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古迹研究会 １９３０年夏，史语所考古发掘离开黄河之南，移师太行之东。史语所与山东颇有渊源，傅斯年家是山东望族，吴金鼎、于道泉等也都是山东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等地方名要都是傅斯年的朋友。傅斯年曾这样谈起山东考古的起因，"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乡导'。" 今日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最初，史语所想在临淄建山东田野工作中心，派于道泉、吴金鼎前去考察。８月底到１０月初，他们在呈傅斯年、李济的几封信中报告了解到的情况："到了营丘，惊见临淄古迹已被公然发掘，亦喜得从发掘的沟中稍得领略临淄文化层之内容。""农耕可能不知不觉践踏着石器及珍贵之陶片，所可寒心者。""临淄文化层之包藏极为丰富，可发掘之区域业已找到三四处，唯临淄一带的人工近来贵得很。""直到今天所得的印象就是临淄古迹之值得发掘是毫无疑问的，希望傅先生马上就来山东接洽一切。"所档：考１-２-４２、４６、４７、４８。１０月６日，李济、傅斯年回电，"盼多识地方学界人士，如今秋工作至少一位留待。弟等当赴济。"所档：元１７０-３。河南的前车之鉴，他们不得不事先防范。 １０月中旬，李济赶到山东济南，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先去临淄察看情况，返回济南后，吴金鼎又陪恩师到他发现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察。两相比较，李济考虑到临淄古迹工程浩大，涉及面广，时间和经费都不足，且与史语所"加长中国上古史"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决定先发掘城子崖遗址。城子崖是吴金鼎几年前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８年４月４日，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吴金鼎回山东调查古迹，在行经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东北的城子崖台地时，看到断崖上有火烧的痕迹，土里有陶片、贝壳和动物骨骸，随手还挖出两枚粗糙的骨针，细察土层，不见金属、瓷器碎片，更无煤渣，吴金鼎意识到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后来他将前后六次平陵汉代济南郡平陵县治所遗址，位于济南城东章丘市龙山镇东北。考古调查的经历写成《平陵访古记》。因殷墟发掘的启动，城子崖遗迹成了一道"伏笔"，而今是重写华章的时候了。 １０月２７日，傅斯年也赶来济南，他与李济代表中研院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反复磋商，并报经山东省政府通过，商定了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意见：以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中研院史语所与山东省教育厅各聘二至五名组成；研究会设委员长一人，工作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会址设于济南，并于发掘地点设办事处；工作分为调查、发掘、研究三步，中研院担负科学发掘的指导之责，山东省政府担负保护之责；经费由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分任，必要时可由中研院独自承担；发掘所得古物均存置本会，以便研究，唯因研究之便，得由本会通过，提出一部分在他处研究，但须于一定期内交还本会；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４-４６页。。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原山东大学工学院院内挂牌成立，研究会中研院方的委员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山东省方有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及刘次箫、张敦讷等。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田野工作部主任，王献唐任秘书。研究会决定在章丘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掘。 消息传出，风靡泉城。山东古迹研究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何思源主持会议，请李济演讲，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当地文化人蜂拥而至，一座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 李济先讲山东发掘为何首选城子崖。他谈到，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得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起发点。大部分学者都选择夏、商、周三代，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此时打定的，要能把这将近两千年长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部就可解决。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虽已大备，然而经秦始皇一把火，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实在有限。所以这一时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无文字的器物。器物制作，不但可以看出当代的风尚，还可以看得出当时生活的状态及工业的程度。只要是这一时代留下来的人工制作的东西，残的或是整的，都是我们的重要史料。……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城子崖的发掘，来一次史料上的拨乱反正，为推翻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实物支持。李济讲到，这几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部分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画的装饰。这种带彩的陶器，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这就是外国考古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由这种材料的比较，就有好多学者指它们为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的证据。所以近数年来，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原始于西方的学说又复活起来。这学说自然由此得了些强有力的新依据，不过就这些已经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域上的分配看，尚不能完全实证。因为这种带彩陶器所占据地方，只在中国西部及北部。东北部的大平原，如河北省的东南，河南的东部，以及山东一带，尚没有发现这类的陶器。所有这些新发现研究的结果，令人自然的想到下列的问题：中国内地东北平原是否也有个石器时代？要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尚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李济的演讲，无意中点燃了听众的民族主义薪火，也成为争取支持的最好动力。 演讲完毕便是自由提问。有记者问，"请问李博士，你们的掘地考古，与平常土匪之扒坟盗墓有何不同？"李济答道："我们与盗墓者在工作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是干的掘人祖先墓庐的营生。但我们与他们的目的与方法却截然不同。从古至今，贪嗜成性的古董商人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此辈歹徒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全然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古遗址之惨烈破坏，遗物之四散流失，唯有实行科学发掘为宗旨之考察方得遏止。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还有记者问，"倘若你们在龙山镇挖到很多宝贝，会不会像在河南那样，统统运回北平？"李济回答，"这正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纠正的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玉并无区别。其次，我要说的是，即便我这湖北佬存心要把你们山东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山东城子崖首次发掘开工前。后排站前第一李光宇；左八王湘；右二李济。（李光谟提供） 宝贝'偷走，我们的傅所长和我的学生吴金鼎先生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李济的幽默与机智激起一片笑声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４-５７页。。 傅斯年有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李济有运筹帷幄的缜密，加之傅斯年吴金鼎何思源王献唐等人缘地望，城子崖发掘已是风正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