定再度西迁。考古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将率大部队撤退，同行的有胡厚宣、郭宝钧等；青年研究员李景聃、石璋如、祁延霈等家乡沦陷，亲人生死未卜，急于回乡寻亲；刘燿、王湘等人，早已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李济召集众人在长沙郊外的小饭馆"清溪阁"聚会。 "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刘燿从事田野考古七年多了。１９３１年春，他还是河南大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同人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学国文系学生，参加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后留所作研究生，１９３４年升为助理员。他参加过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赍店等地的发掘，独立主持了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田野上他已度过了七个春秋，足迹遍及河南山东等地。此时，他刚刚完成瓦屋村发掘报告的图版及器物草图的制作部分……寒风中的刘燿端起酒杯喊出，"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然后一饮而尽。 未完成发掘报告就投笔从戎，同人对他既景仰又惋惜：一个搞考古的一生能接触到地下文物，多少带有运数的意味；这种遗憾，极可能就是终生。把酒话别，湘水呜咽。当日的细节奔泻在石璋如的笔下：我们叫了两桌菜，菜没来之前先叫酒。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杯喝，有人素来酒量不大，像董作宾先生就有"董文抿公"之称，不能喝，李济、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太大。由于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刘燿、我、祁延霈几个山东、河南人，喝酒比较爽快，就喝将起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师长李济，自１９２６年主持山西西阴村发掘至此，已有十多年的考古经历。而今山河沦陷，百姓涂炭，该如何面对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他无意劝阻刘燿等人，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选择的这份职业，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李济例举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欧战期间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投入卫国战争，然而冲动的情绪最终服从理性的调遣。于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１９３７年，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时，李济夫人（左三）与杨步伟（左四）到小吴门附近的现场探访。（李光谟提供） 萧萧秋色，慷慨悲歌。几十年后倾注在石璋如笔下：几人先说"中华民国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杯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因为比较早成立），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将下去，有人已是勉力而为，还没有上菜呢，酒却喝成这样，于是有四个人--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馆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过没躺下。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经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次日，刘燿、祁延霈、王湘等人告别师友，奔赴前线。 自兹分别，即杳无音信。后听说刘燿刘燿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从此，改从母姓，化名尹达。后人多不知其原名。去了延安，而一道离开的王湘、杨廷宝等仍无消息。李济放心不下，四处托人打听，还通过朱家骅去信问询周恩来。后来朱家骅回函李济："关于王湘、杨廷宝二君之事，前蒙台嘱，即经致函周恩来君，顷接复云：'嘱事曾特电探询。现王任延安振华造纸厂长；杨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工作。渠等均愿安心服务，不拟离延他往，务乞鉴谅。'等语。知注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