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code书评-查字典图书网

2008-06-28

forcode：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分析中世纪欧洲餐桌礼仪的演变，总结出人类朝着情感越来越细腻、情感控制越来越强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人类进化的方向是不是越来越美？美女和帅哥相互结合，产生出更美的后代来？同样的想法还有：人类越进化个子越高？人类越进化DIAO和MIMI越大？人类越进化头越大？人类越进化女人的屁股越宽？如果这种趋势适用于所有智慧生命，那么，文明程度很高的外星生命可能也是非常漂亮的。根据《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性趣探秘》中的说法，从体重与JJ长度的比例关系来看，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DIAO最大的。奇想录之前已经介绍过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详细见这里：
写科幻的捷径：模仿《崩溃》段落构思科幻小说情节（组图）
http://www.qixianglu.cn/630772.html

不可否认的几个事实是：

1、无论男女，长得好看的人往往更受欢迎，心理更健康，也更容易成功；

2、成功者有更多机会或选择留下更多后代，后代也往往继承了美丽好看的外表，并且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从而后代也更有生存优势；

3、帅哥相比丑男更容易找到美女交配；

4、美女即使嫁给有钱人，也往往有更多诱惑，比如去找个小帅哥做情人，婚外性和一夜情等可能更容易受到纯粹生理特征的吸引；
http://www.qixianglu.cn/631282.html

《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forcode读书笔记1

2010-11-10

forcode：最近开始读《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读的过程中解决了大量疑问，感觉说的很有道理，决定边读边在google notebook里做读书笔记，每积累下一些数量的内容就发表到奇想录，供各位网友分享探讨。读书笔记中除了整理书中观点，也会特别注意股票实战中可以用到的一些选股或股票定价的指标，某些地方会加入我的个人理解或点评。
本贴首发地址：
http://qixianglu.cn/20101110233006.html

2010年11月9日

股票筛选和分级的变量

1、基础变量

（1）股本收益率或总资本收益率；

（2）一年及多年的每股收益增长率；

（3）销售增长率；

（4）资产增长率；

（5）利润率；

2、价格走势变量

（1）委比；

（2）换手率；

（3）资金净流入；

（4）量比；

3、价格与基本面比率

（1）市盈率；

（2）市净率；

（3）股价与现金流量比；

（4）股价与销售额比；

（5）股价与股利比；

2010年11月10日

三要素定价方法：

1、资产的价值

净资产=资产-负债

流动资产-负债

不同竞争态势下资产的定价差异：快要破产的按清算价值？正常经营的按重置价值？

行业竞争优势（即行业壁垒）怎么样？

2、盈利能力的价值

调整后的收益。

公司盈利能力价值（EPV）=调整后的收益/现在的资本成本（R）

目的是计算出公司可分配现金流的准确数值。

盈利能力价值与资产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公司所享有的特许经营权价值。

（forcode：所谓的特许经营权价值的大小（即EPV-资产价值>0），也就是，调整后的利润率（即调整后收益/资产价值）大于现在的资本成本的程度，说简单点就是比较公司的利润率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差额，利润率比定期存款利率高出越多，意味着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所谓的特许经营权价值越大；如果公司的利润率比存款利率还要低，这些资产还不如变现存银行更合算。）

3、成长性的价值

在许多常见情况下，销售的增长率，甚至利润的增长率并不影响公司的内在价值。

（forcode：因为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可能是因为增加投资带来的，而不是盈利能力增强带来的）

当公司的盈利能力价值明显地、持续地超过资产价值时，成长性才可能创造价值。

只有特许经营权价值才能创造成长性价值。

因此，判断公司特许经营权或竞争优势或进入壁垒的存在性和持续性是评估公司成长性价值的关键。

公司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与公司内在价值的源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成长性是最不确定的价值因素，因此也是格雷厄姆和多德型投资者最不愿意支付高价的价值因素。

《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forcode读书笔记2

2010-11-28

forcode：今年又阅读了如何按照重置成本来评估公司资产价值，加上11月21日的阅读笔记，加起来可以作一篇发出来了，第一次的笔记参考：《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forcode读书笔记1。
转自：http://qixianglu.cn/20101128113448.html

2010年11月21日

除非对未来的预期是以现有资料为基础的，否则它并不重视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这就是格雷厄姆和多德价值投资定律。在投资高潮期，价值投资者在估计内在价值时显得保守和悲观。当现代技术或其他创新表明一些前沿公司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这种公司一旦第一个季度盈利，那么这种盈利就可以持续几个季度）时，价值投资对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价值的要求就显得有点过时了。但价值投资者明白有些游戏是他们不擅长的，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去参与。他们信奉的座右铭是“用知识减少不确定性”。这一座右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无论未来的财富看上去多么诱人，放弃这条原则、买入预期的未来财富是愚蠢的。(P46)

投资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投资现值小于零的资产。(P49)

格雷厄姆和多德定价模型的第一步就是计算公司的资产价值。在这一步中，投资者要对信息的可靠性及公司和行业的战略状况作出判断，以便对资产价值做出准确的计算。如果行业在走下坡路，那么公司的资产价值应该以清算资产为基础进行计算。相反，如果行业是稳定增长的，资产损耗后就要重置。这些资产应该按重置成本进行估价。(P50)

2010年11月28日

营业中企业的资产应按照重置成本计算企业资产价值。(p54-65)

现金：

保持不变，不用做调整；

流通证券：

按证券的市场价格，一般不需要调整；

应收账款：

加回坏账准备，调整托收款；

存货：

如果公司今年的存活量明显高于以往正常水平，又可以确定不是因为存货的销售价格上涨（惜售）造成的，那么高出正常水平的那部分存货可能是无法销售或者只能按清算价格销售；

预付账款：

和租金、保险一样，一般不需要进行调整；

递延税款：

如果作为非流动资产列示，则应该去的税收扣除或还款的时间表以便计算它们的现值；

不动产、设施和设备：

该项应该分开来看，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有区别，它们的重置成本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程度不同：
a、土地：作为不动产并不折旧，不动产定价的三个关键原则（例如位置等）决定了土地的实际价值可能比账面价值（按照历史成本记账的）高很多，公司可能会卖掉不动产或改变不动产的用途来获得这部分附加价值；

b、设施：可指代建筑，也可指代光缆等资产，公司设施的账面价值和重置成本的差异可能非常巨大，例如建筑物的价值可能要折旧30年才能降到零，而实际上它的市场价值和重置成本却在上升，光缆能够持续使用几十年，但是公司已经把它的账面价值降到了零；其次，通货膨胀也可能严重扭曲设施的价值，我们今年对资产经济价值使用所提取的折旧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算的；

c、设备：可能因为技术创新而不断提高性能并降低价格，因此重置成本可能比账面价值低，需要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分析，这主要取决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公司行业的具体知识。

商誉：

a、品牌资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类似可口可乐这种公司最大的价值就是商誉的公司，商誉是其重要的特许经营权，应该将其商誉计入重置成本；

b、研发营销等商业行为成本：例如，每年支出研发投资、广告费、品牌促销费和客户发展经费等，使得公司的价值超过其有形资产价值，重置成本应该计算这些潜在无形资产的价值，公司的研发资金不会体现在损益表中，但是会在附注中加以说明，还有些公司把研发费用与商品销售成本和一般管理费用分开单列一个分录，普遍规律是技术水平越高，研发费用越高；

c、新竞争者的市场导入成本：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一对商业订单和一群忠诚的客户，他们必须建立客户关系，建立相应的内部机制也需要花费时间，因此，需要在资产重置成本中加入一定倍数（一般是1-3年）的销售费用和一般管理费用；

d、特许经营许可证：特定区域、特定行业存在一些很难持有甚至不可能重置的特许经营权，可参考这类特许经营权的市场理性购买价格来评估这类无形资产的价值。

负债

会计学中最古老的原理就是资产必须等于负债加上权益资本。

三种类型的负债：

a、正常业务运转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负债：对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等，多为流动负债，代表着商业信用，不必支付任何利息，直接按账面价值减去即可；

b、与新入者无关，而是由过去行为引发的负债：例如递延税款负债、罚款等，做为真实负债，将来必须支付，应从资产价值中扣除掉；

c、正常债务：如果债务有市场价值，直接使用市场价值；如果没有，一般就用账面价值代替；

由于财务杠杆比率可能危及安全边际，所以许多投资者都回避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

采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实净法来评估公司资产价值，得到的保守的公司价值很低，一般很难买到这么低的股票；采用账面价值法推算出的折扣价格来购买股票已经被证明很难实现；按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的重置成本来选择股票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投资机会，但是也非常需要丰富的行业知识和更大的努力。

广告开支应该以订单为导向

2014-06-29

雕爷在最后一章再次批判了动辄建议企业去搞品牌建设的MBA教条主义，品牌建设不是万灵丹。他这里所谓的复杂系统型企业和频繁交易型企业，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品与消费品的区分，工业品企业面对的一般是机构客户、大宗交易，品牌建设相对不重要，如此看来，当年宇通从伊利牛奶挖过去的营销总监搞的品牌建设未必靠谱。有些小企业或亏损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居然还在那里扯什么品牌建设，简直可笑，我一向主张广告开支以订单为导向，投出去一笔广告费就要带来利润远远超过广告开支的订单，否则这笔广告费就浪费了，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即使是消费品，不要刻意花钱搞什么品牌建设，品牌是结果，是一系列企业行为和长期客户体验、口碑评价的累积，没那么好速成的。

勤劳者不能获得正常报酬的社会是一个扭曲的社会

2016-03-03

1992年《泡沫经济学》作者野口悠纪雄：勤劳者不能获得正常报酬的社会是一个扭曲的社会。资产价格的异常上涨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许多企业开始热衷于资本运营，或者放弃主业而转向不动产投资。原本持有土地与股票的资产者，无需付出什么劳动，财产迅速膨胀到上亿的规模。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资产的劳动者，即使辛劳一生，也不能拥有自己的住宅。泡沫引起的资源配置纽约，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丧失了其他发展机会。

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对于企业也是一样，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济活动呢？这种状况绝对不正常……日本全国都被卷入赌博经济。90年代日本泡沫崩溃后，数不清的坏事和丑闻被暴露在阳光下。

由于不动产价格的异常暴涨，形成了“具有不动产的人”与“应该具有不动产的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即使是大企业的管理层，也可能没有自己的住宅，而他的部下的住宅却可能值数亿日元，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

赌博经济产生的最大问题，降低了劳动的相对价值。

泡沫是游离于经济实体的东西，所以迟早会崩溃。1991年日本泡沫崩盘之前的1986年、1987年都有人鼓吹泡沫崩盘，崩盘的预言却一次次落空，但终究无法逃脱……
http://xueqiu.com/3167081651/23031826

中国人疯狂消费源于缺乏安全感

2015-12-18

// 简言之，消费型社会彻底取代传统工业型社会成为当下中国的主流社会形态，还是发生在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从前大量附属于组织和单位的“单位人”逐渐脱离组织单位，进入市场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社会人”。在这个漫长的角色转变过程中，中国产生了改革开放后新一批的“中产阶级”。在Tom Doctoroff看来，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日后中国消费大军的主力成员。

但这些新晋升级为中产阶级的中国人，并没有随着收入的稳步增加而喜笑颜开，其内心长期充满着一种迫切的焦虑感：他们期望能证明自己在脱离“组织”以后，依然活得很有尊严和地位，甚至比以前过得更好。消费自然就成了他们向旁人传达这一讯息的最直接手段。

因此，Doctoroff认为，今天中国中产阶级身上穿戴的名牌标识，某种程度上就如同60、70年代革命青年别在胸前的主席像章，后者是用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觉悟，而前者则是用来证明自己在当今社会中更有经济地位。“中国的中产阶级把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视为一种不进则退的持续抗争，生怕一松劲儿就会滑落到底层。”作者如是说。在这样的集体心理暗示下，住宅、汽车、珠宝、奢侈名牌、国外教育等等高消费品都被中国人视为踏进某个阶层的凭证，而假如缺少这样的凭证，一个人则会在中国寸步难行。

中国人疯狂消费源于缺乏安全感

Doctoroff对中国的观察让我联想到多年前一本颇为轰动的同类著作——James McGregor的《十亿消费者》。在这本书里，McGregor非常直接地将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视为一群“纯经济动物”。直白地说，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里边基本上只容得下金钱，甚至只能理解用金钱换算的事物。McGregor写道：“在这个国度，人们在新年的互相问候是‘恭喜发财’，就像我们说‘圣诞快乐’一样。此外，在中国的葬礼上，一个核心环节就是烧纸钱，给死去的人送去资产……”他接下来的分析则更为尖利：“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对政治体系的不信任，以及腐败和改革年代持续的变化，很多中国人把他们全部的信任都放在了钱上。”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McGregor的观点。1978年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生活在一种由革命话语和领袖崇拜编织起来的制度化生活中，各方面都实行严格禁锢，而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建立所谓“市场经济”之后，之前那套体制灌输给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行为准则又在一夜之间被证明为错误、荒谬的，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茫然不知所之的中国人于是本能性地选择了“金钱”这一选项，并用金钱换来的各类消费品填满了自己旧有的价值系统崩溃后内心的荒芜，似乎只有通过购物与消费，他们才能获得安全感，才能有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

http://money.163.com/15/0322/00/AL97CPLQ002552IJ.html

中译本翻译质量太差

2011-01-01

彼得-杰夫的《熊市中的投资之道》中译本翻译质量太差，翻译者是钱睿，很多东西明显有机器翻译的痕迹，Euro Pacific Capital居然翻译成欧元太平洋资本公司……翻译差直接导致逻辑不通顺，看起来很费劲。

谁来翻译这本书呢？

2015-02-09

谁来翻译这本书呢？我都有兴趣来翻译啊，不过比较花时间……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2014) is a non-fiction book by Oxford philosophy professor Nick Bostrom. The book argues that if machine brains surpass human brains in general intelligence, then this new superintelligence could replace humans as the dominant lifeform on Earth. Sufficiently intelligent machines could improve their own capabilities faster than human computer scientists.[1] As the fate of the gorillas now depends more on humans than on the actions of the gorillas themselves, so would the fate of humanity depend on the actions of the machine superintelligence.[2] Absent careful pre-planning,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would be catastrophe.

后乔布斯时代苹果的长期投资价值

2013-11-09

forcode：这是我新发在《证券市场周刊》上的文章，以下是未删节版本，发表的版本见这里： http://tech.hexun.com/2013-10-28/159130444.html … 标题改成《苹果“折价”》

乔布斯的逝去，使苹果公司长期投资价值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很多人总在说苹果的成功并非乔布斯一人之功劳，是众多苹果天才员工和管理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后乔布斯时代的过去两年里，苹果的销量和利润不断增长，但《乔布斯传》让我们看得很清晰：一旦失去这样一位魅力型领袖，苹果就永久性丧失了其最核心的人力资本而终将日趋平庸。

乔布斯作为一项资产，虽然不体现在苹果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却是过去十余年里苹果赖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1997年前后的苹果，一个没有乔布斯，一个有乔布斯，天壤之别。

1996年，苹果亏损高达10.4亿美元，据称几个月后就要破产，苹果的市场份额已经从80年代末的16%下降到4%。股票价格从1991年时的70美元一路暴跌最低下探至3.18美元，而当时，高科技泡沫正把其他股票的价格推向史无前例的高点。

1997年，以顾问身份重返苹果的乔布斯力挽狂澜，他首先将核心高管安插到位，架空CEO吉尔•阿梅里奥，再联合董事会主席埃德•伍拉德将阿梅里奥扫地出门；紧接着解散董事会，推出期权激励计划以挽留人才，大刀阔斧砍掉70%的产品线，裁员3000多人，将苹果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高度集中在四个领域；发掘出天才设计师乔纳森•艾弗，重新确立设计师主导的企业文化；并推出了著名的“Think Different”广告和iMac……在经历了两年的巨额亏损后，苹果终于在1997年四季度赢利，获得了4500万美元利润。1998年整个财年，苹果实现了3.09亿美元的臝利。乔布斯归来，苹果归来。

乔布斯何以如此神通广大？

乔布斯真正厉害的是善于“发现”，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并以简单二分法对人和创意进行归类：要么是天才、要么是是狗屎，乔布斯的重要性在于发掘天才、给他们指出努力方向并否决大部分平庸的创意。比尔•盖茨曾指出，苹果软硬件结合的封闭战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乔布斯是最重要的因素。

乔布斯曾说过：“在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最佳和一般大约相差30%。无论是品质一流的飞机还是最棒的美食，它们也只是比平均水准高30%。但是当我见到沃兹尼亚克时，我认为他比普通工程师要优秀50倍，很多要开会解决的事在他的脑子里就能完成了……我致力于组成一个全部是一流选手的团队。人们总是说他们和别人合不来，他们不喜欢团队合作。但是我发现，一流选手喜欢和一流选手共事，他们只是不喜欢和三流选手在一起罢了。在皮克斯公司，整个公司的人都是一流选手。当我回到苹果，我决定也这么试一下。”

没错，高科技领域完全不同，优秀人才的劳动生产力要高太多，某些时候甚至是0与1的天壤之别，有些问题普通程序员几个月都搞不定，天才程序员却几个小时就搞定了，所以Google这样的公司愿意开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年薪聘请天才工程师；而在管理领域，优秀管理者的重要性更是因为企业规模而放大了很多倍，所以跨国巨头愿意给予优秀CEO千万美元级的股权激励。

乔布斯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魅力型领袖，举足轻重且不可替代。

1920年代，马克思•韦伯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韦伯认为，魅力型领袖，是“天然”的领导者，是先知先觉者，是天才的超人，是某个拥有特别能力的人，他必须创造奇迹。这种类型的领袖不能从普通大众中产生，因为世俗百姓只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缺乏远见与信念，也不能从那些庸庸碌碌的事务型官僚中产生，他们只适合日常的行政工作。“charisma”，即“魅力”这一概念，意指领导者对下属的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有人用戏剧理论来描述魅力型领导：魅力型领导就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印象管理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取景、编剧、搭台、演出（乔布斯会绞尽脑汁精心设计每一次新产品掲幕时的戏剧性效果，每次发布会他都要预演好几次，以确保令人瞩目）。

康格(J.A. Conger)与卡纳果(R. N. Kanungo)对魅力型领导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概括出魅力型领导者区别于无魅力领导者的下述特征：他们反对现状并努力改变现状；设置与现状距离很远的目标前景；对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充满自信；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向下级说明自己的理想和远大目标，并使之认同；采取一些新奇，违背常规的行为，当他们成功时，会引起下级的惊讶和赞叹；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并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经常依靠专长权力和参照权力，而不仅只用合法权力；经常突破现有秩序的框架，采用异乎寻常的手段达到远大的目标；被认为是改革创新的代表人物。

乔布斯几乎完全符合魅力型领袖的典型特征，《乔布斯传》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魅力型领袖的来龙去脉及其可遇不可求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并揭示出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将不可避免地从魅力型权威退至法理型权威，沦为一家普通企业。

奇人必有异象，叙利亚血统的私生子乔布斯一出生便遭遗弃，被遗弃的事实成为乔布斯终身挥之不去的命题，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这造就了他疯狂的控制欲（他想控制外界环境，而且他把产品看做自己的一种延伸），桀骜不驯、情绪化、格格不入、不愿安于现状的个性以及年轻时代对宗教、自我启蒙、毒品、精神体验、反主流文化的诸多尝试。

乔布斯恰好成长在一个科技与人文交汇的年代和地区。

“我小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个适合人文学科的人，但我喜欢电子设备，”乔布斯说，“然后我看到了我的偶像之一，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说的一些话，是关于既揎长人文又能驾驭科学的人的重要性的，于是我决定，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喜欢那个交集，那里有种魔力。有很多人在创新，但创新并不是我的事业的主要与众不同之处。苹果之所以能与人们产生共鸣，是因为我们在创新中深藏着一种人文精神。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工程师是相似的，他们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

乔布斯成长的硅谷地区条件得天独厚，同学、邻居孩子的父母当中，研究太阳能光伏电池、雷达、激光的科学家、工程师俯首皆是，从小就能接触到各个技术领域世界一流的聪明人，中学暑假就可以获得惠普实习机会，甚至可以在废品市场买到潜艇控制系统零部件。而1970年代的硅谷，摩尔定律已经发挥作用，一场半导体产业革命正爆炸式发展，造就了惠普、IBM这样高速成长的高科技巨头。

高中时代的乔布斯，除了抽大麻，还有机会选修电子学，跟父亲是惠普工程师的好朋友史蒂夫•沃兹一起DIY盗打AT&T免费跨国电话的蓝盒子，他们仅用一小块电路板的装置,竟可以控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你无法想象那给了我们多少信心。”

在里德大学的乔布斯是个十足的禅宗信徒和素食主义者，他开始意识到，基于直觉的理解和意识，比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更为重要。素食主义与佛教禅宗，冥想与灵性，迷幻药与摇滚乐——那个时代寻求自我启迪的校园文化中，这几样标志性的行为，被乔布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集于一身。

乔布斯的一些性格特质——包括一些伴随他职业生涯的特质——都是吸收自里德学院的禅宗好友弗里德兰。“弗里德兰教给了史蒂夫现实扭曲力场，他极富魅力，也会骗人，可以让事态屈从于他的超强意志。他很机智，充满自信，还有一点儿独断专行。史蒂夫很钦佩这些，他和罗伯特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之后，也变成了这个样子。”乔布斯也从弗里德兰身上学会了怎样让自己成为焦点，学会了怎样销售产品，怎样与别人交往，怎样展现自我，怎样控制局面。乔布斯熟练掌握了利用凝视和沉默来征服别人的技巧。“他的招数之一就是死死盯着正在和他讲话的人。他会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球，然后问一个问题，要对方在不回避他目光的情况下回答。”

乔布斯赞扬致幻剂让自己得到了更多启发：“使用迷幻药是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迷幻药让你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它让我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创造伟大的发明，而不是赚钱。应该尽我所能，将此生放回历史和人类思想的长河。”

之后，乔布斯前往印度寻找精神导师，但他已经不是在寻找传授智慧的导师了，而是在通过苦行体验、感官剥离和返璞归真寻求启蒙。印度之旅对他影响深远：“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

“企业家身上有一种很难描述的气质，乔布斯身上有那种气质……如果你表现得好像你能做某件事，那就能起到作用。我告诉他，装得好像你掌控了一切，别人就会以为你真的掌控了一切。”

可以说，日后作为魅力型领袖的乔布斯，为了维持一个全是一流选手的天才团队、随时准备将混日子的二流人才扫地出门的冷酷无情，其对产品的直觉能力、对合作伙伴的掌控能力、对下属的现实扭曲力场和对用户的营销催眠能力，源自他独特身世经历造就的独特个性以及早年的宗教修炼，这种能力和做事风格很难传授给继任者。

而乔布斯烙印下的苹果，无论在组织架构上，还是在外部合作模式上，选择的都是极度依赖魅力型领袖自上而下推动创新、决策的“太阳系”架构，一旦中心动荡，整个公司的运转很难再平静如水。

乔布斯去世之后，苹果公司并不会立刻衰落，事实上，过去两年里，蒂姆·库克领导下苹果的净利润从2011年的259亿美元迅猛增长到2012年的417亿美元，但这又如何？乔布斯已把公司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他留给公司的是一条条畅销的产品线，一支令人艳羡的天才团队以及一团酷毙无比的光环。CEO蒂姆·库克接管的是已经腾空的火箭，他的工作不过是让其顺势飞得更高罢了。

1985年，乔布斯被约翰·斯卡利驱逐之后，苹果公司也并没有立刻衰落，长期积累下来的品牌、产品和人才都还在，即使没有创新，靠营销仍带来了业绩增长，其销售额由1985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十年以后的近110亿美元，苹果公司Mac机的安装用户超过了1200万。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苹果渐渐丧失了创新的激情，“产品不再性感”，“泯然众人矣”，并一度沦落到破产边缘。

库克缺乏乔布斯那样的远见和冷酷无情，也没有乔布斯一样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艺术敏感，缺乏对科技的直觉与热情，更像是个庸庸碌碌的事务型官僚，他的运营才干仅限于压缩成本、榨干当前产品线的所有潜能。没有了乔布斯，苹果还能坚持设计师优先的公司文化，以超一流的用户体验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吗？苹果的创新当中还能深藏着那种人文精神并引起共鸣吗？乔布斯以宗教般的魅力，聚集了诸多一流人才组建苹果管理层；在他走后，四平八稳的库克是否还能留住这些人才吗？无可奈何花落去，后乔布斯时代，苹果的长期投资价值恐将大打折扣。

讨论地址：
http://xueqiu.com/3167081651/25857622

你有“投资天赋”吗？

2013-11-19

forcode：这是上周五发在《证券市场周刊》上的未删节版，讨论投资与遗传的问题。发表版见这里：http://money.hexun.com/2013-11-18/159777838.html …

我们很容易确认身高、胖瘦、五官、肤色等生理特征可以遗传，日常生活中也不难在子女身上看到其父母个性心理方面的影子。那么，是否存在所谓的“投资天赋”呢？

社会中某些“子承父业”的现象——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贫二代、学二代等——主流话语一般归结为父母的言传身教，文化资本、财富和社会关系等资源的代际传承等后天环境影响，却很少提及基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即使部分将子承父业归结为基因，也有点政治不正确，因为我们刚刚摆脱“根正苗红”的出身论不过三十几年，而近十年中国社会财富、权利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现象再趋严重。

但科技编辑马特・里德利(Ridley Matt)所著的畅销书《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所论及的基因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却显示，基因对个性心理及行为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基因不只是影响个体的生理及个性心理特征，也会塑造个体的欲望所驱动的各种行为（包括对环境的偏好及选择等社会行为）。毫无疑问，作为社会行为的职业选择——“子承父业”跟基因有关系，因为你跟父母有相同的基因，所以有相似的职业兴趣、性格及能力、选择跟父母相近的职业，那么，作为社会行为的投资行为受基因影响吗？存在所谓的“股二代”吗？

国外的“股二代”

在股市连续运转了上百年的欧美发达社会，“股二代”并不鲜见。某网友感叹：“今天跟公司里一个从爷爷辈就开始炒股的小犹太聊天，他们家族一家前三代都是牙医，省吃俭用钱全进股票市场。爷爷教爹怎么炒股，爹教儿子怎么炒，现在有游艇有豪宅。小犹太住着迈阿密豪宅，依然省吃俭用。”

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菲利普•费雪（Philip Arthur Fisher）的儿子Kenneth Fisher也是一名优秀投资者，他在福布斯杂志开设每月专栏，出版过七本投资类书籍，并发表过若干行为金融学论文，2011年身家达到17亿美元，费雪投资公司管理着3.8万名客户的413亿美元财富。

沃尔特•施洛斯（Walter Schloss）曾与巴菲特在格雷厄姆手下共事，他一生经历过18次经济衰退，但他执掌的基金在近50年的漫长时间里长期跑赢标杆股指，赢得了20%的年复合回报率，累计增长约700倍。施洛斯的儿子Edwin Schloss同样也是子承父业，父子两人合伙经营一家投资企业。

巴菲特本人也可算得上是股二代，1931年——大萧条的第二年，在没人想买股票的时候，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却开了一家股票经纪行。巴菲特十岁的时候，霍华德曾带他参观纽约股票交易所，年轻时他偶尔也会跟父亲一起买股票。除了做投资，巴菲特家族也做生意，他爷爷是杂货店主，父亲曾经买下了南奥马哈饲料公司、还开过五金商店，巴菲特父子也曾合伙成立过投资公司，所以，巴菲特家族应该是有点投资基因的。

投资天赋的实证研究

AmirBarnea等人对瑞典双胞胎注册数据库（纳税记录）里大约3.8万名同卵及异卵双胞胎的资产配置、投资行为和投资获利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统计控制了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及财富等变量之后，潜在的遗传因素可以解释掉投资行为方面45%的差异。而且，基因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不随着年龄、个人经验的增长而减弱，相同的家庭环境只在早期阶段对金融行为产生有限影响，基因对行为的影响，在年老阶段照样存在。

该团队还研究了716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基因完全相同），发现他们投资行为的相关性跟没有分开的同卵双胞胎没有显著差别，这意味着不同环境成长的同卵双生子却表现出相同的投资行为，基因对投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个结果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先来类比一下动物的投资行为，然后再分析一下“投资天赋”的构成。

动物的投资行为

所谓的投资，就是克制当前的消费欲望，积累资源，并期待未来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蚂蚁日复一日地搜集储存麦粒、松鼠在过冬前储存松子、蜜蜂在鲜花盛开的季节用蜂蜡密封储存蜂蜜以备不时之需都可算得上是一种“投资行为”——储蓄，它们都在克制当前的消费冲动，为今后打算，在缺少食物的时节不必忍受饥饿的折磨。

毫无疑问，蚂蚁、松鼠和蜜蜂的“储蓄”行为都是完全由基因所支配的，某只蚂蚁、松鼠或蜜蜂在这方面做出个性化选择的自由度很有限。那么，我们合理外推一下，也不难接受人类的储蓄行为背后也有基因的影响，不同的人对当前消费冲动的克制能力很可能也是有差异的，有的人有100块钱都舍不得花10块钱，有的人只有10块钱却舍得花100块钱，这恐怕并不完全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与其“本性”有点关系。

既然“储蓄”这种投资行为可以受基因的影响，那其他投资行为也有可能受基因的影响，比如风险承受能力存在个体差异，有的人特别敢冒险，有的人却谨小慎微，这很可能也是可以遗传的个性特征。在动物界，不同物种的风险承受能力存在显著的区别：兔子生性胆小，甚至会被突然惊吓昏厥过去；而食肉动物一般凶猛大胆，敢于尝试高风险行为，比如狮子，甚至敢于进攻体型比自己大好几倍的大象。不同物种的胆量大小自然是遗传基因决定的，由此外推，不难想象不同人胆量的大小也与基因有关，胆量或者说风险承受能力会决定一个人的资产配置情况，进而决定其投资的获利情况。有些胆大的投资者，敢于使用十倍以上的杠杆，一旦重注押中了几十倍的成长股，一夜暴富，瞬间财务自由；当然，一旦押错了注，从此万劫不复。

“投资天赋”的构成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些可以遗传的特征会决定一个人的投资行为和获利情况，或者说优秀投资者的特征。

总体而言，“投资天赋”可以分成两类：品性和能力。品性类的投资天赋比如：耐心、节俭、谨慎、自信、偏执、专注、热爱投资、好奇心、不断学习、独立思考、不从众等等；能力类的投资天赋比如阅读能力、数学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理性思维能力、洞察人性的能力、逆向思维的能力、对未来的想象力等等。

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曾说：“如何让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呢？这部分同与生俱来的个性有关。一些人并不具备进行投资的合适个性，他们要么过于急躁，要么总是麻烦不断。然而，如果你有出色的个性，主要是指你非常有耐心，当你拥有了足够知识的时候，势必会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然后就会慢慢学会游戏规则，部分是通过自己的实践，部分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因此，游戏规则就是我们要不停地学习。我并不认为那些不喜欢学习过程的人会不断学习。”

凯瑟琳·伯顿采访了美国18位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结果发现，他们的性格里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而且，有趣的是，这些性格特征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成功人士应当具有的标准，甚至某些性格还与所谓的成功形象相反。这18位对冲基金经理之所以能长期投资成功，很大因素来自他们非常独立的性格，即对于投资坚持自我的判断、拒绝迎合他人尤其是大众。塞勒尔告诉哈佛的骄子和读者们，要成为伟大的投资者，仅有智商、勤奋和经验的积累是不够的，与生俱来（或者是在少年时形成）的天性特质不可或缺。

塞勒尔总结了七条优秀投资者所具备的品性：一，在他人恐慌时果断买入股票、而在他人盲目乐观时卖掉股票的能力。二，极度着迷于此游戏，并有极强获胜欲的人。三，从过去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强烈意愿。四，基于常识的与生俱来的风险嗅觉。五，对于他们自己的想法怀有绝对的信心，即使是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六，左右脑都很好用，而不仅仅是开动左脑。第七，也是最重要的，在投资过程中，大起大落之中却丝毫不改投资思路的能力。塞勒尔特别指出，人们一旦步入成年期就无法再学到上述特质，除非他在少年时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特质。

“投资天赋“的存在证据

《基因组》一书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的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而非后天环境塑造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纽约的两个女孩，贝丝和爱咪，她们一出生就被一个极富好奇心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分开了。爱咪的养母是个很穷的人，很胖，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心，所以一点不奇怪地，爱咪长大之后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内向的人。这正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预言。但是，贝丝也成为了这样的人，跟爱咪一模一样，尽管她的养母富有、安详、愉快而有爱心。20年之后当贝丝和爱咪重新见面的时候，她们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小得简直看不出来。对于她们二人的研究，远没有证明养育在塑造我们性格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地，它证明了天性的力量。”

那么，构成“投资天赋”的能力部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天生的？《基因组》一书也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光就智力而言，基因所起的作用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从1979年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那些被分离开了的孪生子，并利用测试他们的个性与智商的机会让他们团聚。同时，其他的研究则注重于比较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智力的差异。把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把成千上万人的智商测验结果集中起来，就得到了以下这个表。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百分比，代表的是两种人智力的相关性，百分之百相关意味着两人智力完全一样，百分之零意味着两人智力完全无关。让人目瞪口呆的结果，是那些有不同的亲生父母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一起成长的孩子，他们的智商分数之间的相关性是零。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对智商一点影响也没有。

Ø 同一个人接受两次智商测验87

Ø 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生子86

Ø 从小被分离开的同卵双生子76

Ø 在一起长大的异卵双生子55

Ø 同胞兄弟姐妹47

Ø 父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40

Ø 父母与子女（没有在一起生活过）31

Ø 亲生父母不同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孩子0

Ø 没有血缘关系又不住在一起的人0

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你的智商大约有一半是由遗传决定的，不到五分之一是由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的环境——家庭——决定的。剩下的是子宫的作用、学校的作用和其他外部影响，比如朋友的影响。

由此可见，遗传因素对于构成投资天赋的品性和能力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遗传会决定你是否对投资和商业感兴趣，是否会选择与投资有关的书籍、偶像、专业及职业等，这意味着投资基因决定你是否会选择导致投资成功的后天环境，投资的确需要点“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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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讨论：

@水晶苍蝇拍：

有趣的思考，但一点不同意见供参考：
1，狮子的下一代必然还是狮子，它的上n代也必然是狮子。而只要是狮子，其行为模式和所谓“特长”就不可能有变化，大到鲸鱼小到蚂蚁，都是如此。这是基因强大的一面。

2，一个人的父亲是科学家，他很可能却是个商人，而他的下一代可能是不错的演员。这样的例子很多，这说明人的能力并不是基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起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思考下一个族谱中如果出现过20个职业类别，那么哪一个将成为下一个孩子的“职业天赋”呢？我觉得很难说，呵呵。这其实说明了，人类社会的运转要比动物的本能行为复杂得多，变量条件可能也远比我们相信的多。

3，在极其小的一些领域范围，确实基因的作用非常突出。比如要成为顶尖的篮球运动员，身高和运动协调等硬条件确实卡死了。但对于绝大多数的社会职业而言，至少我并没有看到这种条理分明的基因红线——如果一个人可以就此举出100个例子，我相信另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的举出100个反例。

4，具体到投资领域而言，具体到中国来看，股市也不过才出现了20来年，祖上有几个是搞投资出身呢？以此来看，似乎这一代应该没有人有什么这方面的天赋。如果说，其它一些特定的职业或者人群，比如商人或者高智商或者高情商的人群天然更容易导入这一领域，那么不正好证明不同职业之间并不具泾渭分明吗？何况，在我有限的观察中，优秀投资人实在没看出什么“职业趋同性”，他们的父辈来自工人、军人、商人、教师...他们的性格有的高调骄傲，有的谨慎内向，我实在没看出什么特别准确的标准。

5，天赋轮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悖论在于不进入市场并且拿到一个结果前，我们并不知道天赋是否就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上一代的商业或者投资的成功，或者其父母的理性严谨，就自然推论其下一代同样具有类似能力吗？我想不能。反之也一样。所以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无用的，与之相比，投资的大道理和基本要求相对更清晰，一个人有没有投资的能力和天赋，自己并不难与之对比一下，这样对于认识自己的投资能力也许要比建立在基因学说上更简单也更直接，不是吗？

@forcode 回复水晶苍蝇拍：

乔布斯说，他看到了一只小牛犊的出生，让他惊讶的是，这只小动物才落地几分钟就挣扎着站起来开始走路。“这不是它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而是与生俱来的，”他回忆说，‘‘人类的婴儿就没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虽然别人都不这么想。”他用软硬件的术语来形容这个现象：“就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动物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和它大脑里的某些东西在它出生后立刻始协同作用，而不需要它去学习。”

我前几天陪我儿子睡午觉，看到他用双手揉眼睛，大概是困了睁不开眼睛了，这让我想起他出生才一两天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做过，一个才出生一两天的婴儿，不可能是通过学习意识到他有一双手、而且他可以操纵这双手、并且知道这双手能够够到自己的眼睛、而且他用手去摸索自己眼睛的时候并不需要睁开眼睛不断校准调试手与眼睛的相对位置而是伸手就够到了眼睛、他也不可能通过学习掌握了搓眼睛这个动作……于是，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乔布斯的话，新生儿的很多行为这就好像被设计好了一样，虽然人类婴儿是无法一出生就走路，但却“内置”不少的行为模式：比如抓握模式，手心如果有东西碰触，会自动抓紧，这个行为模式可能是人类祖先在树上生活的年代进化出的行为模式，小猴子会用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毛，这样才不会从树上掉落；另外比如吮吸模式，这个模式跟乳房、母乳分泌以及母亲的心理变化等相配合，实现了哺乳这种本能行为。人青春期之后的性行为，其实也不需要学习就会交配，就算过去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中没有见过任何接吻做爱的镜头画面，一个裸体青春期男性与裸体女性相互吸引，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最后只要顺着自己的欲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然而言就完成了做爱的整个复杂过程。可见基因所决定的行为模式复杂到了何等的程度。

如果拿人类设计的电脑来类比，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启发，刚出厂的电脑，如果没有安装操作系统，一般会有BIOS，这个最底层的系统，定义了设备启动顺序、电源、接口模式等内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虽然还没有通过学习慢慢形成自己的“操作系统”——人格，但是却已经内置了类似BIOS的本能操作系统；电脑安装一个新的设备，比如打印机、摄像头，往往需要安装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定义了该设备与操作系统交互的接口标准、可用的参数、取值范围等等，刚出生的婴儿，之所以不需要用眼睛盯着手不断校准调试就能准确碰到自己的眼睛，说明在其身体中已经内置了手、眼睛这些设备与身体交互的“驱动程序”……

你所说的人类职业太多样，子承父业可能没那么严格，但是，人其实是一种通用设备，而非特定功能的设备。就好像电脑是通用计算设备，电脑的基本原理是二进制+与或非逻辑门的各种衍生组合，通用计算的意义在于，电脑不只是可以用来计算加减乘除或者更复杂的数学运算，可以用来显示图像、视频、声音、文字……一切都可以被数字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作为通用计算设备的电脑可以用来做太多太多原来想不到的事情。

人其实也是一种通用设备，虽然最初进化过程中，进化的逻辑只是适应环境，最后却不断修改出了这样一个通用的设备。多数哺乳动物或许是局限于特定用途（环境），人却可以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不局限于特定的环境，甚至太空这样与人类进化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环境，人类经过改造都可以长期生存。从工具的角度来看，人类具备了类似通用计算机这样的无限多样性的用途，不局限于“数学计算”（森林树栖环境）。

人类的职业选择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分化的，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其实都是基于一些“元能力”或“元品性”的组合衍生，而这些“元能力”或“元品性”是可以遗传的，是数十万年甚至更久远的进化史的遗产。

雪球讨论地址：
http://xueqiu.com/3167081651/26172052

我整理了一下《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的一些精华点

2013-10-28

我整理了一下《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的一些精华点
首发地址：http://xueqiu.com/3167081651/25857487

这是我的一些感想或总结：

每个人的每个细胞里都有2份文件，大约有30亿个字母，它是数码格式的，也是逻辑方式的。

人体大约有1000万亿个细胞，大脑大约有1000亿个细胞，人体DNA大约有30亿个字母，3万个基因，23条染色体。

DNA是人体如何产生、组装、运行、行为的说明书。

外界环境会影响大脑意识思维，思维会影响大脑分泌化学物质比如皮质醇，皮质醇及其衍生物会打开或关闭某些基因的开关，从而制造出新的蛋白质，影响人体，所以环境、意识会影响基因，基因也会影响人体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人体是基因与环境进行交互的一个界面。

历史上先有RNA再有DNA和蛋白质，DNA和蛋白质，就好像是RNA制造出来的工具，一个用来存储配方信息，一个用做基础设施。如果要类比一下，可能人相当于RNA，电脑相当于DNA，人造的其他东西相当于蛋白质。

人体其实是DNA/RNA这些微小生命组成的生态系统，人体是一个战场，基因之间在永无休止地竞争。

基因对人命运的影响，如果你遗传了某种疾病，基因甚至可以精确到哪一年你要生病、哪一年出现什么症状、哪一年死去……就好像命中注定的一样。

这是我截取的书摘：

在一号染色体的长臂上接近中心体的地方，有一串长约120个字母（A、C、G和T四种字母）的序列，重复出现了很多次。在每两个这种序列之间，是一些没有什么规律的“文字”，但这120个字母组成的“段落”却像一段耳熟能详的乐曲一样重复出现，总共出现了100次以上。

蛋白质代表的是化学反应，是生命活动、是呼吸、是新陈代谢、是行为——生物学家们称为“表现型”的那些东西。DNA代表的是信息，是复制、是繁殖、是性活动——生物学家们称为“基因型”的那些东西。两者都不能单独存在。这是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先有基因还是先有蛋白质？先有DNA是不可能的，因为DNA只是一件含有些数学信息的无生气的东西，不能催化任何化学反应，非得有其他东西帮忙不可。先有蛋白质也不可能，因为蛋白质虽然能进行化学反应，却不能精确地复制自己。这样看来，不可能是DNA创造了蛋白质，也不可能是蛋白质创造了DNA。

把任意一些RNA分子放在试管里，然后一遍遍地选出它们中间催化作用最强的成员，就可以重现RNA从什么也不是到具有催化作用的“进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又进行了一次生命起源。这种实验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最后得到的RNA往往含有一段序列，读起来酷似核糖体RNA基因——比如说，一号染色体上的5S基因——的序列。

现在看起来，细菌可能是后来才出现的，是高度简化与功能特化了的露卡的后代，是在DNA—蛋白质世界被发明之后很久才出现的。它们的把戏是把在RNA世界里形成的很多“设备”都扔掉，以便在很热的地方存活。在细胞里存留了露卡那些原始的分子特征的生物是我们；细菌比我们“进化得更高级”。

基因组在生物学里的位置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使化学研究的范围从无穷成为有限，从无序成为有序。同样，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对生物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给予了清晰的界定。

在未来的十几年间，我们要经历生物学知识的爆炸，而这个知识爆炸的过程与结果会引起普通人生活的重大改变。有人把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比做人类登月一样的成就。在有些方面，两者确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大规模的项目，靠的是众多科学家的合作。

整个基因组里的基因突变率，在男性里是女性的五倍。这是因为男性DNA在男性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复制以提供新鲜的精子细胞。

“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吗？尤其是在你没有力量改变你的命运的时候？”从1986年以来，很多有可能患亨廷顿氏病的人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自己是否带有致病突变，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去知道。只有20％左右的人选择了去做检查。有点奇怪却又可以理解的是，男人选择不去做检查的是女人的三倍。男人为自己想的多，女人为孩子想的多。

　　就算是那些有得病风险的人想确知自己是否有病，这里包含的伦理也很错综复杂。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去做检查，他或她实际上是在替整个家庭做检查。很多父母自己并不愿去检查，但是为了孩子的缘故还是去了。

亨廷顿氏病是遗传的一个极端。它是纯粹的宿命论，一点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好的生活方式、好的医疗条件、健康的饮食习惯、相亲相爱的家庭、大把的钱，都于事无补。你的命运完全在你的基因里。

基因的存在不是为了致病的。

　　即使一个基因在坏了的时候会致病，大多数我们体内的基因都没有坏，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体内有一些区别。蓝眼珠基因不是坏了的棕眼珠基因，红头发基因也不是坏了的棕头发基因。用术语来说，它们是等位基因——是遗传信息中同一个段落的不同形式，对于环境有同样的适应性，都是“合法”存在的。它们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基因有不止一种形式。

现在，就让我们接受这个一看就有点愚蠢的关于智慧的定义：智慧就是几种智商测验的平均得分——“g”——然后看看这个定义把我们领向何处。智商测验以前很不精确，现在也离完美很远，还谈不上真正客观，因此，各种测试的结果比较一致，就更显得不可思议了。如果智商与某些基因的联系透过被马克·菲尔波特（MarkPhilpott）【当代美国哲学家。——译者注】称为“不完美的测试之雾”都能够显现出来，那就更说明智力有很强的遗传因素。另外，现代的测试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客观性更强，也更不会使受试人的成绩因文化背景和是否懂得某种专门知识而受到影响。

最著名的例子是纽约的两个女孩，贝丝和爱咪，她们一出生就被一个极富好奇心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分开了。爱咪的养母是个很穷的人，很胖，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心，所以一点不奇怪地，爱咪长大之后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内向的人。这正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预言。但是，贝丝也成为了这样的人，跟爱咪一模一样，尽管她的养母富有、安详、愉快而有爱心。20年之后当贝丝和爱咪重新见面的时候，她们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小得简直看不出来。对于她们二人的研究，远没有证明养育在塑造我们性格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地，它证明了天性的力量。

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Bouchard）。从1979年开始，他在世界各地寻找那些被分离开了的孪生子，并利用测试他们的个性与智商的机会让他们团聚。同时，其他的研究则注重于比较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智力的差异。把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把成千上万人的智商测验结果集中起来，就得到了以下这个表。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百分比，代表的是两种人的智力之间的相关性，百分之百的相关性意味着两人智力完全一样，百分之零意味着两个人的智力完全无关。让人目瞪口呆的结果，是那些有不同的亲生父母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一起成长的孩子，他们的智商分数之间的相关性是零。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对于智商一点影响也没有。

　　同一个人接受两次智商测验87

　　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生子86

　　从小被分离开的同卵双生子76

　　在一起长大的异卵双生子55

　　同胞兄弟姐妹47

　　父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40

　　父母与子女（没有在一起生活过）31

　　亲生父母不同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孩子0

　　没有血缘关系又不住在一起的人0

子宫的重要性是最近才被人们认识到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孪生子在智力方面的相似性，有20％可以归结到子宫环境上，而对于两个非孪生的兄弟姐妹来说，子宫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只占5％。区别在于，孪生子不仅是在同一个子宫里被孕育，而且是在同一时间；非孪生的孩子则不是。子宫里发生的各种事件与变化对于我们智力的影响，比我们出生之后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所起的作用高两倍。所以，即便是智力中可以归结到“后天”因素而不是先天因素的那一部分，也是一种早已成为过去、不可更改的后天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属于先天因素的那些基因，直到青少年时期都在表达。所以，是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因素，要求我们不要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的智力下定论。

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你的智商大约有一半是由遗传决定的，不到五分之一是由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的环境——家庭——决定的。剩下的是子宫的作用、学校的作用和其他外部影响，比如朋友的影响。

有证据表明，让孩子接受更好的、高强度的教育确实可以戏剧般地提高孩子的智商，但这只是暂时的。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些曾经在“好的开端”【HeadStart，是美国运行着的一个对幼儿实行早期教育的计划。——译者注】这样的早期教育班里受过教育的孩子，与其他没有上过这些班的孩子已经没有区别了。

一项研究发现，智商高的人的大脑利用起葡萄糖来“效率”更高。在学着玩一个名叫“叠四块”的电脑游戏的时候，高智商的人与低智商的人相比，一旦熟练之后，大脑对葡萄糖的需要量降低得更快。但是这有点像是在抓救命稻草的样子。普洛民的这个基因如果被证明真的与智力有关，也只会成为许许多多的能够用各种不同方式影响智力的基因中的一个。

“一个部分由遗传因素而形成的低智商者，通过适当的教育可能会有极大的改进，也可能不会。低智商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这一点，并不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人的智力下定论。”这是对的，但同时这也是麻烦所在。并不是说人们一看到遗传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都成了宿命论者。导致“阅读困难症”【一种因为神经系统原因而出现的学习困难，患儿智力正常，但无法准确、流利地识别字词，常有拼写、阅读困难。——译者注】的基因突变被发现之后，老师们并没有认为这种病没救因而放弃有病的孩子。相反，这个发现促使老师们用特殊的教学方法去教有病的孩子。

一个孩子所处的环境不仅与他的基因有关，也与外界因素有关，而一个孩子有能力找到甚至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环境。一个有动手能力的孩子会学习需要动手的技能；一个书虫子会去找书。也许，基因创造的是一种欲望，而不是一种能力？不管怎么说，近视的遗传性不仅来自于眼球形状的遗传性，也来自读书习惯的遗传性。因此，智力的遗传性也许不仅仅是先天能力的遗传，也是后天因素的遗传。

在我们的过去，有某一时刻，我们的祖先从像两栖类动物那样让环境温度决定性别，改成了用遗传决定性别。

性别对抗基因就可以分道扬镳了。一个基因在Y染色体上的形式可以利用钙来造出鹿角，而它在X染色体上的形式却可以用钙造出乳汁。这样，一对中等大小的染色体，本来是各种各样“正常”基因的所在地，就被性别决定这个过程给“劫持”了，最终成为了性染色体，各自“吸引”了不同的基因。在Y染色体上积累了对雄性有好处对雌性却常有坏处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则积累了对雌性有好处而对雄性有坏处的基因。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SRY基因。这个基因启动一系列的事件，导致胚胎雄性化。一个单个基因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是很少见的。尽管它的作用只是类似于拨一个开关，但很多事件紧随其后。生殖器官发育得像阴茎与睾丸，身体的形状与组成变得不再像女性（在我们这个物种里所有个体一开始都被当成女性对待，但在鸟类和蝴蝶就不是这样），各种激素也开始在大脑里起作用。几年以前，《科学》杂志上曾刊登过一幅搞笑Y染色体图，声称已经找到了那些典型的男性行为的基因，这些行为包括不停地拿遥控器换电视频道、记忆和复述笑话的能力、对报纸上体育版的兴趣、沉迷于包含摧毁性行为和有人死的情节的电影，以及不会通过电话表达感情。这个搞笑图之所以好笑，是因为我们认出了它提到的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男性行为。这个笑话强化了“这些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这种说法，而远不是在嘲笑这种说法。这个图惟一错的地方在于，并不是每一种男性行为来自于一个特殊的基因，而是所有这些行为来自于因睾丸激素等引起的大脑的普遍雄性化，其结果，就是男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这些表现。这样，从某种角度来说，很多男性特有的习惯都是SRY基因的产物，因为正是SRY基因启动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大脑与身体的男性化。

SRY基因比较特别。它的序列在不同男性体内惊人地相似：在人体内，它的序列中几乎没有点突变（也就是一个字母的区别）。在这种意义上说，SRY基因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基因，从大约20万年前人类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到现在，它就没有改变过。但是，我们的SRY基因与黑猩猩的很不同，与大猩猩的也很不同：这个基因在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差别比一般基因要高十倍。跟其他活跃（也就是说，被表达的）的基因相比，SRY基因是进化最快的基因之一。（forcode：这可能是决定生殖壁垒的基因）

精液里有蛋白质，基因的产物。它们的作用还属于未知，但是赖斯有一个很厉害的想法。在果蝇交配的过程中，这些蛋白质进入雌蝇的血液里，并且转移到其他地方，包括“她”的脑。在那里，它们的功能是降低“她”对交配的兴趣，并提高“她”的排卵率。30年以前我们会把排卵率的提高说成是对物种有利的事情：母蝇到了停止寻找性伴侣的时候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寻找做巢的位置，公蝇的精液使得母蝇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现在赖斯相信性别对抗在各种环境之下都是存在的，所留下的线索就是那些飞速进化的基因。例如，在一种带壳的鱼——鲍鱼里面，精子需要用一种名为细胞溶素的蛋白质，在卵子细胞表面由糖蛋白组成的“网”上钻出一些洞来。这种细胞溶素是由一个变化非常快的基因制造的（在我们人体里可能也是如此）。这也许是因为细胞溶素与糖蛋白网之间进行着“军备竞赛”。精子如果能够飞快地进入卵子，这对精子有好处，对卵子则有坏处，因为其他寄生物或是第二个精子也有可能进来。再举一个与人类关系比较大的例子，胎盘是由来自父方的变化飞快的基因控制的。以戴维·黑格为首的现代进化理论家们现在相信，胎盘更有可能是由胚胎里来自父方的基因控制的、寄生在母体内的东西。不顾母体的反对，胎盘试图控制母亲体内的血糖水平以及血压，以利于胚胎的成长。

像这样的基因群之间的冲突（Y染色体上的所有基因就是一个基因群），并不只是在“性”方面才有。假设有一个基因的某种形式能够让人更易说谎（这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很有可能性的假设，但是也许确实有一大批基因可以间接影响一个人是否诚实），这个基因也许会靠着把它的“主人”变成一个成功的诈骗犯而更好地繁殖自己。但是，再假设也许在另一条染色体上有另一个（或一群）基因有一种形式能够提高人辨别谎言的能力，这个基因要想更好地繁殖自己，就得使得它的拥有者避免上那些骗子的当。这两个基因会互相对抗着进化，每一个基因的进化都刺激着另一个的进化，即使这两个基因是被同一个人拥有。它们之间是赖斯和霍兰所说的“位点之间的竞争进化”（ICE）。在过去的300万年间推动人类智力进步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竞争过程。以前有一种说法，即人脑的增长会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平原上制造工具和点火，这种说法早就没人感兴趣了。取代它的是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都相信的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的理论认为，道德与政治无关，狡猾与欺骗在统治者夺得与保持权力的时候是正当的。——译者注】理论——在操纵别人和抵御操纵这两者的“军备竞赛”中，体积大的脑子是很必要的。赖斯和霍兰写到：“我们称做智力的现象，也许只是基因组之间冲突的副产品。这种冲突，是用语言做武器的进攻与防守基因之间的冲突”。

性取向与出生的顺序有关。一个男人，如果有一个或几个哥哥，那么他与那些没有兄弟姐妹、只有姐姐没有哥哥或者在家里是老大的男性相比，就更容易成为同性恋。出生顺序对性取向的影响如此之强，每多一个哥哥，一个人成为同性恋的可能性就增加三分之一。（这仍然是很低的可能性，3％再增加三分之一也只是4％。）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在英国、荷兰、加拿大和美国都被发现和报道过了，而且在很多研究对象里都发现了。

最好的解释与Y染色体上的一套三个活跃的基因有关。它们编码的蛋白质被称为H-Y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一个与它们相似的基因编码一种名叫抗谬氏激素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男性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男性胚胎体内的谬氏小管萎缩，而谬氏小管正是子宫和输卵管的前身。这三个H-Y基因的功能是什么，还不确定。它们对于生殖器官的男性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有睾丸激素与抗谬氏激素就够了。H-Y基因的重要性在现在才开始显现出来。

　　这三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之所以被称为抗原，是因为它们“挑衅”母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一种反应。其结果就是母体的免疫系统在母亲孕育下一个男孩的时候更强了。（女婴不会制造H-Y抗原，也就不会引起免疫系统的反应。）雷·布兰查尔德（RayBlanchard）是研究出生顺序对同性恋的作用的人员之一，他论述说，H-Y抗原的任务是把一些器官中的一些基因激活，特别是大脑里的一些基因。事实上，在对于老鼠的研究中人们得到了一些证据说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如此，那么母亲体内强壮的免疫系统就会对大脑的男性化起部分抑制作用，但却不会影响生殖器官的男性化。这样的男性就会被其他男性吸引，或者至少是对女性不太动心。有一个实验是让年幼的老鼠对H-Y抗原免疫，与对照组相比，这样的老鼠长大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成功地交配。但急人的是研究人员们在报告里并没有说明不能正常交配的原因是什么。同样的，在果蝇发育过程中的某个关键时期，如果把一个叫做“转化器”的基因给激活，那么雄性果蝇就只会表现出雌性果蝇的性行为。这种变化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了。

　　人不是老鼠也不是果蝇，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人脑的性别分化在出生之后还会继续进行。除了个别例子之外，同性恋的男性并不是被禁锢在男性肉体里的女性。他们的大脑至少是被激素部分男性化了的。但是仍然有可能他们在早期的某个关键的敏感时期缺少了一些激素，而这永久性地影响到了一些功能，包括性取向。

基因之间有冲突，基因组是父辈基因与孩子的基因、男性基因与女性基因之间的战场，这样一种说法，是除了少数进化生物学家之外鲜为人知的故事。但它却深深地动摇了生物学的哲学基础。

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O型血，是纯粹巧合吗？

从60年代早期到现在，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是血型与腹泻之间有着某种联系。A型血的孩子常常会在婴儿期得某些类型的腹泻，而其他孩子却不会；B型血的孩子则会得其他一些类型的腹泻；如此这般。80年代晚期的时候，人们发现O型血的人更容易感染霍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因组就是一份我们过去的病史的书面记录，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的医学圣经。

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来说明美洲印第安人中O型血非常普遍这一让人迷惑的现象，特别是从印第安人的干尸中找到的证据表明，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里有不少是A型或B型血的。这看上去几乎像是有一种西半球特有的生存压力使得A型和B型从人群里很快消失了。有些迹象表明原因也许是梅毒，这似乎是一种在美洲一直存在的病

男人和女人都最喜欢（或最不讨厌）另外一个性别里与自己在基因组成上区别最大的那个成员的体味。一只母老鼠会喜欢MHC基因与她自己区别最大的公老鼠，这是她通过闻他的尿来确定的。母老鼠是在试图找到一个基因很不同的公老鼠，这样她才能生下基因变化较多的孩子，因而不会有近亲繁殖所造成的疾病。

起码有五种至关重要的激素是由胆固醇出发制成的，每一个都有独特的功能：孕酮、醛固酮、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醇。它们总称类固醇。这些激素与身体中的基因的关系既亲密又迷人，却也让人不安。

　　类固醇激素被生命体使用了很长时间，也许比植物、动物和真菌的分道扬镳还要早。促使昆虫蜕皮的激素就是一种类固醇。在人类医学里那个被人们称为维生素D的谜一般的物质也是类固醇。有些人工合成的（或说是合成代谢）类固醇可以骗身体去抑制炎症，另外一些则可以用来强化运动员的肌肉。但是还有一些类固醇，虽然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却与人类的激素足够相似，可以用做口服避孕药。

在第十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基因名叫CYP17。它制造一种酶，使得身体能够把胆固醇转化成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酮。如果没有这个酶，这个转化途径就被堵上了，那个时候，从胆固醇就只能造出孕酮和皮质酮。没有这个基因的正常形式的人无法制造出其他的性激素，所以他们就无法进入青春期之后的阶段。如果他在基因上是男性，他也会长得像个少女。

人体内的几乎每一个系统都用得上皮质醇，它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把身体和精神结合起来的激素，因为它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皮质醇干预免疫系统，改变耳朵、鼻子和眼睛的灵敏度，改变各种身体机能。当你的血管里流动着很多皮质醇的时候，你就处于压力之下，这是压力的定义。皮质醇与压力几乎就是同义词。

　　压力是由外部世界造成的，一个将要来临的考试、最近一个亲人的死亡、报纸上的什么吓人的消息或者因为照顾一个早老性痴呆症病人而感觉到的无休止的劳累。造成短暂压力的因素会导致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的迅速上升，这两种激素使心跳加快，双脚冰凉。这两种激素在紧急情况下让身体做好“打还是跑”的准备。造成长期压力的因素激活一条不同的路径，结果是皮质醇缓慢而持续地增加。皮质醇最惊人的效应之一是它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工作。那些准备一个重要考试并出现了受到心理压力之后特有的生理特点的人更容易得感冒或受到其他感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皮质醇的效应之一就是减少淋巴细胞—白细胞的活性、数量和寿命。

皮质醇靠激活基因来做到这一点。它只激活内含皮质醇受体的细胞里的基因，皮质醇受体则是由其他某些开关来控制的。它激活的那些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激活其他一些基因，有些时候，再激活的基因又去激活其他的基因，如此下去。皮质醇的间接影响可以多至几十甚至几百个基因。但是这个过程的开端——皮质醇的产生则是因为肾上腺皮质里有一系列的基因被激活了，它们制造出了生产皮质醇所需的酶，CYP17蛋白质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让人头昏眼花的复杂系统：如果我只是试着列出最基本的化学反应链，就能让你闷得要哭。所以，也许这样说就足够了：你需要几百个基因来生产和调节皮质醇并对皮质醇做出适当反应，而几乎所有这些基因的作用都是把其他基因激活或关上。这是很适时的一课，因为人类基因组里大部分基因的功能就是调节其他基因的表达。

脑子里的下丘脑会发出一个信号，让脑垂体释放一种激素，它会告诉肾上腺皮质去制造和分泌皮质醇。下丘脑则是从大脑里有意识的那些区域接受指令，而这些区域又是从外部世界中得到信息。

基因是需要被激活的，而外界事件——或者说，由自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可以激活基因。我们可远不是缩在我们那无所不能的基因脚下，受它们的恩赐，我们的基因经常是受我们的恩赐。如果你去玩“蹦极”，或者找一份压力很大的工作，或者持续地想象一个可怕的事情，你会提升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而皮质醇就会在你的身体内跑来跑去地激活各种基因。（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你可以用故意而为的微笑来刺激你大脑里的“高兴中心”，就像你可以用一个愉快的想法来使你微笑一样。微笑真的会让你觉得愉快一些。生理变化可以被行为调动。）

人和猴子很像。在尊卑次序里靠底层的猴子容易得心脏病这一发现，是紧跟着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发现之后做出的。另外一个发现是：英国的公务员得心脏病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在这个官僚机构里的地位有多低成正比的。一个大型、长期的研究调查了1.7万名在伦敦警察局工作的公务员，一个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结果出现了：一个人在工作中的地位比他是否肥胖、是否吸烟和是否血压高更能准确地预示这个人是否有心脏病。一个做低级工作的人，比如清洁工，比起一个在人堆儿上面地位稳固的秘书，得心脏病的可能高几乎三倍。实际上，即使这个秘书很胖、有高血压，或者吸烟，在每一年龄段他得心脏病的可能性仍然小于一个很瘦、血压正常且不吸烟的清洁工。在60年代对100万名贝尔电话公司雇员的一个类似调查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猴子那里有些线索。它们在尊卑次序里越低，它们就越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公务员也如此。皮质醇浓度的提高不是看你面对的工作数量多还是少，而是看你被多少人呼来喝去。

睾丸酮和皮质醇一样可以抑制免疫系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物种里雄性比雌性容易染病，染病之后的死亡率也比雌性高。免疫机制的抑制不仅仅只反映在身体对于微生物的抵抗力方面，也反映在对于大的寄生虫的抵抗力方面。

一个基因不仅仅是一个基因，它还带有一些它的出身的隐秘历史。一个基因“记着”它是从父母哪一方来的，因为在卵子受精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父方或母方的印记——就像是来自某一方的基因是用斜体字写的。在这个基因呈活跃状态的每一个细胞内，带有印记的那个基因拷贝是活跃的，另一个拷贝则不表达。这样，身体就只表达来自父方的那个基因（在普拉德·威利综合症的情况下），或只表达来自母方的那个基因（在安吉尔曼综合症的情况下）。这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全然不知，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在了解它了。

遗传自父方的基因负责制造胎盘；遗传自母方的基因负责胚胎大部分的发育，特别是头部和大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五年之后，当时在牛津的大卫·黑格认为他得到了答案。他开始重新诠释哺乳动物的胎盘，不把它当成是一个用来维持胎儿生命的母体器官，却更把它看做是胎儿的一个器官，目的是寄生于母体的血液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服从于任何阻挡。他注意到，胎盘实实在在地是钻进母体的血管里去，迫使血管扩张，进而又产生一些激素提高母体的血压和血糖浓度。母体的反应是通过提高胰岛素的浓度来抵御这种“入侵”。但是，如果因为什么原因，胎儿的激素没有分泌出来，母体就不需要提高胰岛素的浓度，仍然有一个正常的怀孕期。换句话说，尽管母体和胎儿有共同的目标，两者却在细节上激烈地争吵，关于胎儿可以使用母体资源的多大一部分——同以后在婴儿断奶时的冲突一模一样。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一岁女儿有一天在一个玩具童车里发现了一个塑料娃娃，她发出的那种兴奋的尖叫，是我儿子在同样年龄的时候看到过路的拖拉机时会发出的。像很多家长一样，我很难相信这只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加给了他们一些“社会规范”。在最早开始的自主活动里，男孩和女孩就有系统的差异。男孩有更强的竞争性，对机器、武器和动手做事更感兴趣，而女孩则对人、衣服和语言更感兴趣。说得更大胆一些，男人喜欢地图、女人喜欢小说可不仅仅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60年代，在温尼佩格（Winnipeg）【加拿大的一个城市。——译者注】，一个失败的包皮切除手术给一个小男孩留下了一个严重损坏了的阴茎，后来医生决定把它切掉。他们决定，通过阉割、手术和激素治疗等方法把这个男孩变成女孩。约翰变成了琼，她穿了裙子，玩了布娃娃。她长大成了一个年轻女子。1973年，一个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约翰·莫尼（JohnMoney），突然对公众宣布，琼是一个适应得很好的少年人，她的例子也就结束了一切猜测：性别角色是通过社会环境建立的。

　　一直到了1997年，才有人去核对事实。当米尔顿·戴蒙德（MiltonDiamond）和济茨·西格孟德森（KeithSigmundson）【戴芒德是当代美国性别研究专家，西格孟德森是加拿大心理学家。——译者注】找到了琼的下落的时候，他们找到的是一个娶了一位女子、生活幸福的男人。他的故事与莫尼的说法非常不同。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总是深深地为什么事情感到非常不快乐，他总是想穿裤子，想跟男孩子混在一起，想站着撒尿。在14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告诉了他发生过的事情，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停止了激素治疗，把名字又改成了约翰，恢复了一个男性的生活，通过手术切除了乳房，在25岁的时候，他与一个女子结婚，并成了她的孩子的继父。他曾经被当成是性别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证明，他却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反面：先天因素在性别的决定上是有作用的。动物学的证据一直是指向这个方向的：在大多数物种里，雄性行为与雌性行为有着很系统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着先天成分。大脑是有先天性别的器官。从基因组、有标记的基因、与性别相关的行为诸方面得来的证据，现在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科学的燃料是无知。科学就像一个饥饿的火炉，必须要从包围着我们的无知森林中取来木柴喂给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称做“知识”的开阔地扩展开来，但是，它扩展得越大，它的边界就越长，越多的无知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基因组被发现以前，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细胞的“心脏”里都有一个30亿个字母长的文件，我们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现在，当我们读了这本书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就意识到了很多新的神秘现象。

这个不断扩展的对于我们的无知的了解，它真正让人迷惑的一个方面是它冲击了比弗兰西斯·克里克的那个教义还更中心的遗传学教义。它削弱了我从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开始宣讲的内容之一，那就是：生物学的核心是数码式的。在这里，在蛋白侵染子基因上，我们确有像样的数码突变，用一个词代替了另一个词，但它导致的后果离开其他知识就是无法预测的。蛋白侵染子系统是个逻辑系统，不是数码系统。它的改变不是序列上的而是形状的改变，它还与剂量、位置以及是否在刮西风有关。

惊人的是，同样的现象在你听到过的几乎所有的标准的“社会的阴谋”里都是如此。罪犯生罪犯，离婚的人养出离婚的孩子，问题父母养出问题儿童，肥胖的父母养出肥胖的孩子。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RichHarris）【当代美国心理学家。曾因功课不好而从哈佛大学肄业。但是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坚持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发现。——译者注】在她写作心理学课本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相信了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几年前她突然对此产生了怀疑。她的发现让她感到震惊与不解。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考虑了遗传的因素，在所有这些研究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证据。对于这样的忽略甚至都没有人提一句：在这些研究里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被经常地说成是有因果关系。但是在每一个现象里，从行为遗传学研究里都得到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反对里奇·哈里斯所称的“后天培养假说”。

传统说法一般认为与孩子疏远的父亲和过分保护的母亲把孩子变成了同性恋。现在认为更可能的是反过来：觉察到儿子对于男性关心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之后，父亲就疏远了儿子，母亲则用过分保护儿子来弥补。同样地，自闭症儿童确实通常有冷淡的母亲；但这是果而不是因：母亲长年以来努力想要与一个自闭症孩子沟通，却没有任何回报，她被搞得精疲力竭，最后终于放弃了。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是一个有必要的虚构故事，没有它，法律就站立不稳，但是它照样是一个虚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你的行为是出于你的性格，你是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但是，出于性格的行为只不过是在表达那许多决定了性格的因素。大卫·休谟（DavidHume）【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发现自己被这个后来被称为休谟之叉（Hume'sfork）的两难问题难住了。我们的行为要么是被事先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为它负责；要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为它负责。在每种情况下，常识被否定了，社会秩序无法形成。

基督教已经与这些问题纠缠了两千年，其他宗教的神学家们还要更长。上帝似乎是否认自由意志的，这几乎是定义，否则他就不是万能的了。但是，基督教尤其努力地试图保存自由意志的概念，因为没有它，就不能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没有责任，罪恶的概念就是一个笑话，而地狱就成了来自于公正的上帝的一个该诅咒的不公正。现代基督教的共识是上帝把自由意志加诸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美德还是罪恶。

股票市场指数的走向、未来的天气和海岸线的“分形几何”，都是混沌系统：在每一种情况下，大概的轮廓和事件发展的大体方向是可以预测的，但是精确的细节却不能。我们知道冬天会比夏天冷，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圣诞日是否会下雪。

　　人类行为也具有这些特点。压力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基因表达又可以影响对压力的反应，如此这般。因此，人类的短期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但是长期行为却大致可以。这样，在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可以选择不吃饭，我有不吃饭的自由，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在那一天之内我是要吃饭的。我吃饭的时间可能会由很多因素决定——我的饥饿程度（部分由我的基因决定），天气（由众多的外界因素以混沌的方式决定），或者是另外某人决定问我要不要出去吃午饭（他是一个做事有因果的个体，我无法控制他）。这些基因与外界影响的相互作用使我的行为无法预测，但是它们并非没有决定我的行为。在字词的空隙里，有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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