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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回归线

2008-06-10

for 上海壹周

《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是奥斯特从后现代叙事的极地向愈加温暖的传统叙事的一次回归。从开头“我在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死。有人建议布鲁克林”，到结尾“像任何活着的人一样快乐”，小说的故事框架清晰明了，透出奥斯特小说中少见的温暖气息。

身患癌症的中年男子内森·格拉斯显然选错了寻死的地点，布鲁克林不啻是清静的反面。在哈里·布赖特曼的书店里偶遇了近七年未见的外甥汤姆后，内森撰写的《人类愚行大全》——一本“把我作为人的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中所犯的所有错误、所有失败、所有窘迫、所有蠢举、所有弱点和所有无聊行为统统写进去”（P5）的札记——与奥斯特正书写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这小说本身一样，找到了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

汤姆曾以开出租车谋生，“他在寻找一条能获得某种机缘的路，在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之前，他没有权利把自己从桎梏中解脱出来。”（P22）偶然性是奥斯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对于出租车司机，“每个目的地都是任意性的，每个抉择都是偶然而定。”（P26）同样出于偶然，他遇见了哈里·布赖特曼，一个旧书店老板，一个“正在变老的纽约同性恋者”。

身份的嬗变是另一个明显的奥斯特标签。“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从一个自我跳到另一个自我，竟不知我们自己是谁。”（P115）哈里·布赖特曼其实原名哈里·邓克尔，曾因参与伪造亚历克·史密斯的画作而锒铛入狱。出狱后，身无分文的他不得不与岳父达成交易，接手了这家旧书店。由此，《布鲁克林的荒唐事》进入了群像阶段。内森对餐厅女招待的暗恋，汤姆和BPM的单恋，对“生存饭店”的想象……奥斯特描绘了一幅彼此交错、彼此救赎的小人物的众生像，而小女孩露西的出现令小说踏上了一段寻找失落父母的旅程。

驾车北行的佛蒙特之旅因为露西的可乐计谋搁浅，生存饭店之梦和哈里的突然去世又引出了另一个欺骗和复仇的故事。当小说纷繁复杂的多线索叙事归于平静，内森和乔伊斯的爱情尘埃落定之时，奥斯特巧妙地安排了内森一次险些致命的心脏病发作，以他的新生作为小说的结尾。“大多数生命在消失。一个人死了，所有痕迹一点儿一点儿地消失得无影无踪。”（P283）病床上，虚惊一场的内森产生了一个写作“生命传记”的想法，“让死者在文字中死而复生”。

“但现在还只是八点钟，我在明亮的湛蓝天空下沿着大街漫步，我很快乐，我的朋友们，就像任何活着的人一样快乐。”（P286）这也许是保罗·奥斯特最温暖的小说结尾——“当你感到情绪黑暗低沉时，就应该写喜剧”，奥斯特如是说。但这喜剧却分明有着悲剧的前景，46分钟之后，第一架飞机将撞上世贸中心，这喜剧仍是喜剧，只因为悲剧还没来不及上演，只因为现在还只是八点钟。

或许，真正的慰籍是故事，是小说，是书本。“永远不要低估书本的力量。”（P284）回归传统叙事的奥斯特这一次不怕把观点写得太过明白。“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故事之中，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这世界的悲苦也就消失了。只要这故事不断延续下去，现实也就不再存在。”（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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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时间胶囊

2012-10-10

刊于《上海壹周》

当空间在时间里流淌，当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变作王安忆笔下流动的文字之时，时间把空间凝固在了彼时彼刻。王安忆最新出版的两本非虚构文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及《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就像安迪·沃霍的时间胶囊，将自八十年代初到2009年近三十年岁月包裹在一篇篇文字之中，仿佛前facebook时代的facebook，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当代极优秀的小说家的后台——她的身世，她的童年，她的家庭，她何以选择写作，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她对身处其中的城市的敏锐观察及思索。而最最重要的是，如同每一篇文章之后标示的创作年代，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文章无一例外地展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风尚、价值观或道德标准；于是在这暗藏的时间罅隙里，有历史的流转，有时代的嬗变，有我们本来视作理所当然、以至浑然不觉的岁月的印痕。

《空间在时间里流淌》分为三部分。第一辑是童年记忆。小时候我住在瑞金二路、南昌路口，与王安忆所住的淮海中路、思南路的弄堂仅一街区之隔，因此她的这些童年记忆几乎要唤起我的乡愁来。我也曾去那条弄堂玩耍，去弄堂隔壁的露天西餐社吃牛排，去旁近的小花园里看全运会花车游行⋯⋯ 在这城市一角，她以私人记忆唤起我的记忆，拼出城市历史图景的一块微小的公共的碎片。它是细微的，却真实而闪亮。同样闪亮的还有那些懵懂的情愫。如那篇极微妙的《花匠》。“我奇怪地瞅瞅他，瞅见他驼着的瘦削的背脊。那疲惫的背脊流露出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温和。我忽然想到：他大概是喜欢我的。”（P31）第二辑是写作及家庭生活。“你要做什么呢？”学琴的老师启蒙了她对于未来的念想。对儿童时代办公室及鲁院岁月的回想同样精彩，可作犒赏未来文学史传者的鲜活八卦。最生动的那篇《烧鸭子》难得地向我们展示了大作家在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它像是升了仙似的脱了躯壳，空洞的眼神变得模糊或者深远起来，超然物外的安详着。”（P157）它或许无法成为大厨手中味道最精美的鸭子，却一定是得了史上最精妙描写的鸭子，因这审视而美味。而《李章给我照相》则鲜见地披露了她的摄影师丈夫的故事——笔法生动而幽默。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文集的封面摄影正是李章的作品。第三辑写家事。父母的往事有传奇的意味。是另一种传奇，作为家族身世的、作为呼应的传奇。《空间在时间里流淌》里讲述的岁月或许在当时并不太过美好，但时间如糖衣一般，将之包裹成文字的胶囊，多年后读来却有治愈的意味。

在《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里，王安忆将眼光从自身转到了城市身上。她写上海这城市的方方面面，有时是素描式的，如《街灯底下》（P48），大厨坚持不肯将外带的松子桂鱼一分为二，定要顾客交几元押金，借个瓷盘装——不啻是显微镜视角中的上海人的生活态度；有时又是广角的、思辨的，她比较上海与北京，过去与现在，同时观照文学中的上海（如张爱玲和鲁迅笔下的上海），甚或从语言的层面分析——“上海话是相当粗鲁的语言。它没有敬语。（⋯⋯）人去世，不论是仇家的，亲家的，一律为‘死掉了’，听起来像骂人。”（P69）另一方面，王安忆又指出“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芜杂的个人生活掺和在一起”（P3）的。于是，她必须要去书写那些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她小说中最常写的女人。第三辑《白茅岭纪事》是本书最精彩的一篇，作者记述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前往白茅岭女性劳改农场采访的经历，正是那次采访赋予了小说《米尼》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这篇24年前写作的文字如今读来丝毫不过时，首先，王安忆的叙事之中已经屡屡透露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特质，她敏锐而富有观察力，比如她对于采访对象所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表示怀疑，继而又提出可以“从‘作伪’中去认识其本人的真实性”（P217）；其次，作者对于这些采访对象始终抱有好奇心和同情心，在某些时候甚至令人感动；而那个时代迥异的道德标准也与王安忆单纯、坦率、富有洞察力的叙述共同撞击出一种年代错置般的喜感来。

机械时代的社会样本

2009-02-07

加拿大资源生态学教授William Rees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生态危机，是生态圈有“人态危机”。而胡晴舫在隐喻的层面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办公室更像是一潭深藏在丛林里的沼泽。表面上查看不到任何动静。你不是看见、而是听见生物在你周围活动，来自四面八方，细细琐琐，不甚连贯，却又断绝不了。” 由50来个超短篇组成的《办公室》是对办公室生态的一次细致而深入的检视，当然其核心亦在“人态”，或曰，人性。

在作者2001年出版的《机械时代》一书的自序中，胡晴舫曾这样描绘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机械制造的特色便是我们的人格：单一、呆板、无味、重复、规格化、无个体性。”倘若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撷取一个典型样本，办公室大概是首选——因为“工作场所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因为“当政治意识形态破产，哲学退了流行，文学不再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工作就是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就是新的道德，工作职能就是新的社会角色”。在《办公室》末尾的《街头》一文中，胡晴舫以尖锐的笔触写道：“公司就像一个社会，总是在强人政治和多头统治之间犹疑不定。”前者如同“按照某人意志严格整理过的花园，安静而洁净，不得喧哗”；后者则是“一条活生生的开放街道”——在胡晴舫看来，办公室便是“白领阶级的街头”，于是办公室文化就如同帮派文化：“他们把不中意的人从自己生存空间消弭的直接方式，跟黑帮没什么两样。差异只在于见不见血而已。” 这篇篇幅数倍于书中其他文章的《街头》不但对办公室文化作了直截了当、准确尖锐的评断，也对机械时代中的人性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归纳：“在世界只剩下一种灰颜色的机械时代，人性成了干涸失血的干燥玫瑰花，徒具形式，不再丰润，轻轻一碰，花瓣就会破碎成片。”

《办公室》一书中的其它篇章，便是发生在“街头”各个角落的故事。尽管胡晴舫声称“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但她处理办公室故事的笔触依然处处透出文学气息，她思考的视角也常常充满与文学作品的相互指涉。她描写起人来，往往是略带夸张、漫画式的；字里行间又每每透着淡淡的反讽。如她言简意赅地说“办公室是一座疯人院”。又如描写总经理介绍总裁女儿时的媚态：“他笑得如此喜滋滋，鼻头皱成面团，眼睛细得一点缝儿也没有，好像那位只应天上有的美丽生物不是总裁的后代，而是他的亲生女儿。”她构建的故事常常带有隐喻的色彩：写人事经理杨小姐组织员工学交际舞的故事，写的又何尝不是“交际之舞”呢？《卡夫卡的朋友》一文中的清洁妇，又何止仅仅在清洁办公室的垃圾呢？暗藏的隐喻扩大了这些办公室小故事的外延，读来如有余韵。隐喻之外，对照也是胡晴舫的拿手好戏。忙着“保持什么事都不做这件事”的小马，“穿着妻子为他准备的整齐外装”虽然失业但仍假装上班的男人和“在我每天上班路经的街角”，行乞的她，都成了“我”和“我们”的镜子。

在《小说家》一文里，胡晴舫还玩了一次元叙事的游戏，文中的“他甚至从来不打算显得充满灵性，看起来无时无刻不在自嘲”会不会就是一幅作者的自画像？倘若真是如此，胡晴舫一定是太过谦虚了，因为这位1969年出生于台北的女作家有着颇为丰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自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她远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戏剧硕士，无怪乎文中既会不经意般地提及贝克特或莎士比亚，又会暗指皮兰·德娄：“我们是一群寻找剧本的角色，眼巴巴地等着导演上场。”她在《Playboy》及《Esquire》杂志的编辑工作又令她得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办公室生活，难怪她笔下的办公室故事如此真实而逼真。

《办公室》里多数文章其实是作者为台湾《中国时报》“三少四壮集”每周撰写的专栏文章，除了专栏，胡晴舫还写作了大量的文化评论、小说和散文，并先后出版了《她》、《旅人》、《机械时代》和《滥情者》四部作品。其中，罗马尼亚版画家Mircea Bochis担纲插画的短篇小说集《机械时代》或许是作者最出色的作品。它比《办公室》更离世、更有想象力，而或许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你最好稍稍离开一些，才好曲折地看得更清楚。

幸好，还有某种类似“离题”的东西

2009-02-23

for 南都周刊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要不是“村上春树”这个已然成为畅销文学品牌的名字，这本“类似‘回想录’的东西”（P194）或许会出现在体育或健身类书架上亦未可知。除了用书名向雷蒙德·卡佛致敬之外，村上君在谈论跑步的时候到底谈论了一些什么呢？

读完这本两百页絮絮叨叨的小书后，相信读者自有结论：书中诚然谈论了关于长跑的种种——日复一日的练习、参加马拉松比赛前的准备、马拉松比赛时的体验、甚至一百公里超级马拉松带来的近乎宗教般的感受……但令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长跑和写作究竟有何关联；以及那些类似“离题”的自传性细节。

长跑 vs. 写作：异曲同工

对小说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资质是什么？村上君的答案是：才华、集中力和耐力。“倘若毫无文学才华，无论何等热心与努力，恐怕也成不了小说家。说是必要的资质，毋宁说是前提条件。”（P85）如若才华是天赋，那么“值得庆幸的是，集中力和耐力与才能不同，可以通过训练于后天获得，可以不断提升其资质。”（P87）

村上君由此清晰明瞭地道出了长跑和写作间的异曲同工：“每天不间断地写作，集中意识去写作，这些非做不可——将这样的信息持续不断地传递给身体系统，让它牢牢地记住，再悄悄移动刻度，一点一点将极限值向上提升，注意不让身体发觉。这跟每天坚持慢跑，强化肌肉，逐步打造出跑者的体型，乃是异曲同工。”（P87）

村上春树这些苦修式的观点并无任何新鲜之处，要说这本回想录式的散文有什么地方吸引人的话，那就是村上君透露的那些自传性细节了——从最初放下开酒吧的梦想投身写作；到在剑桥的查尔斯河边信步慢跑，以及后来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的过程，都能让热爱村上的书迷们过上一把“八卦”之瘾。

其中犹以重复利用的两篇杂志文章最为有趣。第一篇讲述的是1983年7月，村上将原始的马拉松路线——马拉松至雅典——逆向跑上一趟的经历。“三条狗、十一只猫，便是这一天在马拉松大道沿线所见的可怜地丢掉性命的动物。”（P70）而到达马拉松村口的终点时，村上又写道：“我觉得作为终点，它的现身过于突兀。望见终点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儿，可是它那般突兀，又让人莫名其妙地生气。”（P74）——趣致的行文令人恍然觉得置身于村上的小说世界中。

在另一篇讲述一百公里超级马拉松跑的杂志文章里，村上描述了通过七十五公里的关卡之后，那种“脱落”的感觉：“跑到最后时，不仅是肉体的苦痛，甚至连自己是谁、此刻在干些什么之类，都已从脑海中消失殆尽（……）仿佛先有了行为，然后附带性地才有了我的存在。我跑，故我在。”（P127）

“离题”的闪光点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由一段段“拉家常”般的片断式话语组成，不少内容前后反复，读来深感絮叨乏味。村上君在后记中表明了写作此书的意图：“是想以‘跑步’为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P194）若以此为标准，这本小书无疑并不成功。这或许因为长跑与写作间的关系太过直接明显，即使从隐喻的层面看同样如此；而那些“即使算不上哲学，也含有一些类似经验法则的东西”又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村上的小说里那种微妙的、超现实的、莫可名状的、闪烁着灵感火花的东西在这本小书里全无影踪。惟有，在偶尔离题的段落，《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才有些许闪光之处。

如论及“写小说乃是不健康的营生”时，村上首先表示赞同。但他也指出，“艺术家=不健康、颓废者”的公式并不成立。在村上看来，写小说时，藏身于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东西，会不由分说地渗出来；而“作家或多或少都须与这毒素正面交锋”（P107），因此“如若希望将写小说作为一种职业持之以恒，我们必须打造出一个能与这种危险（某些时候还是致命）的毒素对抗的免疫体系。”（P108）——以“基础体力”对抗“文学憔悴”，以长跑对抗毒素，既是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之诠释，也是颇有新意的观点。

又如谈及用外语演讲反而更觉轻松的段落，显现了村上作为小说家对于语言的自觉。他说假如使用日语作一场完整的发言，会感觉“自己仿佛被词语的大海吞噬，其中有着无限的选择、无限的可能”；而使用外语去组构发言稿时，“语言赋予我的选择范围必是有限”（P112），就反而变得轻松了。

在一些完全离题的段落，村上还透露了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从十五岁到现在，购买了数目庞大的黑胶密纹唱片，他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炫耀”道：“世上将马厩改造成车库的人多如牛毛，而将车库改造成马厩的，恐怕只有我。”（P159）

如此种种，如可口甜食，令正餐乏味的村上料理不至令人太过失望：毕竟这只是一本随便翻翻的小书，令人期待的还是传说中正在创作的那本大部头小说。

某种类似“习惯”的东西

或许村上春树不会想到，当中国读者谈论《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时，他们会谈论那么多关于翻译的事。林少华一直是村上春树大陆简体版的译者，事实上，关于他和中文繁体版译者赖明珠译风的比较也从未停歇。争论的焦点，常常在于村上口语化的文风如何在中文里寻到对应的尺度。而此番南海出版公司获得版权后，更破天荒进行了竞译，出版社最后选用了曾旅居日本18年的上海学者施小炜的译本，一时间“村上新作换手，译者互不买账”的新闻见诸报端，不亦热闹。

在翻译水平日下的年代，这样的争论无疑是桩好事。若同一作品能有不同译本，更有利于翻译文学的发展。只是后来的译者必须直面读者心里那“某种类似‘习惯’的东西”，才能翻出更有说服力的译本。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除却翻译之外，村上春树在这本小书中使用的语言实在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类似“某种类似……的东西”的东西出现得如此频繁，让人怀疑这位著名小说家究竟是无力选用一个准确的词语，还是在“近似艺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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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是件很酷的事

2013-10-14

在一个信息愈来愈碎片化的时代，简洁是一种经常被低估的品质。人们会混淆数量与质量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维度，认为短的就是肤浅的、二等的、没有价值的。《残酷极简思维》一书是有力的反驳。这本由诸多撰稿人集体创作的书是知名广告公司“萨奇兄弟”的员工培训教材，它告诉我们：要达成简洁远比我们想象的难；而简洁作为一种有用且有效的思维方法，是无数创造发明的缘起。

本书的排版极具特色：左手页皆是物品——通常是人们司空见惯、不会再多看一眼的东西——的大幅彩图。右手页上方是用大号字磅印刷的一个个奇奇怪怪的问题——三个词是如何把法国贵族杀死的？怎样在口袋里携带一头母牛？穿越坚硬的岩石会更快吗？猫的眼睛是怎样取代有轨电车道的？哪个动物的膀胱统一并分裂了世界？——然而它们绝对不是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恰恰相反，这些题目才是脑筋急转弯的成果，因为阅读本书最大的乐趣之一其实就在于欣赏这些提问的方式。等你读完右手页下方通常不超过两百字的极简答案，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作者真正要讲述的，并不是在口袋里携带一头母牛的魔法，而是钱币之缘起；不是关于哪个动物膀胱的猎奇引介，而是要追溯现代足球之诞生。就这样，在一个个“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阅读体验之中，引出了本书的主旨，即古往今来极简思维之妙用。

所以本书正确的读法是：先略过前言“关于简洁的三言两语”，直截了当地开始做那些古怪的问答游戏。对于每个古怪的问题，先独立思考，回到万物之缘起，把自己想象成设计专业毕业的上帝，带着“怎样用两个轮子解放女性”或“怎样保持私处的隐私？”之类的问题，在脑海里进行一场创世纪的思考实验，最后再求助于那一段段解释文字，如此才能更了悟简洁之酷。

读完正文，回头再看前言，那“关于简洁的三言两语”是点睛之笔。“我没有时间写一封短信，所以我反而写了封长信。”作者先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论证了简洁需要极强的智性，随后以诗歌、艺术、文学、戏剧、生意等领域的丰富实例，进一步说明了简洁会主宰一切，皆大欢喜的结局有赖于这种“对人类思想内在的把握”。“简洁不仅是纪律：它是考验。它强求精确，否则尽毁。理由不充分时它加速败局，而它会澄清并加强一个充分的理由。”莫里斯·萨奇如是写道。也因此，简洁不但酷，而且是残酷的。

短评：时间的无穷可能性

2005-05-08

虽然貌似科学读物，却是一本天马行空的小说。作者假借爱因斯坦的梦的形式，探讨了时间的无穷可能性：循环的时间、所有的可能都会发生的时间、绝对的时间、片段式的时间、高处流逝得比较慢的时间、停滞的时间、因地而异的时间……

每一则都可以发展成一篇卡尔维诺或博尔赫斯式的长篇小说，而作者仅以只言片语异常节制地勾勒出故事大纲，将细节想象的任务交给读者。

每个时代的小说都非孤立地存在。有绘画式的小说、电影式的小说、戏剧式的小说、哲学式的小说……而科学与小说的暧昧关系除了侦探小说，似乎还有许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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