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爱默生通信集

行走的笔尖 2008-08-16 10赞

19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曾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重镇，那时，群星闪耀：拜伦、华兹华斯、雪莱、济慈，都留下的他们的传世之作。但这之后，随着这批巨星的陨落，英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出现了短暂的低谷和沉寂。彼时一个名叫卡莱尔的散文作家深切感受到所处时代的倾向和渴望，于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声音将时代的呼求表达出来，于是有了在《爱丁堡评论》及其他刊物上的一系列关于文学文化及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那时的他和自己的秘书兼妻子简•威尔斯还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叫克莱根普托克的地方，但他的才华已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这其中就有后来的“美国的文艺复兴领袖”爱默生。
　　1833年，已是而立之年但同样默默无闻的爱默生出游英国，据他后来的《旅美踪迹》所说，他前往欧洲，正是受到三、四个作家的吸引，卡莱尔就是其中之一。卡莱尔在他的日记中激动地记录了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当我们置身荒野时，那位来访者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从天而降，他让那一天成为最迷人的日子，让我为那短暂一日的转瞬即逝而垂泪”。他们一见如故，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由此开始。《卡莱尔、爱默生通信集（1834—1872）》即是这条真诚、坦荡友谊之路的见证，同时由于这两位后来的文化巨人在那个时代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他们的通信也从某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当时欧洲和美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风貌。
　　1834年5月14日，爱默生在写给卡莱尔的第一封信中道出了当初拜访卡莱尔的缘由：“大约在两年前，机缘巧合，我偶然得知了您的大名。此前我已将您的随笔从英国众多的刊物评论中区分出来——事实上这很容易做到——我认为他们堪称当今见解最为独到、最为深邃的文章。”并对卡莱尔的作品《拼凑的裁缝》大加赞赏：“我们何其幸运，又有一个人来审视我们陈腐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政治、学校和宗教。”卡莱尔在随后的回信中对爱默生表达的同样的仰慕：“我能回忆起的一些人当中，或许没有人比你更超凡脱俗。如此的纯洁沉静，心怀慈悲，而后又迅疾消失在广阔的苍穹，如同精灵。”同时，他也对爱默生开诚布公地坦言了离开荒野来到城市的原因（因为爱默生认为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来说，与世隔绝反而好些）：“请别指责我，我来到伦敦有最佳的理由——寻找面包和工作。”在谈到自己的正在写作的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稿时，卡莱尔说：“我的信条之一是，只要我们能真实地讲述，历史就是唯一的诗篇。”爱默生对卡莱尔在英国受到的冷遇表示同情，并安慰他到：“最优秀的思想也总是社会最后接受的见解。真理诞生在马厩之中，但真理会一直存在，直到为其国度赢得所有灵魂。”但对卡莱尔高度赞许的文化英雄歌德，爱默生却颇有微词，因为爱默生也是一个崇尚真诚的人，他无法认同一个作家在俗世中如鱼得水，在“市政的熏香与官员的奉承中光荣地退休”。
　　从1835年开始，为缓解卡莱尔的困顿，爱默生多次在通信中力邀卡莱尔赴美演讲，并对演讲的支出与收益进行了预计，对来美的住宿与行程进行了详尽的安排，同时坚信自己的挚友在美国一定会大获成功。但卡莱尔由于要重写《法国革命》一书，以及其他种种杂务缠身，或许还有前途未卜的疑虑，一直未能动身前往波士顿。爱默生对此深表遗憾，只能在大洋彼岸默默地为好朋友祝福，同时将卡莱尔作品在美国的出版、发行、销售状况，诸如《拼凑的裁缝》的再版，《北美评论》关于作品的评论之类，点点滴滴、一五一十地地反馈到卡莱尔那里。
　　1836年9月，爱默生给卡莱尔寄赠了自己最为人称道的作品《论自然》，这是他们互赠作品的开始。卡莱尔称这本天蓝色封面的小书是“真正的启示录，向人揭示‘隐而不宣’的秘密。”1837，卡莱尔向爱默生接连寄赠了自己的三部新作，爱默生对这三本书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可以预言《米波拉》将会在英国建立起你的王国，它是真正的惊雷”。《钻石项链》“全景式的文字描写中就有了对所有可知事物、对德行与邪恶的百科全书般的喻指”。《法国革命》，“在您讲述的故事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些名字，而是真实可信的人”。也似乎从这一年开始，卡莱尔的境况开始好转，他在英国开始了其关于人类文化的循环演讲，而他的作品《法国革命》、《随笔集》、《英雄与英雄崇拜》等通过爱默生以及其他朋友的帮助，得以在美国陆续出版，并获益颇丰。在后期的通信中，两位文化巨人关于书籍印刷成本、销售分成、反盗版的探讨一直络绎不绝，让我们领略到欧美作家与同时期的中国作家不同的一面。从当下的观点来看，作家如此看中自己的收入并不是什么过错，尤其对于卡莱尔这样长期遭受贫困折磨的人来说。就经济与写作关系而言，没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物质保障，一切所谓的独立写作不过是空谈。
　　信函与其他的体裁的不同，正在于其倡导一种坦诚的交流。相对于公开发表的文章，这种书信往来也更加显得诚恳，少了冠冕堂皇的客套，加上卡莱尔和爱默生都是性情中人，有时候实话实说反而会伤及友谊。1849—1851年之间，卡莱尔连续给爱默生发出了5封信，前4封信爱默生一直没有回复，直到看到第五封信，爱默生才作了回复：“尽管我很喜爱你的来信，我想，还是不忍让您忍受我们的愚行——我本人以及别人愚行的干扰。况且，我的视力很糟糕，一看到白纸，就容易眼花。”爱默生的揶揄，可能与卡莱尔对某个作家的偏见有关。爱默生很喜欢克鲁夫的六韵步诗，但卡莱尔却“永远不会原谅他和他的诗的。”
　　尽管这两位大师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他们的思想倾向与文学主张也不完全相同，却结成了一段传奇般的友谊。卡莱尔像个仁者，单纯、坦率，永远洋溢着对文学与思想不灭的激情；而爱默生像个智者，渊博、睿智，对大自然的有着无限的挚爱，对精神自由有着的无尚的推崇。那半个世纪同样群星璀璨，在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星座周围，聚集了梭罗、惠特曼、福斯特、福布斯等若干星星，这些人被信手点染在书信集里，又被清风轻轻地翻过。那是另一个文学盛世，混乱而又磅礴，虽然工业的文明的大肆扩张已经让他们中的某些人欢呼雀跃或坐立不安。工作与生活，城市与自然，时代与文明，都是他们乐于思考与写作的主题。这其中有争执，更多的是共鸣，有孤独，更多的是共勉，有对亲人的生老病死的感喟，更多的是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终极关怀。这部通信集是思想巨人相互赠予的“精神礼物”，正如爱默生所说：“书写者记下的是他的心中所想，是他自身的写照”。

一个时代的思想肖像

行走的笔尖 2008-08-16 10

19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曾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重镇，那时，群星闪耀：拜伦、华兹华斯、雪莱、济慈，都留下的他们的传世之作。但这之后，随着这批巨星的陨落，英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出现了短暂的低谷和沉寂。彼时一个名叫卡莱尔的散文作家深切感受到所处时代的倾向和渴望，于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声音将时代的呼求表达出来，于是有了在《爱丁堡评论》及其他刊物上的一系列关于文学文化及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那时的他和自己的秘书兼妻子简•威尔斯还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叫克莱根普托克的地方，但他的才华已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这其中就有后来的“美国的文艺复兴领袖”爱默生。
　　1833年，已是而立之年但同样默默无闻的爱默生出游英国，据他后来的《旅美踪迹》所说，他前往欧洲，正是受到三、四个作家的吸引，卡莱尔就是其中之一。卡莱尔在他的日记中激动地记录了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当我们置身荒野时，那位来访者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从天而降，他让那一天成为最迷人的日子，让我为那短暂一日的转瞬即逝而垂泪”。他们一见如故，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由此开始。《卡莱尔、爱默生通信集（1834—1872）》即是这条真诚、坦荡友谊之路的见证，同时由于这两位后来的文化巨人在那个时代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他们的通信也从某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当时欧洲和美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风貌。
　　1834年5月14日，爱默生在写给卡莱尔的第一封信中道出了当初拜访卡莱尔的缘由：“大约在两年前，机缘巧合，我偶然得知了您的大名。此前我已将您的随笔从英国众多的刊物评论中区分出来——事实上这很容易做到——我认为他们堪称当今见解最为独到、最为深邃的文章。”并对卡莱尔的作品《拼凑的裁缝》大加赞赏：“我们何其幸运，又有一个人来审视我们陈腐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政治、学校和宗教。”卡莱尔在随后的回信中对爱默生表达的同样的仰慕：“我能回忆起的一些人当中，或许没有人比你更超凡脱俗。如此的纯洁沉静，心怀慈悲，而后又迅疾消失在广阔的苍穹，如同精灵。”同时，他也对爱默生开诚布公地坦言了离开荒野来到城市的原因（因为爱默生认为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来说，与世隔绝反而好些）：“请别指责我，我来到伦敦有最佳的理由——寻找面包和工作。”在谈到自己的正在写作的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稿时，卡莱尔说：“我的信条之一是，只要我们能真实地讲述，历史就是唯一的诗篇。”爱默生对卡莱尔在英国受到的冷遇表示同情，并安慰他到：“最优秀的思想也总是社会最后接受的见解。真理诞生在马厩之中，但真理会一直存在，直到为其国度赢得所有灵魂。”但对卡莱尔高度赞许的文化英雄歌德，爱默生却颇有微词，因为爱默生也是一个崇尚真诚的人，他无法认同一个作家在俗世中如鱼得水，在“市政的熏香与官员的奉承中光荣地退休”。
　　从1835年开始，为缓解卡莱尔的困顿，爱默生多次在通信中力邀卡莱尔赴美演讲，并对演讲的支出与收益进行了预计，对来美的住宿与行程进行了详尽的安排，同时坚信自己的挚友在美国一定会大获成功。但卡莱尔由于要重写《法国革命》一书，以及其他种种杂务缠身，或许还有前途未卜的疑虑，一直未能动身前往波士顿。爱默生对此深表遗憾，只能在大洋彼岸默默地为好朋友祝福，同时将卡莱尔作品在美国的出版、发行、销售状况，诸如《拼凑的裁缝》的再版，《北美评论》关于作品的评论之类，点点滴滴、一五一十地地反馈到卡莱尔那里。
　　1836年9月，爱默生给卡莱尔寄赠了自己最为人称道的作品《论自然》，这是他们互赠作品的开始。卡莱尔称这本天蓝色封面的小书是“真正的启示录，向人揭示‘隐而不宣’的秘密。”1837，卡莱尔向爱默生接连寄赠了自己的三部新作，爱默生对这三本书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可以预言《米波拉》将会在英国建立起你的王国，它是真正的惊雷”。《钻石项链》“全景式的文字描写中就有了对所有可知事物、对德行与邪恶的百科全书般的喻指”。《法国革命》，“在您讲述的故事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些名字，而是真实可信的人”。也似乎从这一年开始，卡莱尔的境况开始好转，他在英国开始了其关于人类文化的循环演讲，而他的作品《法国革命》、《随笔集》、《英雄与英雄崇拜》等通过爱默生以及其他朋友的帮助，得以在美国陆续出版，并获益颇丰。在后期的通信中，两位文化巨人关于书籍印刷成本、销售分成、反盗版的探讨一直络绎不绝，让我们领略到欧美作家与同时期的中国作家不同的一面。从当下的观点来看，作家如此看中自己的收入并不是什么过错，尤其对于卡莱尔这样长期遭受贫困折磨的人来说。就经济与写作关系而言，没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物质保障，一切所谓的独立写作不过是空谈。
　　信函与其他的体裁的不同，正在于其倡导一种坦诚的交流。相对于公开发表的文章，这种书信往来也更加显得诚恳，少了冠冕堂皇的客套，加上卡莱尔和爱默生都是性情中人，有时候实话实说反而会伤及友谊。1849—1851年之间，卡莱尔连续给爱默生发出了5封信，前4封信爱默生一直没有回复，直到看到第五封信，爱默生才作了回复：“尽管我很喜爱你的来信，我想，还是不忍让您忍受我们的愚行——我本人以及别人愚行的干扰。况且，我的视力很糟糕，一看到白纸，就容易眼花。”爱默生的揶揄，可能与卡莱尔对某个作家的偏见有关。爱默生很喜欢克鲁夫的六韵步诗，但卡莱尔却“永远不会原谅他和他的诗的。”
　　尽管这两位大师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他们的思想倾向与文学主张也不完全相同，却结成了一段传奇般的友谊。卡莱尔像个仁者，单纯、坦率，永远洋溢着对文学与思想不灭的激情；而爱默生像个智者，渊博、睿智，对大自然的有着无限的挚爱，对精神自由有着的无尚的推崇。那半个世纪同样群星璀璨，在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星座周围，聚集了梭罗、惠特曼、福斯特、福布斯等若干星星，这些人被信手点染在书信集里，又被清风轻轻地翻过。那是另一个文学盛世，混乱而又磅礴，虽然工业的文明的大肆扩张已经让他们中的某些人欢呼雀跃或坐立不安。工作与生活，城市与自然，时代与文明，都是他们乐于思考与写作的主题。这其中有争执，更多的是共鸣，有孤独，更多的是共勉，有对亲人的生老病死的感喟，更多的是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终极关怀。这部通信集是思想巨人相互赠予的“精神礼物”，正如爱默生所说：“书写者记下的是他的心中所想，是他自身的写照”。

卡莱尔、爱默生通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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