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感慨
2009-06-20
《娱乐至死》，万字薄书，读毕却颇多感慨，随性记之如下。
一、 政治娱乐化的是与非
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1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
2 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以上两者，是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也可看作是对今天中国的预测。从我们走过的历史事实来看，我对波兹曼的第二观点深表赞同，例如曾经饱收批评的CCTV某档新闻节目，居然将俄罗斯遭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作为短信竞猜题，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但是，关于第一点的政治娱乐化，我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波兹曼在此未免有高估之嫌。
还记得初中的政治课本里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伪民主，表面上一人一票选总统很公平，但其实他们都是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选来选去换汤不换药。关于“是否伪民主”这个几乎是伪命题的命题，本文在此不作讨论，也没有必要，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我感兴趣的是这段对西方政治描述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换汤不换药”。这说明了当代西方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无论谁上台，总体的执政思路、方针政策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成熟的重要体现。
比如去年的美国大选虽然是奥巴马获胜，但你绝不可能想象如果希拉里进白宫，她会对伊拉克战争全盘否定，支持大陆统一台湾，乃至要求全美上下学习三个代表、用XX主义武装全党全军。只有在一个不成熟的国度里，才会出现昨天还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就“全盘否定”，紧接着后天提出“两个凡是”，最后再来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总算告一段落。
当今世界，政治家的个人影响力正在减退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力不是指他在媒体上的曝光频率或民众中的认知度，而是他左右政策出台的能力。这就是民主化的结果。因此当你按下手中的投票器时，又何妨让眼球做主呢？因为A or B也许并没有太大差别。而百年前你听着广播里的竞选演说投下“神圣”一票时，你又怎能确定你不是因为威尔逊浑厚性感的嗓音而投？
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又到了讨论民主是非、本质的时间。简单来说，我认为波兹曼高估了民众的判断力、过度升华了民主的本质。
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这是一个作为政治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玩笑话。用当今标准的话来说，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显然是最不坏的。
民主可能把希特勒送上王座，也可以让苏格拉底沉冤狱中。民主最常见的表现是平庸，绝对的平庸。所以在卡尔波普看来民主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民做主或者人民统治，而至多只是人民评判。选举的实质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政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如果人民真有这么深邃远见的洞察力，能够当家作主，那尼采的超人哲学就不会有市场，黑格尔也不会哀叹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
所以当你爱上奥巴马那一口白灿灿的牙决定跟着民主党走，或者因为希拉里一身的prada如此高贵美艳想投她一票时，别害怕波兹曼的诘问。也许这样的选择恰好是歪打正着，负负得正。
二、 web2.0,娱乐至死？
如果用传媒业来标记我们所处的时代，web2.0无疑是最合适的词汇。恰巧上周四，全球语言机构将web2.0列为第100万个英文单词。
《娱乐至死》写于80年代，“电脑”一词在书中仅出现数次，且都是与“电视”并列出现。也许波兹曼已经预感到了电脑将在大众传媒中起的作用，但毕竟那时的电脑还真是计算机（计算的机器），所以他也未加详言。
电视与互联网，两种媒介。但是相比于电视和互联网的web1.0,我更愿意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延伸与扩展，因为两者的本质传播方式并未发生改变，传播者与接受者依然泾渭分明。只是互联网的出现扩大了信息量，娱乐至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但是，web2.0出现了。它使传统的施者与受众的界限开始模糊，每一台电脑前的用户不再像是电视机前或WEB1.0时代的观众，单纯地接收讯息，情感在不知不觉中受制于人，而是变被动为主动，谁都可以是信息的发源地，主动参与到传媒链中。
正是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娱乐至死”的趋势。在强势的传播机器面前，人民有了翻身作主的机会。虽然论坛里骗点击率的依然是耸人听闻的标题党，博客上回复最多的是贴图帮，娱乐依然是主旋律，可仅就今年而言，先后吸引网民高关注度的周久耕、罗彩霞、邓玉娇、70码，就很好地回击了“娱乐至死”。当大众不再一味被动接受，而是有了自主权乃至主动权时，内心真实且多元的想法会指引出多条道路，而非仅仅娱乐这一条胡同。
回溯全书，猛然感觉书名未免有标题党之嫌，也许是波兹曼想对浑浑噩噩的大众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吧。在我看来，“娱乐至死”更多地表达的是在这个消费时代大众审美的趋势，至于能不能到“死”的地步，还值得商榷。毕竟，人是矛盾体，崇高卑微、冷漠同情、自私牺牲、类似的太多矛盾情感都能附身在同一人身上，这就仿佛人体内的调节反馈机制。所以我相信人不会一味满足娱乐，乃至“死”。迟早，人天生的对崇高的追求会激发，引领正确的道路。比如文革巨大的精神荒芜后那批大学生，他们的阅读高度，也许数十年内都没有哪代人能够超越。这就是对此最好的佐证。
当然，还是感谢波兹曼，感谢他对这个时代的忠告。
三、 美丽新世界∪1984
关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1984》的比较，贯穿全书始终，甚至可以说是这两部名著对立的观点激发了波兹曼的思考。针对美国的现状，他得出的结论是当下美国出现的是“美丽新世界”而非“1984”。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在拜读西方大作后，都会不自觉地将其中的理论转换到我们所处的社会。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模型套用往往会出现重大挫折。比如中国的高基尼系数和超稳定结构，很难用传统的西方政经理论来解释。“娱乐至死”来到中国同样也不例外。
如果说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毫无疑问是“1984”，那么今天呢？接着用“1984”来定义似乎有些牵强，毕竟我现在的千千静听里放的是linkinpark,对床的室友正在看CNN NEWS。那难道是和美国一样的“美丽新世界”？表面似乎确实如此，可这又如何解释万里长城防火墙？如何解释每晚7点至7点大陆 千万家庭电视机里出现的同一张脸？
于是西方的理论又得中国化一番。在我看来，中国目前所处的是“美丽新世界”和“1984”的结合型社会，“1984”框架下的“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外表下的“1984”。
有些拗口，但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表面的开放，开放的只是细枝末节：所以有模仿《美国偶像》的《超级女声》，有对应《百万富翁》的《开心辞典》；骨子里依然专制封闭，你不可能想象CCTV让李敖上节目“有话说”。
乍一建构出这一模型我深感悲哀，因为我们似乎在受到两种文化死亡方式的双重夹击。在如此猛烈的攻击之下，还能有生还希望否？
沉思……抬头瞥见书架上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再联系《1984》，忽然，醒悟些什么了。
《1984》是奥威尔在20世纪40年代对“1984”的描述，世人皆惊叹于作家天才的预见。但预测毕竟是预测，当昆德拉经历“1984”后，记录下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更符合史实。
专制可以让文化死亡，但对于统治者而言，文化是否死亡并非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切政策的出发点都在于是否有利于他们的统治。
焚书坑儒只是两千年前的初级手段，人毕竟不是动物，你可以限制他行动的自由，但不可能限制他的大脑思考。既然真正的精神食粮在封闭社会里已经消失，那么最好的奴役方法就是在他的大脑里塞满碎石杂草，于是他的思考永远就如蒙眼拉磨的驴。
封闭专制国家会设立高不可攀的目标、口号、标杆和价值观，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都仿佛披着皇帝的新衣。而当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现这样的高度无法企及时，人们就躲避崇高，耽于卑微，比如娱乐至死。
这样的现象出现在当代每一个“成功”的专制国家里。“1984”下的“美丽新世界”，这才是当代“1984”真正存在的形态。如果一个国家真能保持此种稳定状态一段时间，那该国文化必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样的描述似乎有些令人毛骨悚然，而之前我将当代的中国就定义为“1984”下的“美丽新世界”。
其实刚才的描述如果对应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可谓恰如其分。尽管文革只是十年，但大陆的中华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而在我们当今社会中，“1984”和“美丽新世界”互相间所占的比重已经发生了变化。前者下降，后者上升。
这除了国家政策的开放，很大程度上得感谢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在强大的民意面前，我们第一次然后一次次地看到了政府公正的让步。
所以当“1984”联合“美丽新世界”时，表面貌似强大，但其实也意味着改变的契机。但愿真正的中华文化将在此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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