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头内有大脑 你的鞋内有双脚 你可以带自己去天之涯、海之角。 --苏斯博士(Dr. Seuss) 在我遇到过的所有伟大人物中，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领导身份，而且还由于自从他1990年结束了27年的监狱生涯后，他从语言和行动上为我们提供了道德榜样。他一直是我崇拜的对象，所以当我能跟随戈尔副总统带队的美国代表团去参加他作为南非总统的就职典礼时，我感到万分荣幸。 这场盛大的就职典礼庆祝了南非从种族隔离到民主的进步，但是对我而言，官方典礼之后，曼德拉总统在他的新寓所主持的午宴上才出现最让人震撼的场景。参加宴会的代表几乎是来自所有国家，有的代表的国家还在互相进行战争，有的还在侵犯自己国家的公民的人权。曼德拉在对所有人致辞时，他讲到他的人民需要爱，需要忠诚，需要和解。他还提到他邀请了三位他以前的监狱看守来参加午宴和庆典。 我惊呆了。我在想，我们有多少人能拥有那样的人格、自信和信仰去原谅那些曾经残忍地迫害过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呢？ 1994年10月，比尔和我有机会回报南非总统的好客。在为曼德拉举行的国宴上，我丈夫为他敬酒时引用了曼德拉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写给他一个女儿的信中的文字："如果你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要的技能，世界上没有多少不幸你不能转化成个人的胜利。" 家庭和村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孩子形成那些自律和共鸣习惯--它们形成了我们所称的性格。它们使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保持乐观，让我们在精神上更强大而不是更悲苦。 我的父母在塑造我们的性格上各有一套方法。两种方法的目的都是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荆棘时充满信心，并且不会牺牲我们的诚实。当出现困难或者挑战时，我妈妈总是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是想成为主导生活的主角还是成为对别人言听计从的配角？"这个问题让我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 我父亲的方法是老式的休·罗德海姆式的。当我面临一个问题时，他会看着我的眼睛，问："希拉里，这次你会怎样为自己挖出一条出路呢？"他的问题总是让我想起铁锹。那个形象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生活中，我伸手抓过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上的铁锹，甚至是一两把反向铲。 很早儿童就能够学习抓住那些想象的铁锹，或者任何对他们有效的工具，从父母或周围其他成年人身上得到解决问题的重要技能，去应对逆境，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他们的性格。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课，跟历史、文学、时事，尤其是宗教课程没什么两样。 尼尔森·曼德拉在学习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马丁·路德·金博士这样的领导人的言行举止时得到了灵感和指导。任何人都可以借鉴几千年来人类所掌握的经验，可以从经过时间检验的寓言、故事、诗歌、戏剧、谚语以及经文中获得启示。这样的内容在科林·格里尔（Colin Greer）和赫伯特·科尔（Herbert Kohl）主编的一本全新收集这些内容的好书--《性格的召唤》（A Call to Character）中找到。 你永远不知道当你需要时在哪儿能找到这样的指导。切尔西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童谣总结了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常见的不公："我静静地站在路旁/一个高大丑陋的男人走过来/把他马儿的缰绳拴到我身上。"我在白宫的第一年常常想起这首童谣。那一年，我父亲去世，我们的好朋友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杀，我婆婆在对抗乳腺癌的战斗中失守，而我丈夫和我则遭受那些想要赚取政治资本的人四面八方的攻击。在应对我的感情时，我能从我的宗教信仰、我丈夫和家人以及朋友身上找到帮助。 寻寻觅觅中，我找到了思考生活和迎接挑战的新方法。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前几任第一夫人的书，看她们如何在聚光灯下应对人生的转角。我重读曾经打动过我的经文、名言和著作。我在书和人中发现了新的支持资源，获得了灵感，思路也因此变得清晰。 通过作品和磁带，我认识了一位亨利·卢云神父（Reverend Henri Nouwen），他是一位耶稣会牧师，也是一位写关于他沉思自己和世界的精神之旅的作家。他的著作《浪子回头》（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从父亲和两个儿子的角度分析了那个新约寓言：一个是挥霍了财产回家的儿子，还有一个是从来没有离开家的孝顺儿子。其中一句话就像一把铁锹一样砸中我的脑袋："学会感激，就是要毫不含糊地承认，我本身和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予我的爱的礼物，这种礼物要用快乐来庆祝。" 我以前从来没有把感激当作一种习惯或课程，但是我发现那样做非常有用。每当我发现自己身陷困境时，我开始在心里列出所有值得我感激的事情--我还活着，并且健康地度过了一天，我有我爱和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享受着代表我的国家和公民工作的特权。通过有意识地提醒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可以让自己从悲观变得乐观，从满心忧伤变得充满希望。 从一开始，比尔和我就努力让切尔西拥有自己的铁锹。我们帮助她开发她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还尽力预测她将来会面对的挑战并帮助她去应对。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担心之一就是：她父亲的公共事业肯定会给她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她免受伤害。 1986年，我丈夫参加了连任阿肯色州州长的竞选。他以前进行竞选宣传时，切尔西还小，我们能够控制她听见或看到有关她父亲政治活动的内容。但是，这一次她已经6岁，已经算是村庄的一个成员了。她在上学，会认字，并且她对我们家庭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有意识。 当两位来势汹汹的前州长决定要跟比尔竞争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武装好自己，前面有一场麻烦的运动在等待我们。讨论了一下形势后，我们决定提前让切尔西做好思想准备，以免她听到有人说关于她父亲的一些恶言恶语时不会受到惊吓和打击。把残酷的现实告诉孩子并不是一项开心的任务，但是我们想让她获得一些技能，她将来会需要这些技能去应对生活带来的任何问题。我们还想在教她这些技能时，我们的方法能够提高她面对世界的信心，而不是让她变得愤世嫉俗。 一天晚上吃饭时，我告诉她："你知道，爸爸又要参加州长竞选了。如果他成功了，我们可以继续住在这座房子里，他会继续努力帮助别人。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选举。那就意味着别人会努力说服人们去投他们的票，而不是投票给你爸爸。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能会说一些关于你父亲的可怕的事情。" 切尔西睁大了眼睛，问："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解释说，在竞选宣传中，人们可能会为了赢得选举说一些关于她爸爸的谎言，我们想让她做好准备。跟许多父母一样，我们教过她撒谎是错误的。她费劲地琢磨着这话，一遍又一遍地说："人们为什么那样做呢？"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好答案（现在也没有）。于是，我们让她假装她是她爸爸，正在发表一个演讲，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应该选他。 她说："我是比尔·克林顿。我做的工作不错，我帮助过很多人，请为我投票"等一些类似的话。 我们先表扬了她，然后解释说，她爸爸现在要扮演他的竞争对手。于是比尔说了关于自己的一些可怕的话，例如他实际上对人们很刻薄，他没有尽力帮助他们等。 切尔西流着眼泪问："为什么有人会说那样的话呢？" 我们的角色扮演帮助切尔西在家庭这个私密的地方经历了任何一个看到她深爱的人受到人身攻击时的感受。我们后来又在吃饭的时候做了几次这样的练习，她逐渐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并且对可能出现的状况也有了一些认识。她轮流扮演她父亲和他的一个对手--前州长奥福·福布斯（Orval Faubus）。她进行演讲，并提出问题。例如，当她听说作为州长的福布斯在1958年下令关闭了小石城的中心高中时，她在演讲时说，他关闭这座高中是想赶走黑人儿童，但是他（比尔·克林顿）永远不会那样做。 比尔和我在那些年继续与切尔西进行我们关于政治的对话，帮助她认清动机，形成自己的视角，以便能够对她所见所闻形成自己的判断。回想起来，我很高兴我们在她年幼时就开始让她做准备，因为当她父亲竞选总统时，我们更加无法掌控她能接触到的信息。每次她接触外部世界时我都心痛不已，担心她可能遇到的人或事。但是我提醒自己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已经尽力给了她应对我们无法阻挡的伤害的工具，我们只有希望她作为一位年轻的女性，她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我们住进白宫前后，我有幸与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有过几次交往。我非常欣赏她在特殊条件下抚养她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我非常想知道当感觉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他们时，她如何看待育儿的挑战。 她强调了让孩子们过正常生活的重要性，应该让孩子们有机会进行自己的战斗，同时保护他们免遭公共曝光。她告诉我，当约翰还是个小男孩时，有一次他在公园里骑自行车时被一个流氓骚扰。特勤局（Secret Service）的人出面避免了争执的发生。杰姬告诉他们，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时，让约翰自己保护自己。他需要学会如何照顾自己，因为不可能总有特工或者一个关心他的母亲站在他身后。 这听上去可能就是特权父母和孩子的问题，也的确是。但是，他们与每个家长必须尝试的平衡作用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何时保护，何时退后，何时坚持，何时放手。虽然我们非常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伤害，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在那儿保护他们，有时候，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自己度过难关。 当我们全家搬到帕克里奇市时，我才4岁，非常想结交新朋友。每次我头上戴着蝴蝶结走出家门时，脸上满是希望的表情，但是附近的孩子总是欺负我，推我，把我撞倒在地上，还取笑我，直到惹得我嚎啕大哭、跑回家为止，然后那一天我就闭门不出。所有刚到那个街区的小孩都逃不过这样的命运。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周后，有一次我又跑回屋里时，妈妈拦住我，扶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家里可没有胆小鬼"，然后让我再出去。我很诧异，那些孩子也一样，他们可没想到这么快又见到我。当他们再欺负我时，我不再退缩，终于逐渐赢得了一些朋友。很久以后我妈妈才告诉我，她当时就站在餐厅窗帘的后面看着，担心得身体都在颤抖。 现在我也当母亲了，我知道做出那样的决定有多艰难。尽管我女儿通常会容忍我，耐心忍受我的担心，但她还是会说我是个过分保护的妈妈。当然，比尔和我会划出保护她的界限。比如，我们努力让她避开媒体，因为我们认为孩子应该好好享受他们的童年，在聚光灯下是不会有愉快的童年的。如果让孩子在有机会给自己下定义前就让媒体给定义了，这对他们不公平。因为这个我们也受到一些谴责，但是很多记者曾经在私下里告诉我们，我们做的是对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必须在早期就集中精力熏陶孩子的自律、自控和自尊，然后必须让他们的孩子实践这些技能，就像他们允许孩子练习他们的肌肉和大脑一样。我母亲曾经教我说我们能让非常年幼的孩子获得一种面对冷漠和残忍的力量感。那种力量部分来自合适的纪律训练。 对于纪律的需要往往出现在孩子满"可怕的两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开始测试他们的权力的极限，没完没了地发号施令、明令禁止，努力去控制他们周围的世界。 很多父母会对他们的新角色感到不安，好像一夜之间他们从无所不能的户主变成了警察。尤其是年轻的父母，面对脚步蹒跚的孩子新发现的自信和固执，他们可能感到沮丧。很快，沮丧可能变成生气，甚至更坏的情绪。我们都曾经见到一些家长为了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不听话的举动而打孩子。 人们通常在他们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别的的时候斥责孩子或者打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从他们自己父母身上学到的。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或者在怒火冲天的时候抛到脑后的是：他们的做法是在向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失望以及不高的期望值。不管他们有没有说出来，他们表达的意思是："你是个坏孩子，你不应该指望你身上能发生什么好事。" 我们不要把纪律当作一种固定的、毫不动摇的方法，而是承认它的连续性，这样可能更有帮助。布列兹顿博士在《爆发点》（Touchpoints）中解释说："纪律的意思是'教育'，而不是惩罚。"我们不应该只是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而是应该教会他们权衡自己的选择，然后做出负责的选择--最初我们为他们做选择，然后把我们的决定解释给他们听。接下来，慢慢地让他们自己选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自主的自律。 专家可能对于纪律的本质和管教的时间持不同意见，但是他们都同意一开始必须设置清晰的期望，并且管教应该符合孩子的发展阶段和独特的性格。他们还同意布列兹顿博士说的"关爱第一，纪律第二。"他说： "在有些情况下，惩罚可能需要成为纪律的一部分，但是惩罚必须在做错事后立刻进行，并且时间要短，还要尊重孩子的感情。惩罚过后（比如计时面壁思过或者取消给孩子的礼物），你应该跟你刚受过罚的孩子一起坐下来，告诉他/她：'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允许你那样做。有一天你会学会自己不那样做，那时我就不用阻止你了'。" 我父母在管教我和弟弟的方法上各不相同。我母亲的方法是指出我们的行为的利弊。当我们的行为欠考虑时，她会让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那样做。 我父亲不是那种对孩子管教不严的人，他会表达并强调对我们的期望。他一再对我们说他会永远爱我们，但是他不会总是喜欢我们的行为。我们曾经试着问他如果我们杀人了他是否还会爱我们。他回答说他永远不会停止爱我们，但是他会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无比的失望和伤痛。有时候，他也会在管教我们时昏头，叫嚷的声音越来越大，或者使用更多的体罚，尤其是对我的两个弟弟，让我觉得他不公平或者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但是，即使他生气时，我也从来都不怀疑他爱我。他给我的信息清晰而响亮："你前程大好，最好别搞砸了。"大多数时候，我父母在我身上使用的平衡非常有效。 当我开始研究儿童发展时，我了解了三种管教方法，心理学家把它们分别描述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溺爱型"。这种区分很难被当作公式套用到父母每次对待孩子的态度上，甚至在同一个家庭也难界定，因为我们很难把我们的大部分行为精确地划分到某个类别里。但是我和丈夫发现把它当作我们育儿过程中的基本指南还是颇有用处。 权威型父母努力遵循布列兹顿博士和其他专家建议的做法：清晰、一致地表达是非对错和期望的行动，平衡家长的控制和孩子的自主，同时还有适合孩子和场景的纪律。这种做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父母之间的分歧可能恶化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张力，有时候我们家就会那样。但是，意识到张力的存在和平衡的需要能帮助成年人在面对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提出的挑战时权衡各种选择。 专制和溺爱是权威型育儿的两个极端。这种育儿方式认为，为了早日达到独立，有必要逐步增加儿童的自由，逐步允许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管教可以被称作"解释型"，因为其目的是鼓励孩子弄清楚为什么有的事情是不好的、危险的，让他们平衡好规矩和惩罚，帮助他们自己认识到什么是适当行为。 专制型父母的眼里没有选择。对于他们，只有一种办法--他们的办法。他们往往不分轻重缓急，固执地进行语言和身体管教，以便控制孩子的思想和行为。小说家帕特·康洛伊（Pat Conroy）在他的小说《霹雳上校》（The Great Santini）中刻画的康洛伊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型家长。他骄傲、严厉，甚至有些残酷，并且还认为自己的做法毫无不妥，因为他相信他在打造将来能够面对残酷世界的勇敢的孩子。在康洛伊生动的笔触下，我们看到孩子要么会模仿专制父母的行为，要么在焦虑和不安中长大。 溺爱的父母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育儿没有信心，或者因为他们在自己过去或现在的生活中遭遇过困境，例如虐待或者离婚，他们似乎没有制定和执行约束的一致性。母亲--尤其是单亲母亲--可能会特别遭遇这种困境，比尔的母亲在她的自传中描述的这种困境非常令人信服。她谈到在罗杰因为卖可卡因被逮捕后，她才意识到她对他的问题忽视了太久。她写道： 我们做母亲的--尤其是家里没有父亲时，对我们的孩子充满期望。我们想给他们最好的东西，想保护他们不会遭遇到任何坏事。那没错，但是如果发展到一定极端，发展到阻碍了孩子的成长，那就有问题了。我对罗杰就是那样，当我决定要"停止溺爱他"的时候，我努力改变自己的做法--尽管在那之前溺爱已经造成了损害。1985年春天的一天，我彻底认清了所有这一切。那时我正在院子里干活，忽然一阵啾啾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四处张望，发现地上有一只小鸟……鸟妈妈在鸟巢里，叽叽喳喳个不停……她刚把自己的鸟宝宝踢出鸟巢，现在正在教它要忙活起来，要学会飞翔。我想，这儿是谁长着鸟脑袋、是个大笨蛋呢？鸟妈妈比我聪明。 在涉及纪律问题时，很多完好家庭的家长也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价值观还感到困惑，或者还不清楚什么样的价值观适合教给孩子，或者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可能害怕如果他们给孩子制定规矩和限制，孩子就不喜欢他们了。一位害怕管教会疏远孩子的家长离麻烦不远了。最初的"纵容"到后来通常会变成忽视和混乱。 有些父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喝酒、抽烟或者在吸大麻，但是他们还能自圆其说，这让我非常惊讶。有的父母甚至说他们很高兴孩子是在家里干那些事，家是个"安全"的地方。难道允许孩子违反法律、在任何地方做出相当于自残的行为还是安全的？我们每个成年人在我们还是个孩子或者少年的时候都做过一些傻事，我们暗自高兴我们的父母毫不知情。我们在测试他们的极限，帮助我们确定自己的限度。今天的孩子也一样--这是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开始推一个由于没人扶正而不停坍塌的界限时，他们就会陷入前途未卜、险象环生的境地。 一些孩子很少从父母那儿得到明确的信息。自己带钥匙的中产阶级孩子、贫民窟的孩子，或者是被过度关注自己生活的父母忽略的孩子都在自己抚养自己，就像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的那帮无依无靠的男学生一样。当得不到父母的指导时，儿童就会寻找其他权威或者假权威--流氓头子、同样没人管的大孩子、或者通俗文化提供的可疑形象。 我们知道，青少年时期对父母来说是个特殊的挑战。青春期的发育变化在节奏和强度上仅次于婴儿期的变化，青少年对父母监管的需要仅次于学步儿童的需要。（很多父母会说对付叛逆的15岁比对付"可怕的两岁"更有压力。）但是，告诉一个三岁小孩不要玩火柴是不容置疑的决定，决定是否装作没看见你13岁孩子的情感萌动或者规定你16岁的孩子在周末晚上何时回家就是另外一码事了。给青春期的孩子设定限制本来就难，看到孩子经历他们的成长的烦恼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也会回想起我们自己成长的烦恼，这使管教更为复杂。 青春期--按照比尔和我的观察--是前进与撤退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年轻男女坚持对自己的行为、外表和价值观做出自己的选择。与其说他们需要得到成年人的管教，不如说他们更需要得到自律。我们需要智慧，去预见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后果的错误；需要克制，去谨慎地选择我们的战斗；需要信任，相信用我们教的知识武装起来的孩子有能力去应对一切。青少年有权做决定和犯错误。 我认识的一对公共人物周末出去，回家后在厨房里发现自己的女儿顶着一头色彩绚丽的头发。他们大发雷霆。突然，女孩用那种15岁孩子的古怪的表情看着她的父母，那种表情可以让你当场愣住。她撩起一缕头发说："爸，妈，这个毁了你们的生活吗？" 但是青少年往往在他们面对的诱惑或者向这些诱惑屈服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们又常常会回头找父母求助，比如毒品的诱惑、酒和性的诱惑等等--这是大多数父母最为担心的几个。与早几代人相比，他们面对的选择和后果更为复杂。虽然我们对于什么是恰当行为的态度在变化，但是青春期特征并没有改变得太多。青春期的孩子希望成年人的权威重新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很多行为就是想获得可以预见的规矩，用以帮助他们在重大改变的过程中重新计划自己的生活。 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很多来自华盛顿特区富裕地区的青少年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半夜三更溜出家门去参加聚会或者去见朋友。很明显，在很多案例中孩子们根本不把父母制定的规矩当一回事，或者觉得父母根本就不会去检查核实。一位心理学家在文章中解释说："这些孩子其实在告诉父母：'让那些规矩见鬼去吧。我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父母觉得太傻或者太忙，无法将'不'字说出口，他们希望由别人来解决问题。" 当父母愿意以"没有商量余地的态度"对待"不"这个字时，愿意对孩子晚上外出时间和适当的纪律采取严厉态度时，孩子在面对他们的选择时就会少一些困惑。 在最近的一次报道家庭和儿童问题的记者聚会上，一位记者问我，作为一个青少年孩子的母亲如何看待学校里的性教育。 我说，如果我们能让孩子把任何与性相关的决定推迟到至少21岁以后就最好不过了。这话在我的听众中引起一阵紧张的笑声。在我们的文化里，每张广告牌、每部电影、电台、电视和杂志（甚至现在的电脑显示器）上都在高声叫嚷着性时，他们和我都知道孩子每一分钟都在面对性，他们必须很早就频频做出相关的决定。 我为美国青少年工作多年、倾听他们的声音很久以后，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做好面对性和性的潜在后果的准备--为人父母、堕胎、性传播疾病等，我认为我们需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劝阻性行为，鼓励节欲。年轻人可以学习珍惜与同性或异性朋友的友谊，可以享受在人群中的快乐，也可以感受二人世界的温暖。这些关系需要成年人的支持，需要他们花时间为孩子组织聚会，而不是让他们在购物中心、电子游戏厅或大街上自由闲逛。家庭、学校、教堂和社区都应该为想要选择的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 在涉及到孩子的性教育问题时，这些机构也必须做出贡献。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卫生政策顾问机构--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我们国家目前已经知道的关于意外怀孕情况的科学报告。其结论是：家庭、学校、宗教和社区机构都要对年轻人的性教育负责。该报告建议学校继续开展综合的、符合年龄特征的、强调节欲的性教育项目。现有的证据表明，人们对性行为的直接讨论并不会增加性活动，人们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很多发生性行为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受到过任何正式的性教育。 但是，不管成年人付出多大的努力，还是有一些青少年决意要进行性体验。我们需要坦诚地跟他们直接讨论避孕和性传播疾病，以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负责。 任何一个研究过少女怀孕和性传播疾病案例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许多青少年对性的身体因素和感情因素一无所知，这真是可悲。我跟一些看上去无可救药的怀孕少女面谈过，除了她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半裸的身体和沉重的呼吸之外，她们不能准确说出她们与性伙伴做了些什么导致自己怀孕。 结果是令人悲哀的，尤其是那些一开始就面临困境的少女。怀孕的女孩往往在学习上要落下一、两个年级。她们的家庭结构常常非常混乱，她们想逃离自己的家庭。这样的女孩通常对自己不抱什么希望，可能孩子看上去像是一个解决办法，或者至少是她们能够称之为自己所拥有的一样东西。置身于靠性来换取社会地位和安全的文化氛围中，女孩们得不到什么帮助，譬如村庄可以劝说她们还有其他途径可选。但是，她们获得的这样的帮助少之又少。 许多少年也处于类似的困境。他们因为觉得缺少机会而感到沮丧，或者学校功课不理想，这使得他们把性和当父亲看作一条通往力量和成就的道路。这是男性的原始证明，但是，至少唾手可及。 我曾经与已经有一个孩子或者即将生孩子的十几岁女孩谈话，她们常常说她们希望孩子的父亲（通常比她们年长）能够娶她们。如果我问为什么他还没有娶她们，她们会说出各种理由：他必须入伍，或者必须找工作，或者要先同另外一个女孩断绝关系。她们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并且不管这些理由听上去多么可疑，它们不会阻止这些女孩对有人爱自己、有人关心的幻想。两度怀孕的女孩对婚姻更多疑，但是，那种无条件地被婴儿需要的感觉依然是一个强大的诱惑。 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女孩可能会因为"别人都这样做" 而在性上冒险，或者就是因为她们想得到某个男孩或者派别的喜欢。她们可能会放弃避孕和保护自己以免感染性传播疾病的措施，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她们要承认自己的选择，这不符合她们对"一见钟情"的幻想。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做个深呼吸，不要忘了性在我们身边已经很久很久，并且，我们得以出现全仰仗于它。它是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我们的孩子对性感到好奇，那没什么好羞愧的。如果我们能够接受那一点，我们就可以在孩子们一听懂我们的话的时候就开始告诉他们要重视他们的身体，告诉他们建立关系时要负责任，这非常重要。等孩子长大一点，我们可以解释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阶段，性是成年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伴随着成熟而来的，表明你已经做好了承诺的准备。 为什么一些孩子会尝试冒险的行为，而其他孩子不呢？我们怎样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中创造条件，增加他们不去冒险的机会呢？我们应该怎样用他们安全步入成年所需的性格和技能去武装孩子呢？ 在滥用药品方面，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成瘾和药品滥用中心（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提供了一些答案。在中心主任兼校长的约瑟夫·A.卡利法诺（Joseph A. Califano, Jr）的带领下，该中心每年都调查美国成年人和青少年对烟、酒、大麻、可卡因、海洛因以及其它非法药物的态度，其目的是提醒成年人在保护孩子方面该做些什么。卡利法诺说："对此不能犯错误。如果我们的孩子在10至20岁的青春期期间不吸毒、不抽烟、不喝酒，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他们永远都不会。" 我们要重视过去那些增加滥用药品危险的因素。对待大麻和未成年人抽烟漫不经心的态度可能更容易使青少年从抽烟过渡到吸大麻，再到使用更严重的毒品和过早的性行为。辍学让孩子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如果孩子的父母吸毒或者酗酒，他们的风险也很大。 如果多年前我们就知道这些，比尔和他的母亲可能早就意识到罗杰很有可能会酗酒和吸毒--因为他多年目睹自己的父亲酗酒并体验过酗酒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我丈夫对控制青少年和成年人抽烟的立场非常坚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自己家里获得了关于滑坡效应的第一手知识--起初是使用一种成瘾性物品，然后其它毁灭性行为和态度也会接踵而至。 除了体育活动之外，参加至少一项课后活动的青少年比那些不参加的更少使用毒品。但是不无讽刺的是，可能是由于有能够支配的收入和较早的独立，做兼职的青少年更容易使用毒品。不过，那些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比很少或从不参加的青少年使用毒品的频率要低。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瘾和药品滥用中心的建议，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去保护孩子：大力执行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和酒精的法律；建立"无毒"学校；在广告和娱乐媒体中停止渲染酒精、香烟和毒品。 哪些特征能阻止孩子吸毒更难量化，但是并不难理解。那些真正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有选择的孩子更容易做出负责的决定。非常自重的孩子也一样。知道父母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并且乐于跟他们在一起，这带来的乐观和主动是所有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正如那份报告所言："父母的工作状况、甚至婚姻状况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在孩子生活中的参与度。最后真正重要的是坚定的指导，或者，像一位家长说的，'像老鹰一般看着我的孩子'。" 但是，有时候家庭所拥有的工具--纪律、密切的指导和关爱--还不足以完成任务。我认识的一个女孩14岁时自杀了，她留下一个字条说："我不够坚强，无法作为一个少女活在当今的世界里。"这句话比任何关于"今天的世界"的描述都有力，证明了强烈的沮丧感和绝望的存在，这需要敏感和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介入。我和其他很多人都从朋友和爱人的自杀中痛苦地了解到，太多时候，个人和家庭都不愿意向村庄求助，或者对此感到耻辱。并且，太多时候当他们求助时，村庄没有回应。我们需要确保不仅存在这种帮助，而且还要将这种帮助及时、无恶意地提供给需要者。 其中的一种帮助是社会一如既往地给青少年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强有力的、有创意的、富挑战性的、肯定生活的方法等等，让他们从童年走向成年。在土著美国人中，通常，年长的智者指导年轻人的精神之旅，从这种精神之旅归来的年轻人更坚强，并且怀有更高远的抱负。年轻的犹太男孩和女孩则通过学习经文和传统，来举行成年礼庆祝他们新的成熟。 用公共肯定的方式庆祝成年，这并不是巧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也需要这样有力的仪式。作为从童年到成年的标志，青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本驾驶执照。 最近，卡耐基公司发布了一项名为《伟大的转折》(Great Transitions)的报告，讨论如何让青少年做好准备迎接新世纪。该报告指出，我们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已经让我们的孩子放任自流了。报告建议我们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青年的事件和活动。在没有这些活动的情况下，青少年帮派大大增多也不足为怪。十几岁的孩子需要有一种归属感，想要参加建设性的活动。针对年轻人的社区服务既能提供挑战，也提供参与。为了不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很多人非常需要这样的服务。 不管我们如何着手，我们必须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青春期既充满最多的机会，也包含最多的危险。不光如此，毫无疑问青春期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儿童是被困惑的逆流冲走，还是安全地进入成年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前途的信心有多强、我们对他们的肯定是否有创见。 但是，最终当我们无法再照管他们，或者为他们提供建议，或者看不到别人为他们提供建议时，我们的孩子会走向独立。那时候，性格就会起作用，也到了他们需要自己的铁锹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会经受尼尔森·曼德拉那样的考验，但是，我们将会遇到挑战、危机、失败和失望。形成"钢铁意志和必要技能"，从生活的各种压力中挖出一条出路是我们所有人的终生任务。尽我们的努力去保证我们的孩子都同样地被意志和技能武装起来是我们对他们和村庄终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