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未必至死：非理性时代的曙光
201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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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未必至死：非理性时代的曙光
——《娱乐至死》读书有感
前言：
近年来，虽然各种专家、学术界以及业内人士对中国电视泛娱乐化倾向的批判屡屡见于各种报刊书籍中。但细细想来，笔者读到尼尔波兹曼大作《娱乐至死》的因缘，还得感谢中国自9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电视节目娱乐化风潮。没有这股历史潮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有这篇文章的缘起。
早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念书期间，随着“快乐大本营”、“超女”等一系列娱乐综艺节目在国内的走红，一本由著名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名为《娱乐至死》的传播学大作也随之在传媒大学走红。出于对流行热潮的一贯冷淡态度，我在念书期间并没有仔细地读过这本当年的热门书籍。倒是在工作后，出于对探究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因果律的好奇心，我翻开了这本书。
然而，读罢此书后，我更多地从内心中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凄凉同情。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应该知道，波兹曼在书中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明确带有一种赫胥黎式的深切忧虑感。这从书封面上“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这句话，就能明确地看出来。我不知道，这位身在远洋，心怀人类命运的老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前一刻，是否还会依然秉持自己的观点，对人类未来走向非理性时代的命运秉持悲观态度。我衷心希望不是如此。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生命，都更愿意在充满光明的希望中离开这个世界，遗憾与失望一定不是一个生命所愿意期待的人生句号完成的方式。
其实，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皆有利弊两面。即便是人类真切地面临着巨大的黑暗灾难，这场灾难，也必定是同时孕育着新生希望的萌芽之所在。因此，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探寻，力图从老人揭示的灾难中，去看到那充满新生，怀有光明与希望的萌芽。更希望通过此文，祈愿能让波兹曼那伟大的灵魂能安住于光明希望与喜乐之中。也希望有缘读过《娱乐至死》，对人类命运充满真正深切关切的人们能窥见此文，如能从其中得到一丝启示。或进一步对此文观点进行批评指正。也算是不虚此文了。
一、 “媒介即隐喻”——《娱乐至死》中的核心观点的重要价值；
我个人认为，《娱乐至死》中最有价值的观点，也是整篇书籍的立论基础，都设立在一个“媒介即隐喻”的核心观点上。即：不同的传播媒介特性影响着人类对世界产生不同的认识方式。
在《娱乐至死》一书第一章《媒介即隐喻》的结束之处，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这一核心观点：“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1]”此观点，同时也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哲学家麦克卢汉的观点。“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2]”
麦克卢汉与尼尔波兹曼都认为，传播媒介形态的改变，对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有重大的影响。因此，通过研究传媒工具的特性，即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使用该传媒工具的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仔细思考一下，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传播媒介是什么呢？答案是：语言。
尼尔波兹曼这样说道：“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3]”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尼尔波兹曼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媒介——语言结构的差异，将会造成不同文化圈中人们“世界观”的不同。换句话而言，不同的语言，让人们看到不同的世界。这个观点是否属实，依赖于我们应该将此原理放在现实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思考与检验。我们不妨就以“语言”为切入角度来理解一下这个观点。
东西方文明以及思维模式的差异历来就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其研究角度，涉及内容庞大复杂。普通人似乎一时难以理出头绪。从麦克卢汉与尼尔波兹曼的角度而言，研究这种文明之间的思维模式，可以从其“主流媒介工具”入手，也就是从其语言入手作为切入点来思考东西方文明思维方式的差异问题。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在此，笔者提出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供读者思考：
Q：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曾经也经历了多次的统一与分裂时期，但中华民族最终还是有凝聚力地整合成了一个整体，而同样在欧洲，也出现过古罗马时代的大一统时期，但为何欧洲大陆最后却成为了诸国林立的一片分裂局面呢？
我认为，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潜藏在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和研究中。
无论是东西方社会，在其文明发展早期，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象形文字作为文字的初级形态。古埃及文、古苏美尔文、古印度文以及中国的甲骨文都是这种象形文字的代表。可以说，在文字源头时期，各个古文明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出发。而在这一时期，各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也呈现出相通的一些思维模式特征。这一点，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我本人学识有限，缺乏详细的考古学资料，来进行进一步的佐证。就姑且先不详细论之。
虽然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但是东西方的文字，随着文明的逐渐发展，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在演化。也由此开始产生了东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一些根本差异点。
我们先来看我们熟悉的汉字。中国的文字，经历了由商朝初期的象形甲骨文到秦汉时期的篆书，隶书，至后期的楷书的不断演变和发展，但无论其如何变迁，汉字始终保留了方块字的解构特点。其表意基础在于字“形”而不是发音。因此中国文字作用于人的感官重心是视觉而非听觉，中国地域辽阔广大，方言众多。无论各地方言对同一个字的发音如何不一致。但始终在字形的视觉认知上，有着统一的认识。方块字的字形结构，是很难拆分再造的。一旦拆分再造，就会形成新的文字。（例如日语）因此，汉字方块字的稳定性特点，有利于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进行传承，传播与统一。
而若我们驾驶着历史的时空车轮来到西方，我们将看到，西方的文字由象形文字逐渐过渡到拼音文字。大约在公元前 2000年，腓尼基人（Phoenician）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字母（无元音）。这是腓尼基人对人类文化的最伟大的贡献。腓尼基字母（Phoenicia Alphabet）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在西方，它派生出古希腊字母，后者又发展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
如果我们仔细查阅资料就可知道，腓尼基人历来以工商业与航海业著名于世。换句话说，人家是经常在外头跑做生意的人。经常坐着船到各地去做买卖。在做买卖记账时，觉得当时流行的楔形文字太繁难，需要有一种简便的文字作为记载和交往的工具，他们在埃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用22个辅音字母表示的文字。欧洲地处地中海流域，建立在航海基础上的商业交换非常发达。因此可知，催生拼音文字诞生的，是欧洲的客观地理条件与发达的商业需求等客观现实条件。而拼音文字相比方块字来说，更易学习。这也是为什么诸多老外学中文感到非常痛苦不堪的原因所在。
拼音文字将构字法的重心落在了“发音”这个层面上，因此，在地区之间缺乏频繁交流的当年，不同地区说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交流的媒介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注定会形成五花八门的不同语种。同样的拉丁字母，英国人使用出来，是英语。法国人使用起来，是法语。德国人使用起来，是德语。长期如此，不同的语言造成了不同的文字，亦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亚历山大帝国也好，罗马帝国也罢，历史的尘埃告诫我们，任何单凭武力形成的统一局面注定不能长久。只有文化上的统一，才可能形成千秋万代的凝聚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小的文字，却有着惊人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小小的文字结构，还潜藏着其他的惊人的文化层面影响。我下面再试举一例。
拼音文字的特点，在于其单个字母是无实际意义的拟音符号，必须以某种前后逻辑顺序组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意义的单词或句子。因此，在认知文字与使用文字的过程中，理性的逻辑式思维得到了不断的强化。这一语言构成方式特点，无意中强化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因此，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等重要文化人物都不断地强调“理性”在认识世界实相时的重要作用。尼尔波兹曼也在《娱乐至死》中一再地表示，他担忧电视文化将会毁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康德将人定义为“一个理性的存在（a rational being）”。稍微了解一些西方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理性，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基石与原点。虽然无论是拼音文字或是方块字，文字都是作为一种理性的符号出现在各大文化中。但拼音文字的自身构造特点，无疑对于强化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色彩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外，由于拼音文字的构字是模拟声音信号，即人类的听觉系统。而听觉本身是由一系列变化的声波序列构成的线性信号。因此，以声音信号为设计中心的拼音文字具备天然的线性特征。
反过来我们观察以方块字为主的汉字形成了中国文化特点。方块字源于象形符号。在组字方法上有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方式。东汉郑玄将其称为“六书”。其文字含义与字形组合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象形与会意的造字方法，代表了中国文化中“象思”（即视觉形象思维）的特征。
例如我们熟悉的“男”字。是在田下加个“力”字。代表耕田的劳动力，自然是指男性。“囚”字乃人在框中，表示一种被禁锢的状态。这都是汉字具有从视觉形象上认知世界的倾向几个鲜活案例。而人类的视觉本身是非线性（不强调前后序列的逻辑顺序）的。因此，以汉字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中国文化，天然就具备非线性的显著特征。
此外，在构建文章与句型时，以汉字为文化内核的中国文化注重的并非逻辑性，而是会意式的思维。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诗词歌赋被看成是出色的文体。诗词歌赋中，文字的组合方式往往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其倾向是以大量的修辞、比喻、借代、夸张、双关等等方式来构建文体内容。由于汉字的影响，中国文化具备天然的非理性特征。此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认识到了文字作为理性符号的表意局限性。因此，中国文化对于理性的重视程度，显然就低于以拼音文字作为主要沟通媒介的西方人。老子《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我的理解是：道，是一种内在的主观真理体验。任何可以被理性的语言文字认知的真理，都不是那个恒常不变的真理。）六个字的陈述，与数千年后，德国大哲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的“理性认识只可能认识现象，不可能认识到终极实相”的观点，跨越时空，遥相呼应。在我看来，老子与康德在对于人类认知真理的局限性上的判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以汉字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中国文化，具备强烈的非理性特征与非线性色彩。这些非理性特征在文化内容上的表现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例如，与崇尚理性思考的西方人相比，古中国人，更崇尚对美与艺术的感悟。即使同样在美术艺术形式上，崇尚理性的西方人重视的是“写实”，而重视感悟的中国人，重视的是“写意”。西方人认识事物时，倾向以理性思维将事物分类研究，由此诞生了诸多例如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专业领域。注重研究不同专业领域中的不同特征。而古中国人，向来重视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在古中国人的认识中，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军事、宗教都是可融于一体的学问。古中国人，注重探寻不同领域中的相通特征。在中国最古老的《易经》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人这种从整体上把握认知世界的思想倾向——《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由于篇幅有限，我无法将这种存在的诸多明显文化差异一一列举出来。但是我在同时学习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两大文明之间显著的思维方式差异。对照《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提出的“媒介特征影响文化思维方式”的这一传播学原理。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造成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核心原因，真的就埋藏在小小的语言文字中。看似庞大的东西方文明差异的课题，从语言文字这个切入点开始思考，也许正是切中要害的一种有效分析方法。而东西方文明的客观差异，与东西方语言文字的客观差异之间的比较，也恰恰佐证了波兹曼以及麦克卢汉对于“不同媒介影响人类思维模式”这一论点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娱乐至死》中最有价值的观点，正在于此。
因此，可以说，《娱乐至死》中最有价值的核心观点，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现实验证的。所以，我下文中的论述，也将紧密围绕建立在这一核心基础观点之上。
二、“不识庐山真面目”——尼尔波兹曼的局限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的这首诗，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因其韵律优美，生动活泼。更因为其诗歌中所蕴含的甚深哲学含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表示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因其观察的角度不同，往往会形成得出不同的认识结论。同样的一座山，有的人看到岭，有的人看到的是峰。对于同样一个山体，由于观看角度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此为“远近高低各不同”。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我们往往察觉不到我们的主观视角是受限制的。我们之所以不能正确地认知庐山，正是因为我们正身处庐山内。古希腊阿波罗神殿上所刻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也是对人类受自我世界观局限的这一客观现实的一种提醒。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波兹曼也表述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相似含义：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4]”
尼尔波兹曼提出的这个观点，无疑是对我们有着巨大的警醒作用的。但我认为可惜的是，他在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属于“身在庐山”的一员，自己也有可能受到语言文化等媒介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和察觉到。作为一个生长在拼音文字传统下的西方人，波兹曼也同样深受“理性至上”的世界观影响。他认为人们若是不通过理性的思辨，就无法客观冷静地认知这个世界的实相。从而迷失在非理性的娱乐信息中。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 尼尔波兹曼的“理性至上”思想倾向
在《娱乐至死》第二章《媒介即认识论》中，波兹曼清楚地提出了自己论述的中心任务：“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5]”那么，波兹曼所认为的“无能和荒唐”这两个词具体的所指又是什么呢？波兹曼在文中几次清晰地表达了他所认知的“无能和荒唐”的所指：
“……这预示着‘阐释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它即将逝去的旋律下，一个新的音符已经响起，确定曲调的正是摄影术和电报。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6]”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7]”
“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的。在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8]”
尼尔波兹曼认为，电报、摄影术、以及两者结合体——电视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中心主体之时，传统印刷术年代中秉持的理性主义的语境逐渐走向了解体。因此，人们无法通过自相矛盾的理性逻辑推理来检验结论或信息的真实性。那些传统的需要严肃的理性逻辑认识参与的领域诸如宗教、政治、教育都受到了电视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开始逐渐走向非理性的事实。而一事实，正是尼尔波兹曼所认为的“无能和荒唐”之处。他说：“……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9]”
诚然，在尼尔波兹曼笔下的“阐述年代”，即18-19世纪印刷术统治下的西方，由于人们接触和交流信息的主要媒介是印刷的文字，所以，阅读成为了人们智力活动的一个普遍内容。而阅读这一活动本身，就会滋生理性主义传统的倾向。“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20世纪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10]”因此，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普遍具有严谨的理性主义传统。用波兹曼的话说就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11]”
因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尼尔波兹曼对于电视文化“娱乐至死”的担忧，其核心点正是源于担忧人类会逐渐在电视文化的影响下，理性的思维习惯逐渐退化，人们难以有效地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迎来赫胥黎所说的“美丽新世界”。“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变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2]
对于波兹曼的这一观点，作为一个身处于东方文明体系中的中国人，却会表示不赞同。因为波兹曼作为成长在拼音文字媒介环境下的西方人，将理性看做是至高无上的认识世界的唯一有效方式，这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这种观点本身就落入了一种片面的见地。这种观点的片面性恰恰在于，过度重视理性认知世界的能力，而忽视了人类本性中同时并存的非理性在认知世界方面具备的无穷潜力。
作为在“非理性”文化传统中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想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在此特别探讨一下“理性”的认识能力局限性问题。
（二）“二元论”认知方式的局限性——“理性至上”的西方世界观的缺陷。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清晰地可以认知到，由拼音文字为传媒中心的西方文明，历来就有高度重视“理性”的传统。根据“主流媒介特性决定世界观”的这一原理，这种“理性”传统不仅在西方文明土壤中被拼音文字所强化，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该“理性”传统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外在客观的历史层面上，这种“理性至上”的精神传统，最终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促成了近代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最终形成了现代科技至上的世界观。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波兹曼那样，认为“理性”是认识世界实相的唯一有效方式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正是因为这种由拼音文字所引发的“重视理性”的天然倾向，导致整个西方哲学都牢牢地建构在 “二元论”的基石上。而实际上，这种“二元论”的认识方式是一种割裂式的，幻觉式的世界观。二元论的认知方法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对与错，善与恶之间划开了一道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深层次上来讲，这种二元论形成是人类大脑思维活动的必然产物。但这属于一个庞大的课题，在此也暂不详细论述。
当代，对于“二元论”的哲学基石的谬误之处，发出强烈质疑和批评声音的，恰恰是西方人。
当代美国著名超个人心理学家肯威尔伯【左图】，是当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之一，超个人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作家。人本心理学被称为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超个人心理学则被称为继人本心理学之后的"第四种力量"。 肯恩·威尔伯则被称为超个人心理学的马斯洛。在其学术著作《意识光谱》中，肯威尔伯这样说：
“……将宇宙万物分割为主观和客观（或者实相或谬误、善良与邪恶等）的概念本来就是西方哲学、神学以及科学的根本奠基石。因为大体上说，西方哲学是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是二元论哲学。如今依然争辩不休的大部分重大哲学论题都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们创作和塑造的。这些论题中包括实相与谬误的二元论，这一学问被称为‘逻辑学’；包括善良和邪恶的二元论，称为‘伦理学’；以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论，称为‘认识论’。……在整个西方历史中，所有思想都根深蒂固于这些二元论，并且继续独立生发各种其他的二元论：本性与智慧、波与粒子、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物质与能量、统一与对立、精神与肉体、行为主义与活力论、命运与自由意志、空间与时间，这样的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举下去。因此怀海特将西方哲学成为柏拉图学说的详尽脚注。[13]”
二元论本身的谬误，难以在以建立在理性认知为基石的哲学上得到察觉证明。但是在形而上的宗教层面，却能看到，众多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先贤圣人，在各自不同的宗教经典中，用或直接、或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当人类的思维陷入二元论倾向后，就会失去对实相真实认知能力的事实。
在《圣经》中的创世纪章节，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受到蛇的诱惑。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最终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右图】。我认为这个故事恰恰是一个巧妙的隐喻。隐喻着人类获得理性认识能力之后的状况。《圣经-创世纪》中的原文如下：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这个故事，正是对于人类获得二元论认知能力的一个绝妙譬喻。在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亚当与夏娃的意识是处在一种蒙昧的无对立的状态下的。而一旦吃了这颗树上的果子，他们就具备了分别的能力，也具备了知善知恶的能力。一旦获得了这种能力，人类便与其本具的神性（耶和华上帝）以及大自然（伊甸园）割裂开了。
同样的观点，我们在老子的《道德经》第二章中也能找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基于对于这段文字，有各种不同的翻译与理解，那么我将个人对此段的理解翻译如下：
普天之下的人类啊，你们只要去分别什么是“美”的概念，那么“丑恶”的对立概念也随之就诞生了。你们只要去分别什么是“善”的概念，那么“不善”的相对概念也随之产生。因此，所谓“存在”或“不存在”，“长”或“短”，“高”或“低”，“能听”与“所听”，“前”或“后”等等这些人类常常秉持的概念，都是人类思维中，分别分类的这种二元论倾向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真正了悟实相的人，不会根据这些凡人的分别概念去看待世界，更不会根据这些虚幻的概念刻意地造作。即使教化凡夫，也不仅理性的语言文字。而是以身印身，以心印心啊！
可以看到，在《道德经》中，老子也清楚地指出了“善恶”“高下”“美丑”等等观念，是由于人类的思维，经过分别的理性对比，而形成的。这无疑与《圣经·创世纪》中所说的人类吃下善恶果之后，酿成的“原罪”。有着异曲同工的相通之处。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是不是正是指人类思维模式的理性成分，具有天然的二元论分别概念的倾向呢？我个人认为，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恰恰正是人类共有的“原罪”。而这种坚持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分裂开来认识的幻觉式意识模式，也是佛教的根本教义内容之一。被称为“我执”（坚持认为有一个独立于客观世界的主观世界——“我”的存在。）而“我执”恰恰是佛教中认为众生形成“无明”的根源。
在大乘佛教禅宗经典《楞伽经·罗婆那王劝请品第一》【图7】中，佛教的觉悟圣人释迦牟尼，也在经中明确开示：“……一切诸法性皆如是，唯是自心分别境界，凡夫迷惑不能解了，无有能见，亦无所见，无有能说，亦无所说。见佛闻法皆是分别，如向所见不能见佛，不起分别是则能见。……楞伽王，彼诸佛法，皆离分别，已出一切分别戏论，非如色相，唯智能证。[14]”
我对此段的理解是这样的：
一切世间万事万物的本质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本来实无其物，都是由于意识虚妄分别的结果。没有达到彻底觉悟的普通人往往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迷惑，无法理解。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能见的主体，也没有任何所见的客体，没有能说的主体，也没有所说的客体。所谓见到佛，听闻到佛法的这些概念都是由于虚妄不实的理性分别念所产生的幻觉。像这种用理性的二元分别念去观察，是永远不可能看到真正的实相的。只有停止二元分别的这种思维认知模式，才能见到真正的实相。……楞伽王，真正的佛法，不是二元对立的理性分别念所能了解的。佛法是超越二元对立理性分别念所造就的幻觉的。佛法并不是一个能看见的，实实在在的，有形有相的，能以概念认知的。唯有以修行所获得的般若空性智慧才能了解到。
在传统人类宗教文化中探讨理性所致的“二元论”的局限性的文字比比皆是。在此，我就暂时不一一列举了。
在《意识光谱》中，肯威尔伯如是说道：
“当宇宙万物被割裂为主观与客观，割裂为观察的一种状态与被观察的一种状态时，总是会遗漏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宇宙万物‘总会一部分地逃避其自身’。没有什么观察体系能够观察到自身正在观察的。观看者无法看到自己正在观看的。每一只眼睛都存在盲点，而恰恰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从所有这样以二元论为根基的尝试中都只能找到不确定及不完整！[15]”
“‘抛弃二元论’正是新物理学的成就。除了抛弃主观与客观、波与微粒、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幻觉式的划分以外，新物理学在爱因斯坦光芒万丈的帮助之下，抛弃了空间与时间、能量与质量，甚至空间与对象之间的二元论。正如波尔评论的那样，在宇宙万物的建构方式中，真命题的反面是伪命题，但深刻的实相的反面往往是另一个深刻的实相。[16]”
“如果二元论从一开始就将宇宙万物切断、撕裂并使其自身疏远，致使它‘与自身相悖’，那么我们与实相联系起来的唯一希望就必先完全抛弃认知的二元论模式，因为这种二元论模式每走一步都会重复原始的分裂。如果我们想彻底而完整地认识实相，如果我们要在寻求自我的基本尝试中不再逃避自己，如果我们要进入场域中的具体现实之中，不再受到地图的迷惑，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二元论的符号化认知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会在试图抓紧实相的布料时，再将它生生撕裂。[17]”
因此，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人类受传媒方式变化的影响逐渐丧失理性认知能力的担忧，正是建立在对理性认识实相的充分信心上的。而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知到，单纯地依靠理性来认知世界，是会永远陷入“二元论”所带来的幻觉中。虽然正如前文所述，康德早已认识到，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只能认知到现象。但尼尔波兹曼成长在理性主义至上的西方文明环境下，使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他依然坚持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真正地进行思考和认知世界。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波兹曼的局限性所在。突破二元论的认知方式后，我们应该具备这样的智慧认知：万事万物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好或者坏。任何极“坏”的发展趋势中，一定隐藏着“好”的种子。老子所言的“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倚”以及“否极泰来”的中华民族传统俗语，正是对于事物发展的一种智慧性认识。实际上，尼尔波兹曼敏锐的智慧也察觉到了这种潜藏的机遇，他在《娱乐至死》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当时尚不成熟的这种觉察：
“……任何稍微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个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及精英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情感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很明显，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于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明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景况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18]”
本文的核心目的，正是力图揭示，在电视文化、互联网文化、自媒体时代中，尼尔波兹曼所期盼的“好处”显现在什么方面。一言以蔽之，在媒介形态急剧变化的当代人类社会，理性的力量确实在消解、下降。但是另一种力量正在悄悄兴起。这种力量的出现，将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统一与融合发展起到深远的积极影响。这种力量，就是非理性的奇妙力量。
三、非理性力量的黎明正在到来；
从尼尔波兹曼写作《娱乐至死》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间，科技正以惊人的速度呈现指数函数式的跨越发展，科技推动着尼尔波兹曼所谈论的电视文化时代，正逐渐过渡向互联网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升级，无线网络的快速成长，加上社交网络以及微博等新兴自媒体的兴起，人类的传播媒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根据前文所述的《娱乐至死》中的核心观点：人类社会中的主流媒介特性将会对身处于其中的人类思维模式以及世界观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这种新传播媒介的新特性，又会对人类的世界观带来何种改变呢？
（一）随着理性主义至上的倾向被电视文化逐渐破坏消解。非理性的情感力量开始不断得到强化。
正如《娱乐至死》中反复强调的那样，人们在观看电视的世界中得到的满足并非来源于理性思考，而是来源于情感的满足。“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的满足。[19]” 情感，是非理性的代名词。本就是深植于人类本性中的一种重要内容。而在传统的西方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语境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一直受到排挤与压抑，几乎成为了贬义的代名词。而对于“非理性”的抨击，恰恰是一种西方式思维的偏见。
美国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说：“多数情况下，‘非理性’一词带有贬义，轻则指错误，重则为愚蠢，甚至有疯狂的含义。假如我们负责设计人类，我们可能会尽一切努力把非理性从设计方案中删除；……但是非理性还有另一面，实际上是相当正面的。有些时候我们倒很幸运，因为非理性能力可以让我们适应新的环境，信任别人，乐于不断努力，热爱自己的孩子。这些力量是我们美妙、奇异、天赋的——尽管是非理性的——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非理性的力量帮助我们实现伟大的目标。在社会结构中能够很好地生活。[20]”
在电视文化浸淫下成长的新人类，虽然理性思考的能力在逐步下降，但是在主流媒介形态从印刷术朝着电视文化中心转变时，非理性的情感力量却逐渐在上升，理性主义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被打破。500多年以前，人类历史上也发生过相似的情形。古登堡的印刷术的发明和流传推广最终孕育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从传播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一运动的根本内在趋势，是由于印刷术对人类的理性主义世界观逐渐增强，同时对中世纪的神权主义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了冲击挑战。最终的结果是，神权主义终于走下了神坛，人类随即迎来了启蒙时代以及工业革命。理性主义成为了西方世界新的神明。在500年后的今天，随着主流传媒特性的演变，这一改朝换代的剧幕将会重新上演，走下神坛的，恰恰是理性主义。而非理性的重要性与地位，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高。
（二）其次，非理性的力量的日益增长已是社会历史现实的重要部分。
在电视文化最为发达的60-70年代的美国，重大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都凸显出非理性的力量与影响力在人类社会中开始扮演重大角色的事实。其中，最典型的能反映出非理性力量上升的，是嬉皮士运动与反越战运动。
嬉皮士运动【下图】可以看做是整个西方自二战结束以来后现代理性反思运动的延续与高潮。在这场运动中，诞生了一系列经典的文化符号，对当前的世界也产生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文化影响大多显现在非理性的层面上，新一代的西方年轻人并非像上一代反叛者——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的先祖一样，以理性思辨的态度去表达对传统权威的反叛。而是以否定理性至上的方式，表达对于既定传统权威世界的一种反抗和批判。
在《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
“嬉皮士之所以强调精神信仰，其主要原因源于他们的反理性主义思想。理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强调理性在认知方面的首要性，试图以理论论证的方式来建立一套哲学和伦理体系。具体到认识论上，理性主义把理性看作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在演绎和推断事实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而非理性成分没有演绎和推断，所以它们无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在强调感性、情感、精神和本能世界的嬉皮士看来，理性主义的这种认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造成现代社会误入歧途的根源，其中最突显一点就是‘技术治理’。既然反正统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就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尤其是以‘技术治理’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观念，所以嬉皮士自然而然地举起反理性主义大旗，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感性和本能才是人类认识包括自己本性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主要源泉。[21]”
“嬉皮士掀起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一场反理性、反技术治理，反体制的青年运动。为了摆脱理性、技术和体制等方面的压抑和控制，嬉皮士们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从感官满足、人性回归和无政府生活方式来实现自我解放和个性自由。[22]”
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嬉皮士运动中孕育的反理性气息与非理性特性。站在麦克卢汉或波兹曼的角度上来说，这确实是由媒介特性变化所引起的一场世界观的革命。
此外，反越战运动的推进，也是与视觉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
在电视诞生之前，对于人们来说，战争，不过是报纸头条新闻上的几行文字，或是广播中一段声音而已。而当电视诞生之后，战争对于人类来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是新闻名词。人们可以直观地通过电视，看到战争不仅充满着政治口号与激情式的宣传，战争更是一个人间地狱般的残酷事实【见右图】。
电视画面，新闻图片，正是一种直观的媒介。以一种非理性的直观方式作用于人的感官。使得人们心灵深处获得某种超越语言的直观感受。这种直接作用于人非理性的心灵层面上的力量，最终成为美国人民举起反对越战大旗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人类文化中的非理性部分一再地彰显出了其超凡的能量。我们稍加留心就能观察到这个事实。当下在社会中取得巨大认同的成功人士已经从传统需要高度理性能力的医生、律师、学术专家开始朝具备高度非理性能力的歌手、演员、艺术家、运动明星转移。这种微妙的转换趋势，正印证着非理性力量对现存人类社会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美国副总统戈尔的首席撰稿人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在其著名著作《全新思维》（A Whole New Mind）中清楚地指出：左脑（理性脑）统治的逻辑、线性、计算能力为主的信息时代即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非理性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
因此，我认为，人类并不会像波兹曼预言的那样，因为失去理性认知的语境土壤而陷入醉生梦死，自我毁灭而不自知。因为在理性认知客观条件被解构的同时，非理性对世界的影响力量正在逐渐成熟。更有价值之处，在于非理性的力量是深植于人性共同的情感土壤之处的。是跨越语言与文化的一种深层共通的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艺术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一样。艺术天然就具备非理性的感性特质，而对美的感性认识能力，是深植于人性深处的。因此非理性的沟通方式，往往具备跨越种族与文化的这一大优势。
而假使人类社会中这种非理性力量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上，人类最终，将跨越理性造就的语言与文化的障碍。为人类未来走向深层次共通的大同世界，奠定坚实的世界观基础。
四、非理性构建起激发“蜂群思维”的桥梁；
今天，媒介的发展已经进入了高度多元化时代。随着无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微博与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迫使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自媒体时代。在信息爆炸的自媒体时代，尼尔波兹曼所担忧的电视文化造成的信息碎片化趋势，已经俨然成为了一种生活常态。那么，如果失去了理性认知的客观条件，在自媒体时代下的人类，是如何根据媒介对这个世界进行判断并做出反应的呢？这种非理性的反应，在失去理性的支持下，是否可靠呢？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94年，就有人给出了答案。在今日的社会化媒体发展的现实中，这个答案正在被现实所逐渐证明其正确性。
美国IT界著名思想家，人称“硅谷教父”的凯文凯利。【左图】于1994年发表了《失控》一书。其书可看做是对人类社会以及网络发展的预言之书。1999年的电影《黑客帝国》（Matrix）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凯文·凯利对网络文化的观察和预言的一种隐喻。《失控》也是该片导演要求主要演员必读的三本书之一。
在此书中，凯文凯利以超乎寻常的视角和高度总结与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他指出，从观察自然界生物的活动就可以发觉一个客观规律：当大量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时，这些个体群落并非我们常人所以为的，只是简单的个体聚集的结果。这个聚集了大量个体的群落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举个例子而言，我们每个人类的身体，都是由大量的一个个的活细胞通过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些细胞的聚合体，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机体——我们的肉体——这是一种全新的另一种形态的整体。
在《失控》中，凯文凯利这样描述道：
“拂晓时分，在杂草丛生的密歇根湖上，上万只野鸭躁动不安。在清晨柔和的淡红色光辉映照下，野鸭们吱吱嘎嘎地叫着，抖动着自己的翅膀，将头插进水里寻找早餐。它们散步在各处。突然，受到某种人类感觉不到的信号的提示，一千只鸭子如一个整体似的腾空而起。它们轰然飞上天空，随之带动湖面上另外上千只野鸭一起腾飞，仿佛它们就是一个躺着的巨人，现在翻身坐起了。这头令人震惊的巨兽在空中盘旋着，转向东方的太阳，眨眼间又急转，前队变成后对。不一会儿，仿佛受到某种单一想法的控制，整群野鸭转向西方，飞走了。十七世纪的一位无名诗人写道：‘……成千上万条鱼如一头巨兽游动，破浪前进。他们如同一个整体【右图：鱼群】，似乎受到不可抗拒的共同命运的约束。这种一致从何而来？’[23]”
是啊，这种一致是从何而来呢？
凯文凯利认为，这种一致，源于自然界一种从群体中自发涌现出来的智慧。这种智慧被称呼为“蜂群思维”。此外，他还进一步地揭示了形成这种“蜂群思维”式的集体智慧所需要的条件：
“‘蜂群思维’的神奇在于，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它的神奇还在于，量变引起质变。要想从单个虫子的机体过渡到集群机体，只需要增加虫子的数量，使大量的虫子聚集在一起时，使它们能够相互交流。等到某一阶段，当复杂度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就会从‘虫子’中涌现出来。虫子的固有属性就蕴含了集群，蕴含了这种神奇。我们在蜂箱中发现的一切，都潜藏在蜜蜂的个体之中。不过，你尽管可以用回旋加速器和X光机来探查一只蜜蜂，但是永远也不能从中找出蜂巢的特性。[24]”
当大量的这种个体聚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的时候，新的整体由于涌现出“蜂群思维”，从而构成了超出原有个体的新智慧与新能力。“蜂群拥有大量其任何组成部分所没有的东西。一个斑点大的蜜蜂大脑，只有六天的记忆，而作为整体的蜂巢所拥有的记忆时间是三个月，是一只蜜蜂平均寿命的两倍”[25]。
相对于蜜蜂而言，人类群体社会的记忆即历史文化。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也许只有不到100年。而人类集体的记忆，即在历史文化中却保存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记忆。既然蜜蜂的蜂群中存在“蜂群思维”这样的涌现智慧，那么人类群体在某种特定条件触发下，是否也可能出现这种涌现的智慧呢？“就此而言，又有什么隐藏在人类个体中没有涌现出来，除非所有的人都通过人际交流或政治管理联系起来？在这种类似于蜂巢的仿生超级思维中，一定酝酿着某种最出人意料的东西。”[26]
而这种假设从理论上去做思考是毫无意义的，只能依靠实践，以实际结果来检验。“……理论家们是这样说的：要想洞悉一个系统所蕴藏的涌现结构，最快捷、最直接也是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运行它。”[27]在《失控》出版之时的1994年，互联网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所以尚不具备测试的条件。而在20多年后的今日，社会化自媒体技术的成熟，使得凯文凯利所说的“所有的人都通过人际交流或政治管理联系起来”的技术条件正在日趋成熟，此外，非理性力量逐渐上升，情感影响力逐渐加大的趋势为触发人类社会的“蜂群思维”提供了心灵与精神条件。因此，链接起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不仅仅是智能手机或无线网络，恰恰是人们内心中超越语言文化的，共通的情感部分。非理性的情感作用与互联网一起携手，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拉得更近，从而为触发互联网的“蜂群思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在当下的2012年，“蜂群思维”在人类社会群体中的显现主要体现在以推特或微博这种高度口语化的自媒体平台上。其发生作用的效应紧扣“感性”与“从众”的两大人类基本心理特征。这一过程颇似在体育场的看台上掀起人浪的游戏。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过球场并参与过这个掀起看台人浪的游戏【右图】，我们就能有所体会。首先，触发该人浪的，是极其少数的几个个体，他们先充满期待地自己站起来，制造人浪的可能性。当然，他们也有可能会得不到响应而制造失败。但有时候，旁边的人觉得有趣（感性、非理性），就会有一些人也跟着站起来（从众），从而形成人浪的初级形态。慢慢地参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从众），这股集体行为将形成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能量，造成整个体育场看台上的大部分观众都参与进来。
这一过程与微博上的一个话题，从开始发布，到转发的人逐渐增多，进而形成火热的探讨，从而呈现指数函数式增长的成长过程，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可以说，今天，在微博上由于转发而形成的热门话题都是今天“蜂群思维”在人类社会层面的一种显现。而这种热门话题，绝不仅仅停留在讨论而已，它会对现实世界产生极其重大的互动影响。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两年来的对微博舆情事件的监测和总结发现，如果一个社会事件，如果在新浪微博中被转发超过一万次和评论超过三千条，或者这两个指标满足其中任何一个，大众媒体会主动介入，“搬运”到社会话语场域，从而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一旦进入社会话语场域，那么就会对实际的现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案例分析：2012年9月在微博上传出“空姐被打事件”，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南航的空姐，与一位姓方的广东军方官员发生矛盾并引发冲突。事件本身触及到中国民众当下的两个关键非理性要素：1、怜香惜玉的心态；（非理性的感性作用）；2、痛恨特权阶层（此是中国当下的共同非理性情绪，非常有效，往往一点就燃）；
这一帖子在微博中发送后，因为非理性的情感作用，在微博中被广大网友迅速转发。转发数量呈现急剧上升后（从众），此话题开始不仅是在网上讨论，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最后，这位姓方的军方人士不得不以道歉，并停职做为处理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让这位军方的特权人士低下头的，并非只是空姐的一条微博。而是触发“蜂群思维”后，网民转发的集体行为，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所致。
那么，如果说，触发“蜂群思维”的必要条件是基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会不会出现大量的不经过理性推理论证的谣言被转发的情况呢？
当然，不经过理性推理论证的谣言在微博上存在的情况一定也是有的。但是，基于“蜂群思维”式的人类集体意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着更高的智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微博这种自媒体本身就具备净化谣言的天然能力。他将其形象地称呼为“无影灯效应”。在2011年9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采访中，他清晰地表达出了这个观点：“我认为“微博谣言”、“微博辟谣”本身就是伪命题。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必须首先提到微博的“自清功能”。如果关于一起事件的消息，只有一个人在微博上发布，那我们既需要质疑他的身份也需要质疑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但是，如果一起事件拥有多个目击证人，大家同时借助微博发布信息，那么彼此之间的不同看法则会形成补充。所以我们才说，在微博上“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真相的披露者，人人都有发言权”。
我将微博带来的事件还原效应称为“无影灯效应”。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有不全面之处，就好比每一盏灯都有“灯下黑”。但是，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就会实现真相的再现。
因此，只要一起事件不只有一个目击者，只要微博发布信息的机制足够开放，那么最终传达出的真相应当比传统模式更加完善和立体。所以我认为，微博不是制造谣言的地方，而是粉碎谣言的地方。[28]”
喻国明所谈到的“无影灯效应”，正是人类集体智慧涌现出的“蜂群思维”中种种奇特强大功能的一种。
当然，要说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绝对地避免任何谣言，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激发了“蜂群思维”以后，在网络上转发和关注较大的焦点话题，也必然要经过“蜂群思维”式的集体智慧的进行真伪性审阅。众多的人，自发地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信息进行审阅和思考，就好像众多蜜蜂的分工合作，这种集体工作的成果，将比传统西方思维中，单纯用“是否合乎逻辑”的理性去进行判断要有效得多，也可信赖得多。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自发性的集体智慧充分被激发必须要在被赋予充分的自由条件下才有可能，恰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指出的，如果要建立这种集体智慧式的分布式系统，必须具备四个特点：
1、没有强制性的中心控制；
2、次级单位具有自治的特质；
3、次级单位之间彼此高度连接；
4、点对点间的影响通过网络形成了非线性因果关系。
这四个条件的前两者向我们提出，这种集体智慧被激发必须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权力，控制与审查的中心控制论将妨碍真正“蜂群智慧”的产生和运转。而第三点要求告诉我们，“彼此高度连接”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上要高度连接，在对传播内容的理解上，也要寻找高度链接点。而后者的链接，唯有建立在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人性的非理性层面上，才能联到人与人内心最深处的位置。从而激发出巨大的非理性情感能量，促成涌现的“蜂群智慧”产生。
可以说，电影《黑客帝国》中的隐喻在今日已经完全成为了事实。在电影中，人与机器走入了一体，人类为机器的运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生物电能。在现实中，人类与互联网也已经走入了一体，每一个人类都在为互联网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与智慧。整个互联网，在激发的“蜂群思维”的作用下，将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存在体。这一存在体的能力、智慧、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对人类社会的架构，也将起到深远的历史作用。而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将在这场与机器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走向人类的合一之路。一种新的跨越文化的世界观也即将出现，这一切，已经超出了波兹曼的预料，而这一切，也将发生在我们当代每个青年人的生命旅程中。我们有必要对此做好心理上与知识上的准备。
结束语：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所谈论到的“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个平衡……”这个“平衡”，在本文行进至此时，毫无疑问可以被清晰地认知到了。正如波兹曼所说，随着电视文化与网络时代的冲击，传统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生存土壤被媒介冲得破碎，人类逐渐丧失了严肃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视觉化媒介时代促使人类认识到隐藏在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的感性力量。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感性，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当人类开始学会重视以非理性的目光来看待世界和他人之后，他便能更深入感受到不同的人与人之间，那最深层次的相通之处。当人们被互联网连成一个整体之时，人类集体中隐藏的“蜂群智慧”将被激发出来，不同的人类也将通过网络形成为一个新的智慧体。在这个智慧体中，人类最终会学会以情感的力量去与他人沟通，寻求深层次的认同。而当下的这一历史阶段，正是为未来人类社会走入世界大同之时奠定的伟大基石。
几千年前，人类曾经说着同一种语言，以此协作，来建造通天的巴别巨塔。【左图】而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这一行为，让人类口音相混，言语不通。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又是另一个绝妙的譬喻。这种相互不通的言语，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所坚持的理性至上的分类型思维。单纯只用天生倾向分类的理性思维去认知世界，只会造成分裂。而巴别塔神话中所谓的“同一种语言”，并不是语言，而是深植于所有人类人性深处的感性与非理性的能量。在传媒形态不断演变的今日，非理性的能量终变成一种共通的“语言”，使得人类在内心深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使得人类重新获得数千年来难得的机遇，可以激发出人类集体意识中的“蜂群思维”，从而来重新建造一座通往人与人融合、人与机器融合的大同世界通天塔。
谨以此文，告慰波兹曼焦虑的灵魂。
也谨以此文，记录下当下我对世界与人类的观察与思考。
（全文完—欢迎转载—思想没有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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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15
[2]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10
[3]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10
[4]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11
[5]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16
[6]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70
[7]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91
[8]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95
[9]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17
[10]【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47
[11]【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58
[12]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133
[13] 【美】肯威尔伯著《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2011年7月第1版 P19
[14] 赖永海，刘丹译注 《楞严经》 中华书局出版 2012年5月第1版 P10 P19
[15] 【美】肯威尔伯著《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2011年7月第1版 P26
[16] 【美】肯威尔伯著《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2011年7月第1版 P29
[17] 【美】肯威尔伯著《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2011年7月第1版 P37
[18]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26-27
[19] 【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月5月第1版 P76
[20] 【美】丹艾瑞里著《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10年9月第1版 前言
[21]王恩铭 著 《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P172
[22]王恩铭 著 《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P143
[23] 【美】凯文凯利 著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新星出版社 出版2010年12月第1版 P17
[24] 【美】凯文凯利 著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新星出版社 出版2010年12月第1版 P21
[25] 【美】凯文凯利 著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新星出版社 出版2010年12月第1版 P20
[26] 【美】凯文凯利 著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新星出版社 出版2010年12月第1版 P21
[27] 【美】凯文凯利 著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新星出版社 出版2010年12月第1版 P21
[28] 《喻国明：“微博谣言”是个伪命题》——《中国青年报》（2011年09月11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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