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２日，毕士博致函李济："前函已转知Mr.Lodge请您尽快来华盛顿之意。他建议您带西阴村研究材料来。"所档：考２１-２-２。这实际上是毕士博安排的一次述职活动。秋天，李济赴美成行，他到华盛顿与弗利尔艺术馆洛奇（Lodge）馆长商谈继续合作事宜。经过近距离的接触，洛奇对李济的能力有了进一步认知，决定继续赋予李济全权处理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进行考古事宜。 李济返国时绕道欧洲，经香港，１０月到广州，顺便到中山大学访友，与傅斯年不期而遇。此前，蔡元培、杨杏佛、李四光等人都分别向傅斯年推荐过李济。傅在写给清华的旧雨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位的信中，已出现了"李仲揆（即李四光）盛称李济之"的字样。傅在这封信中谈到李济，"……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此事我们两面如何合作，乞示知!" 李济在旅美途中就收到了傅约他会面的电报，而今两人广州邂逅，一见如故。傅斯年得知轮船只在香港停泊三天，马上陪李济改签船票延长一周。两人玩了几天，谈了几天，几天接触，心心相印。李济评价傅斯年，"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２页。而傅斯年也打定了"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的主意。 李济回忆：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的同人见面，我一看，有许多是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膺中先生、顾颉刚先生等。那是民国十七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经送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从事殷墟的试掘，并且那次试掘已经完了，董作宾先生在安阳发掘殷墟的遗址，发现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对于甲骨文的报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百几十片。当然，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经有若干次，而且当时年纪很轻。而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李济：《傅所长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３５页。张光直曾经谈过：当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李济致傅斯年信札。（李光谟提供） 持者时，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年仅三十二岁的李济和四十八岁的马衡。当时马衡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尖子。在这两个人中，蔡元培院长最后选定了治学严谨，代表现代科学考古的李济。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上旬，史语所借中山大学礼堂，邀请李济作一次公开演讲。这是一次彼此心照不宣的安排，傅斯年想让李济登台亮相，以孚众望；李济也深知这是一次展示自己的契机。李济的讲题是《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卷５期５７、５８合刊，１９２８年。。他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史料和历史的关系，与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意颇相近。他接着介绍了最近的几项考古发掘成果，包括自己的山西西阴村发掘和安特生近年来在河南、奉天、甘肃的发掘。李济认为，安特生的发掘，方法并不精确，功过参半。特别在甘肃，安氏急于求成，竟从居民手中大事收购陶罐，导致居民随意向地下捣掘，造成考古学上的损失。对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李济也尖锐指出，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但事实上是"愈往西愈粗"，这就难以自圆其说。李济提到最近发现的新史料还包括两项：一是法国人德日进神父在河套发现的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这证明中国不但有新石器时代，而且也有旧石器时代。二是北平以南发现两颗人牙，经鉴定是在冲积期以前（约十万年以前），与爪哇猿人同时，可证实中国这块土地上之有人类是在史前了。 这次讲演对李济和中国人文学术都有里程碑的意义：李济在史语所的五十一年学术生涯自此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有了自家的"掌门人"。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初，李济收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聘书，正式履职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随即北上，辞去清华教职，清华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也随之转到史语所。完善这些手续后，李济偕助理员董光忠赶赴河南安阳，会晤董作宾，细商下一步殷墟发掘的准备。李济打算以小屯为中心，往四面辐射，在三五年之内对殷墟有一个较为彻底的了解。"如此不但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且可藉此训练少数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他对年长自己一岁的董作宾非常尊重，彼此有个君子协议，今后凡是出土的有字甲骨即由董负责研究，以尽其长。 经过一番调查，他们了解到离小屯村三四里的洹上村已收归国有的袁世凯旧宅可用，其部分房屋已拨归新成立的彰德高级中学，花园中的数间房屋可借作史语所彰德办事处。原有的一营驻军，正好起保护作用…… １２月２０日，回到北平的李济向常驻上海的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安阳发掘的各项准备情况，动工初定于明年２月中旬，一些具体问题尚需尽快落实：如挖掘时通知村民，此为国办不得阻难；挖掘地点由考古组主任决定，暂以小屯村为起点，以安阳全县为范围；请县长派人核定所掘地地主损失，以便赔偿；请函交通部，转彰德电报局，同意史语所办事处来往电报照官电收费；请转饬地方军队拨二十名士兵担负保护工作，并申明兵士须听考古组主任指挥等等。 与弗利尔艺术馆的田野发掘合作经费，他向蔡元培、杨杏佛提出建议："斯密苏利恩已寄到美金三千元作开办费；每年能认美金一万元左右。济之意此事关系政府提倡学术诚信，不宜尽用美方经费。拟求研究院月出一千五百元左右津贴此项工作，如此则事实上可说此事主体全为中国，美国方面所出经费，只算购去英文报告出版权，此为最得体办法。万一研究院经费困难不能出此，只得暂用美金。诸祈斟酌示知为祷。"这些意见显然有些书生意气，筹措大笔经费，对于刚建立的中研院无疑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李济在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３日给傅斯年的信中，为自己的考虑不周感到歉然，"经费事劳兄筹划，至以为感。虽不能作到，然所以为力者，已无不至矣。其实此事并不必如此费事，美国经费并无问题。弟所以有上次动议者，完全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想硬硬骨头。同外国人做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脚。他们面子上虽说是很客气，心里总以老前辈自居；对于我们这种穷小子，只是提携奖励而已，而自己以为是站在无所不容的地位。这也未尝不是实在情形，不过我们实在觉得难堪；自然，能摆脱他们的势力几分就摆脱几分；实在没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在那封致蔡元培、杨杏佛的信中，李济直陈董作宾首次发掘的教训，他写道："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唯彦堂人极细心，且亦虚心，略加训练可成一能手，并极愿与济合作，斯诚一幸事。"对上级知无不言，范围也就蔡杨两人，想不到那时也会有人过话，引起不良反应。李济深以为悔，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解释道："彦堂为人，不但能吃苦耐劳，并且极能共事。弟极钦其为人。前函只是就事论事，然并未责彦堂个人；此为在中国一科学知识问题。不过中国社会，人（和）事多不能分，兄之所虑正是。弟因甚悔立言之不得体，以后当多加小心。"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了无机心，不讲情面，直道而行，既有受父亲"清高"的士大夫思想影响，又有美国十多年的"实证"训练养成的思维习惯。熟悉李济的人都听说过此前发生的一则"牙"的故事-- １９２８年"中原大战"期间，被收编的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殿英部，"剿匪"途中，借"军事演习"为名，用大炮和炸药轰开了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慈禧和乾隆两座陵墓，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学界一位参与处理盗掘清陵善后事务的老先生，一次跟李济谈到自己抚摸过乾隆的头骨，他对李济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很完整。出于好奇，李济问道："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尚有多少？"老先生答："四十枚牙，都保存得很整齐。"李济脱口而出："这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绝对不会错，他曾数过。于是，李济向他解释，"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这不需要辩论，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那位先生有点局促不安，话就没再说下去。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中国文物界的大佬，得罪一尊菩萨就是对所有神灵的不敬。这类"率直"引起的麻烦，在李济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层出不穷。 生活要磨去人的棱角，而事业恰恰需要棱角。李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与世俗社会讲究"面子"的观念，势不两立。他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吉金"范围之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时考古研究认为只有带款识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他一再告诫同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他与相继加盟的考古组同人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他认为，这几条规定至少可以达到如下几个目的：使自己自别于古董商人和古玩收藏者；可取信于古物出土地的老百姓；虽说不足以消弭、但可以有助减缓盗掘古物的风气。这些约定，在当时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可谓振聋发聩。劳榦对此评价，称之为百世不易之金针。 １９２９年初，北大史学教授何炳松发表了《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２６卷第２号），１９２９年。一文。作者罗列１７世纪至１９世纪末国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九种说法，提出："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仿佛是个预言，"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就在这一年现出曙光。从那时开始的考古发掘，"走出了中国历来玩骨（古）董者之眼光"。正如后辈学人李学勤指出的，"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１９２８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考古组与安阳发掘，开始了李济的名山大业……第四章殷墟·城子崖第四章殷墟·城子崖第一节殷墟初期试掘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约公元前１３００年，一个叫做盘庚的商王，带着家眷和子民，驾起牛车，赶着羊群，浩浩荡荡，辗转颠簸来到太行山脚下，修筑宫殿、开垦良田、放牧牲畜、冶炼青铜，终于使这片寂寞的田畴变为繁华的城池。洹水潺潺，素衣缟巾。王公贵族往返穿梭于街市，占卜卦问吉凶、求甘霖，祭师细心地用刀片在甲骨上刻着一件件大事要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些传奇故事，终化作历史尘烟，化作"麦黍渐渐，麦秀离离"的废墟，成为商人在这片黄土地上重重烙下的历史之印。 一、"中央"与地方 １９２９年春天，李济正式主持了第二次安阳发掘，发掘组织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号称"中央"，或以为地方上总会有些照应。 "安阳"县名自战国秦襄公时即载入史册，公元１１９２年改为彰德府，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１９１３年废彰德府，置安阳县。清末军机大臣袁世凯不得意时，曾"回籍养疴"，并１９２９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测量情形（小屯）。（李光谟提供） 非回原籍项城，而是隐居在安阳洹上村。３月６日，中研院安阳洹上村办事处开始工作。李济写道："我们到安阳时，他（袁世凯）的遗产已经充公，我们就住在他的家中；我曾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３月７日，洹上村村中、村南、村北三处工地同时开工，进展顺利。一周以后，李济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问题；二是必须有方法；三是记载必须精确；四是必须无成见；五是必须有耐性。"所档：元２５-６。这是吸取殷墟首次发掘的教训而制定的新规，发掘伊始，李济就叫人绘制详细的发掘图，每一进程都作了地下文物及地层分布情况的详细记录。据石璋如回忆，"殷墟第二次发掘所用的方法，在这一次发掘，老实讲来，还是含有试探的性质。这次发掘还有一件为村人所不了解的事，就是坑内出了生土，已经不出东西了，李先生仍然命工人向下挖生土，他要挖到水面，他的目的是看地层的堆积而不是专挖东西。这种挖法，却惹起地方上有经验盗掘者的暗中讥笑，他们哪里明白地层堆积的意义。"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页。 发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阀间停息的战火突又燃起，保护发掘的士兵悄然撤走，土匪开始猖獗。５月６日，发掘被迫停工。这次发掘，先后出土甲骨六百八十片，还有一批古器物、兽骨、蚌壳、陶片等。 石璋如那时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在安阳工地的实习生，据他回忆：当时我们跟发掘队一起住在袁家花园，我们直接到洹上村东部的袁家花园，简称"花园"报到。才住没几天发掘团听闻石友三即将开战，就预备停工。袁家花园附近就是石友三的叛军所在，叛军认为发掘团是中央的奸细，所以董先生、李先生于停工后怕被误会，就赶紧坐台车离开，河南省政府派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走了。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５７页。李济嘱人将发掘物藏在彰德高级中学和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内，这两个学校都有董作宾的熟人。随后李济与董作宾携带一小部分文物返回北平，准备开始整理研究。此举本是因战事突发，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不料竟授人以柄。 安阳停工，私掘者蜂拥而上。６月２２日，留守工地的王湘致函李济，"昨县署将私掘人一共带案下监，时花园庄人屈金梁等正掘挖，见法警前来带案随都跑了。现县署向本村村长追要等人。"所档：考１-１-１７月１日，李济致函安阳县政府，"本所并未发函请销刘金和等传票，以后若仅用办事处信纸信封，而无负责签名盖章之件，概作无效。又关于盗掘古物一案，仍请查照董编辑员前函所列各节，切实究治"。所档：元１５５-４。李济终于明白，县署与私掘人不过在演双簧戏，其目的是糊弄"中央"，维护既得利益。 李济回到北平，恰逢史语所从广州迁来，考古组迁在北海静心斋。据所务会议议定，史语所原设的八个组合并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及人类学三个组，李济与陈寅恪、赵元任等，受中研院院长蔡元培聘，分别出任考古（三组）、历史（一组）、语言（二组）组主任，此一格局一直维系了几十年。 转入紧张的案头研究，李济每天往返于方砖厂的家与北海办公地之间。８月３１日，他写信告诉已回美国的毕士博，"近三个月工作团之成果相当可观，在离开田野前定将工作报告寄奉，据闻今秋你可能再次来访，望能讨论FreerGallery与史语所之进一步合作"所档：考２１-２-１２。。不久，他写的《小屯村陶器初论》报告稿ManuscriptReportPreliminarynotesonPotteriesfromHsiaotuntsun（打印件共５页、插图２０幅）。如约寄往美国弗利尔艺术馆。１０月，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正式出版，"报告"揭示了两次发掘的部分结果。李济撰写了《发刊语》《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论》等篇文章。蔡元培在"报告"的序言中指出，殷墟发掘"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的转方向"，这种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立足点是整体的，对文字和器物的探究注重系统性，"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二是问题的结构，一如自然科学，取实物为证，"不以设定为决论"，而是按实物材料--问题--旁证参考--适当的观点这样一条路线处置，这乃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十月金秋，收割之后的安阳大地，转眼间褪了颜色，起伏的土地裸露着苍黄。经过暂时的疏通，第三次殷墟发掘在李济的主持下又将开工。然而，上次仓促停工，李济与董作宾携少量出土物回北平引起的误会，加之当地盗掘者和文物贩子等利益集团的策动，各种流言荒草般蔓生。领头者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他是河南商城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蒙学部，自称罗振玉的弟子。他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函中提出，"请准将掘得器物，仍留在开封保存，俾河南人有所观感，庶于地方文化及公开研究学术两得其益。""本省既有如斯重要之文物，襄助他人发掘，何如自动发掘？……可由兼职之民族博物院经费项下协助。如此自动发掘，则他方再有借口开掘者，即可一律谢绝。"所档：元１５１-４。何日章借维护乡邦利益的冠冕堂皇其实暗藏着私心。１９２９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前董作宾、后李济。（李光谟提供） 河南省政府致函中央研究院，转录何日章的原文。１０月２１日，何日章手持河南省政府的批文赶至安阳，声言安阳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李济电告傅斯年，"省政府拒绝中央挖掘，暂停工"。胜算在握的何日章招工自掘，鸠占鹊巢，在史语所开挖的工地上连续挖掘两个月，所得甲骨古器物甚多所档：元１４１-１a。。 此时，冯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拥兵自重，"中央"对地方毫无约束能力。中研院总办事处收到告急电后，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公函中，只能曲尽其意：查发掘古都系考古学上之要端，不只为地方文明之表率，实藉此以供全国人士之研求，并谋贡献所得于全世界，尽人类应尽之责任。其开掘之方法，重在立完全之计画，作系统之探求，藉以知古事古物之相互关系，及其当年入土之位置踪迹，本非专以搜寻器物为唯一目的也。此种发掘，必须有专家指导，方能从事，否则一铲才下，而古事古物已为损毁不少，且正不知其地域之已否掘准也。……所得古物为利于详密之研究计，自不能不先行运回本院。一俟研究结束后，即当分列于中央及省立博物馆，以供参考，断不欲据为己有。……同此国土，同属国民，共致力于学术，何畛域之可分。所档：元１５１-８。蔡元培一面斡旋地方，一面劝慰傅斯年和李济："连接电函，藉悉在汴时种种辛苦及回平后疲病状况，万分不安，唯祝迅即康复而已。安阳发掘事，赖兄临机应变，得以排除障碍，感佩不遑，宁有他意。弗虽短于机智，然对于善用机智者甚佩之，目的神圣，手段虽非绝对的善法，然有时亦不失为正当也。详细报告已读过，并不潦草，请勿念。济之先生之报告，亦读过，关系重要，成绩优异，不胜欢忭；唯望继续进行，不遇阻力而已。……"真理无奈权力，蔡元培在信中叹道，"除向南京政府设法外，亦一筹莫展。恐安阳已为何日章等之舞台，无可挽救；然彼等欲壑有限，而地宝无穷，他日总有继续工作之机会，待之而已。"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２０２-２０４页。 １０月２３日，为争取当地权要对考古发掘的支持，李济联合驻地的彰德高级中学校长共同请了一桌客，不意反遭其辱。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安阳发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窝囊气，令人寒心。两天后，李济以"安阳工作进行无术"为由，向中研院请辞考古组主任职所档：元１４１-２a。。蔡元培、杨铨（杏佛）回电劝勉："安阳事必以全力争最后胜利，幸勿言去。铨即晚赴京交涉。"所档：考２３-４。１０月３１日，蔡元培又致函李济："何日章捣乱事，除以全体之力与之周旋外，别无关个人之抱歉与引咎，务请照常进行勿遽萌退意。"所档：考２３-５。拳拳相勉，李济义不容辞，他回函杨杏佛："此次考古组顿遭横逆，除引退外实无第二办法，蒙蔡先生及兄与孟真兄多方努力，率使彼方有就范之意，济自当遵命再行前往，以尽前功。"所档：考２３-６。李济请辞不为一己之誉，而是担心"田野工作横被摧残，进行无术"所档：考２３-１。。１１月２３日，他在给董作宾的信中，谈到何日章破坏殷墟的具体情形：至于彼等挖法，实在可笑可恨之至。传闻彼等已得之墓葬，皆为见头挖头，见脚挖脚，十有八九，均捣碎了。无记载、无照像、无方向，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此等方法名之曰"研究"。而省政府提倡之，此真中华民族之羞也。派来三人之个人态度，却实在可怜，彼等自云为办差事，只希望挖挖交差，固无丝毫兴趣也。所档：元１５１-１８b。１１月２４日，傅斯年冒着寒风赶赴开封，凭借一些学术界的旧好，四处托人拉关系，也在当地登报申明："史语所进行的殷墟发掘，旨在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便利学人的研究。李、董二人带回本所的一小部分古物，实为整理研究之用，绝无据之为己有的私念，一俟整理完毕，即与其他出土物一起陈列于首都和本地，以便学人参观研究之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他还诚恳表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愿借殷墟发掘之机，对河南学术界作出帮助，如欢迎河南高校派专家学者参加发掘，为河南史学研究培植后进，史语所学者充当河南研究工作顾问等等。其时，傅斯年下榻河南中山大学。一晚，他在学校大礼堂作了题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他批评过去中国的考古学家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他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据当时的听众回忆说："上至天文、下至地质、科学，哲学、文学、史学等无不涉及。谈词锋利，好像长江黄河滔滔不绝。……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容，并且让大家提出问题，当场给解答。虽大雪盈尺，而来听讲的人则大礼堂上几乎不能容纳。"他的热心热肠融化了寒冰，加之有关方面的斡旋，误会逐渐消融，到１２月底，纠纷基本得到解决。此番经过，李济回忆："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他为这个事情直接找到蒋介石，请蒋介石出一个条谕在安阳，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１４８-１４９页。 殷墟第三次发掘在被迫中断三个星期后，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又复工了四个星期。收藤结大瓜，就在最后一天，发掘团挖到了"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还意外地发现一片彩陶，李济喜不能禁--后来竟被证明是小屯发掘前后近十年中唯一的一片。这次还出土了一具人体俯身葬骨架。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写道："十八年十一月李济之先生从安阳来平，１９２９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的一片彩陶片。（李光谟提供） 携着他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所得的重要物品。他很高兴，虽然这次发掘中间发生种种阻梗不能如我们的预期的计划进行，但所得的物品，在数量上及意义上，竟超过前两次的发掘。当李先生开始清检这重要的发现，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李先生并且特意地指出这次从殷墟层所得的着色陶片，他说：'据小屯有经验的工人说，挖掘三十年来，从未遇着这样的陶片。'"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３期，１９３１年。 那块彩陶片给了李济重要的启示。他在随后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第二期《安阳发掘报告》上的《小屯与仰韶》一文中，指出仰韶文化与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仰韶文化要早于小屯若干世纪，两者无一脉相承关系，如果说有关系，最多不过像远房叔侄的关系。--他对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始终耿耿于怀。那具人体俯身葬骨架也给了李济很多启示，他曾在１９３１年燕京大学作学术演讲中特别举了"俯身葬"的例子，在其后主编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还发表《俯身葬》一文。文章谈到，从当时的资讯信息所知，世界其他地区尚无俯身葬的发现，李济的结论是：俯身葬为中国铜器时代中期的习惯。与殷墟文化相距不远；此种葬法从殷都由此迁移后仍继续一段时间，但在青铜时代结束以前已改为仰身葬；可以认为俯身葬是殷商民族的一种葬法。那块"大龟四版"让董作宾痴迷了好久，通过整理研究，１９３１年６月他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说"，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济在一篇总结前三次发掘成果的文章中写道："前三次发掘的结果，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构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质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青铜时期。'就全世界文化来看，这是极可注意的事。百余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以为中国铜器的发见最早不出西周。从此次发掘以后，证明了铜器在殷末已经存在。我们新近讨论殷末铜器和西方的关系，就形式上看，和青铜期第四纪的器物极相近似。"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李济作为考古学家的不同凡响，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傅斯年语） 二、"拉锯战"与"儒莲奖" 安阳并非一座孤岛，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在中国也只是开端。不但河南方面有责难，就连学界也有微词。南京《史学杂志》就曾发表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的《论文化事业之争执》一文，质询史语所田野发掘的正当性。针对柳文，傅斯年在致该刊编辑的一封信中逐一辩白。他回答李济携带文物回北平的原因时说："其后军事繁兴，安阳土匪四起，李济之先生在章河桥被炸五小时前携数骨类陶类来北平本所，以求工作之不断，更以便北平专门学者之参与研究。此本研究中必有之处置，为一切文化国家之通例。果因而误会，来函声询，自可充分解答。"至于何日章的地方自主发掘纯属闹剧：何日章突于十月初旬到安阳，布告禁止吾等工作，由彼之妻舅警察学校毕业轩君率领"发掘"，无方法，无问题，公然声言是来找宝贝的。……经长时之接洽，始得与河南省政府作五条之约定。乃斯年一去开封，何君又设术推翻此案，更派其警官妻舅前往大掘。此真殷墟之悲剧矣! 若何君果能组成一个像样的发掘团，吾等本可奉让。无如何氏中仅有一位号称古学家之关君，从未一履安阳工作之场。率其事者，乃其警官妻舅。无照像专人，仅雇一照像馆员学我等工作时照像，而不知其何谓。遇一墓葬，见头取头，见脚取脚，积而成之，不知谁为谁之头。其葬式之记载，更无论矣!陶片则一往弃置。见吾等收之，偶效吾等保留若干。若地墓问题，更不知何解矣。又专以市场价值为价值。彼等初次到安阳，经介绍到吾等工作地参观三日，不言何为。见一白瓦片，大喜，谓若置开封，可值九十余元。近督责工作，亦以谁能找到出宝的地方，则分半价奖之为言。此真太不成事体矣!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４-６６页。１９２９年秋第三次殷墟发掘。后排左起：□□□、□□□、董光忠（美国人）、李济、董作宾。（李光谟提供） 何日章有了倚仗，更加理直气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他著有一本《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之经过》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大造舆论。他向河南省政府呈递报告，要求假河南图书馆暨民族博物院之名自行发掘，谢绝中研院考古组的发掘，令安阳县长协助办理。其引证的法律依据是内政部《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五项："其他金石陶器雕刻等各类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并严定管理规则，俾免散失。"及第六条："各省县政府为保存辖境内名胜古迹古物，得于不抵触现行法令范围内发布单行规则。"何日章敢于与"中央"唱对台戏，根子在有河南地方政府的指使，而国民党政权也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全国地下文物的保护和发掘，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研院调整策略，１１月４日致电河南："院掘安阳古物，全为研究发扬吾国文化，俟结束后，当分陈中央及省博物院。" １９３０年春天，第四次殷墟发掘刚着手准备，何日章已抢先一步在小屯挖掘。３月９日，王湘函李济，"轩仲湘在四盘磨挖掘，与地主郑有冲突，小屯村张学献和各地主，亦趁势追轩贴偿地价……"所档：考１-１-４２。轩仲湘，何日章派的人。３月１０日，李济、傅斯年致电蔡元培、杨杏佛，"何日章趁火打劫，乞院电豫省府严重质问，前约何以自定自翻，并请国府严令豫省须即停工，查办何氏。"所档：元１４１-２５。４月８日，王湘函李济，"轩（轩仲湘）忽又来彰，并出价收买知道什么地方出东西的人，如此，小屯人怎能不受他的引诱？"所档：考１-１-５０。干扰再三，史语所殷墟发掘被迫中止。 安阳发掘虽然暂停，其产生的影响却日益彰显。１９３１年２月下旬，李济在南京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并做了几场题为"中国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在中央电台播讲了"国立中央研究院三年来之考古工作"的专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观展，舆论为之轰动。考古发掘的成绩还改写了历史，学术界开始承认殷商时代为"信史"。中小学的多种历史教科书当时全国并无统编教材。也都把中国上古史部分做了相应改写。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中国学术的新进展十分关注。１９３２年，他看到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当年的一千五百法郎奖金的儒莲儒莲，或译作于里安，法国语言学家（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奖赠与史语所。"儒莲奖"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的名字命名，"赠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３月，伯希和致函蔡元培，他写道："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史语所获奖的意义，显示了以李济为首的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的艰辛努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蔡元培在复函中表示，"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稍有发见，竟承嘉许，为提出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得领于里安奖金，深感先生提倡盛意。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敝国以水灾及兵事之影响，经济困难，敝院亦感竭蹶；然一切研究工作，均仍积极进行，安阳发掘，亦继续工作，敬希勿念。"蔡元培：《蔡元培文集》（卷１１·书信·中），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７３９-７４０页。 三、分手弗利尔 殷墟考古发掘暂停，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趁机"就坡下驴"。 此前，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按照史语所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方式，经费的一大部分都由后者提供。但弗利尔艺术馆的主要目标是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与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大相径庭；毕士博对李济和傅斯年在合作中坚持的"以我为主"的原则也颇为恼怒。 据李光谟讲述：中美联合考古发掘，傅斯年后来跟弗利尔干了一架，合作不成了。只搞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就拆台了。为什么李济有一阵子要去山东城子崖呢？是１９２９年跟河南省有矛盾，才去山东作了一年。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不承认，说当初的合作协议没有山东，他并非不愿意，只是想争取更多的优惠条件。傅斯年当然不干，来回打笔仗，他对美国人一点不客气，只是语气还顾全国体，不算太伤人，但提的条件很苛刻。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１９３０年春，弗利尔艺术馆作出了终止合作的暗示。同年６月，李济主动提出辞去弗利尔艺术馆驻中国考古发掘队的职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李济写信给毕士博，就双方在安阳发掘时期的合作中所发生的不愉快和误会作了详细说明，驳斥了对方的不实之词，并应允在年内送去最后一份英文报告所档：考２１-２-１４。。当年１０月，李济按合同约定，交齐了给弗利尔艺术馆的全部英文报告，其中有《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存性质的初步考察》ManuscriptReportPreliminaryObservationsontheNatureoftheDepositoftheYinShangSiteatHsiaotuntsun，Anyang，Honan打印件（共１１页，附刘屿霞所摄地图１幅及计划，另照片１幅、插图７幅）。《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年殷墟发掘报告》Reporton１９２８-１９２９ExcavationatYinHsu打印件（共１３０页，照片及图版３０幅）。等。 在一个弱国穷国从事考古，既希望得到国外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又要维护民族自尊，有时真是进退维谷。李光谟说：比如粘铜器陶器的虫胶，长条，像口香糖一样的东西，味特别好闻。那种东西要从美国进来，成桶地买。出土的陶片没那个东西，就粘不起来。就为这个还要给他们（弗利尔）造预算，多一点都不行。 最初合同就是冲李济签的，他在清华，弗利尔跟清华签；他到中央研究院人家跟中央研究院签，就因为他是弗利尔科学考察队的正式成员。弗利尔为了在中国搞考古，要跟中国人合作就要有合作的条件。父亲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当然知道规矩，他事先就向弗利尔艺术馆提出两个条件：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团体合作，发掘出土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提供的经费可以接受，交换的只能是研究报告及相关资料。否则宁可不签合同。弗利尔也在和别的地方谈，也按李济的模式一样做。北师大跟它有合作项目。中研院是头一个跟他们合作，也是头一个反目的。父亲到最后也吵架了，是在傅斯年跟弗利尔吵架之后。 我为什么说虫胶的事呢？他们硬要一点一点地算，硬给他抠，给他提供一台打字机规定只能打与弗利尔有关的内容，不能打别的东西。最后分手父亲也没太生气，背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称"中基会"）成立于１９２５年。美国国会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款项交给"中基会"掌管，其任务是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基会"首任董事会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中国董事有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学者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贻春、丁文江等。（以下称"中基会"）撑腰。傅斯年是一刀两断。父亲跟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断了，但认为毕士博这个人还不错，是做学问的。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很怀念他。 我后来去弗利尔艺术馆要材料，艺术馆已撤销了。接替它的是福特博物馆。福特博物馆说父亲给弗利尔艺术馆的文章只发表了一篇，他们也没完全履行合同。美国人一撤走，"中基会"就给钱了。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中基会"接受胡适董事的建议，自１９３０年起，即授予李济考古学教授讲座一席，１９３１年又每年补助史语所考古组一万元的工作经费。有了这种支持，考古发掘才能支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