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2010-02-25
【波兹曼提醒我】
这本书提醒我在接受“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时,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人与普通大众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最不需要组织性,最在乎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他们甚至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挣钱,所以鲜有纪律性的观念,他们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中坚,也就无从体会到这个社会核心骨架的运转实况。这样一群边缘人物,却正通过他们掌控的媒体资源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思想主导者,他们的理论,都是书上看来的。那些理论的原创者尚且畏惧于真实世界的检验,这些二道、三道甚至囫囵吞枣者,没法做到在社会核心骨架运转的实践中进行反复锤炼的思想,可以足够自信吗?
尼尔·波兹曼这本书的前言里,对比说明了奥威尔的《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关于未来世界的预言。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则认为我们将真正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他担心没有人再用心读书,人们在信息爆炸中迷茫不已,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因为,人对于娱乐永远怀有无休无止的欲望。
新儒家杜维明先生说过,“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
【哈爷爷曾说过】
哈耶克将“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认为他们履行的是“传播观念之中介”的作用,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关键点在于他能够领先于大众获得一些新观念。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也包括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有时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同时,哈耶克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空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透过塑造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使今日的观点影响着明日的政治。“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这些人常常非常真诚、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他们向大众市场提供“符号产品”,往往有迎合之意,常常有哗众取宠的娱乐化表现。符号产品市场也有其筛选机制,但是剩下来的往往都是能言善辩、妙语连珠的,不一定要深入但一定要浅出,甚至干脆就是浅入浅出的,能够同读者、听众或观众心连心的,甚至要在适当的时候走点极端,因为如同王朔所言‘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由于观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深浅,甚至不想知道问题的深浅,因此这种‘临时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受监督,可以信口开河,纵横天下,发布各种预言和判断,这种市场的热点变化很快,即使说错了,预测错了,也没有什么人回过头来反思、追究。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大都只是到媒体客串,就业是在学术机构,有“铁饭碗”的(tenured)因此‘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没有被炒的危险。”客观而言,如果说哈耶克他们在几十年前哀叹的是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拒斥,而波兹曼忧虑的则是现今知识分子与市场的狼狈为奸,哪一个更危险呢?
【关于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的危险在于非理性和党同伐异。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有什么两样。这些部落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势如水火,然而思想是不可妥协的、观念是不可统一的、语言又是充满歧义的,因此在这些交缠的巴别塔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变乱与迷茫。
同时,网络上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的意见领袖们,往往得到年轻人的拥护,这是因为年轻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忽然觉得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之外,一切都值得怀疑,他不怀疑自己,但是他会怀疑世界,怀疑其他人,他相信自己的纯正,他看不起别人的虚伪,然后就把一种道德理想树立的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严酷,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所以他们总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就与“公共知识分子”所持的言论非常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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