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独白
2014-03-12
虽说不才对拉美文学的离奇古怪也确实情有独钟。然而对于巴西文学，西语拉丁美洲里的一个说葡语的国家的文学，了解确实是太少。仅仅知道以下几个名字：保罗·柯艾略，马查多·德·阿西斯，若昂·卡布拉尔，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当然，我不是个球迷，似乎巴西对于我来说，就只剩下瓜拉纳和烤肉了。
然而现在，我总算好好地读一了本巴西作家的书。在我的巴西作家名单里，也添加了一个新名字：克里斯托旺·泰扎。
泰扎的这本书原名《永远的儿子》，由于儿子的名字叫菲利普，所以中译本名为《永远的菲利普》。
作为一个生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家境一般的，热爱文学并攻读文学专业的学生，书中的“我”不免使我怀有一种极大的认同。作为上厕所，或者发呆，或者失眠时的臆想，我对自己是个正常人怀有过莫大的感激。当然，作为一个对生殖与生育都怀有憧憬和兴趣的人，我也考虑过如下的问题：如果我的儿子是个智障怎么办？这岂不是要整个儿覆灭我所有的生活。
书中的“我”，一个破落作家，遇到的正是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依旧有志于艺术的文艺中年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我也曾以为泰扎的这本书也许讨论的正是关于智障儿童生产权利的问题（这个题材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毕竟在一开始，作为一个尼采的信徒，书中的“我”就抛出了自己残酷却又可以理解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式想法：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快死去，我怎能让一个智障儿子毁掉我的全部生活。
然而作为一部好作品，它的内容至少应该是发散的和多调的。智障的儿子并非作品中的一块枯燥的核心，他是整部作品的一个多棱镜。智障儿子的出现使得父亲不得不开始思考并总结自己的一生。因为面对足以毁灭他整个生活的智障的儿子，父亲就不得不思考自己所有的包括过去的与未来的生活。书中的“我”，围绕着智障的儿子，映射出了一整个时代的缩影。这个时代缩影里是巴西，乃至整个拉美一代青年的人生经历及宿命。流亡，写诗，参加激烈的社会运动，反抗各种各样的军政府。其中甚至能看见波拉尼奥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B及他们的影子。
可以说，在儿子的身上，“我”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确认（这也足以解释儿子失踪后的“我”焦虑）。作为一个父亲，和一名作家的身份确认。（而在之前的生活经历中，这样的身份确认是在不停地延宕的，从诗人到海员到钟表匠再到演员再到不成功的作家）。儿子恰似上天强制命定的一面不得不正视又不得不越过的镜子，挡在了“我”的面前。迫使“我”强制去思考一些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逃避的问题。起初，“我”不停地寻找各种手段来逃避这个事实（去各种各样的医院检查，企图掩饰儿子的“不正常”，试图运用各种手段让他恢复“正常”），当一切的逃避都失败之后，“我”终于开始逐渐正视这一问题（其间穿插了对于往事的回忆，对自己写作以及学习生涯的重新审视，这也是身份确认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顺带勾勒了一位典型的巴西文艺青年肖像，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最终，讽刺的是，“我”成为一个离不开的儿子的父亲，在儿子的帮助下，从父亲的这一无法逃脱的，被命运强制给予的身份中，真正地理解了自己以往以及未来的生活，并开始接受自己的新生活。这恐怕也就是书名所想表达的意义所在吧。
（泰扎自己也曾说过，这是他第一次就自己的经历来写书，是他迄今为止所有作品中最特别的一本。书中的钟表匠梦想，还有二十一三体综合症的儿子以及很多其他的生活经历都是泰扎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这部作品对于泰扎本人来说，也许会是一个里程碑的存在吧。）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女性（母亲和正常的女儿）完全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成为缺失的存在。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成为了解这部作品的另外一个切入点。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认为这只是一本关于父子之间的充满暗流的交谈，或者说，更接近于父亲的“独白”。儿子则是这一场“独白”中的不停地推动力，面对儿子，他不停地回顾并讲述。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些关于巴西文学的看法。在中文译本的首发式上，也探讨过类似的问题。由于对巴西文学缺乏了解，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史的教材编写以及书籍译介的出版，包括图书馆的书籍的列架顺序普遍把巴西文学一并归入到拉美文学之下。然而读过巴西作家的作品之后，我个人觉得，比之于西语美洲的作家们对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外在聚焦，巴西作家们普遍喜欢探讨个人的身份问题（或者说聚焦于个人的内心）。例如李斯佩克朵的《星辰时刻》，与这本《永远的菲利普》，甚至还有马查多·德·阿西斯得《精神病医生》。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毕竟巴西的历史文化与拉美的其他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应该对巴西文学及文化的特质进行重新的审视。
最后，我希望这部小说能改编成电影！
另：今天在课上听到了胡子老师对本书的深度解读。“我”与儿子，与葡萄牙语的两个国家，巴西和葡萄牙，这三者都处于一种“不正常”之中，在小说中，这三者都在努力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转化。“我”的“不正常”在于年轻时不同于社会主流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儿子的“不正常”在于生理上的三体综合症。巴西和葡萄牙的“不正常”在于军政府向民主化的过渡时期。在小说中，儿子是一条线，串起了另外两者。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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