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2010-10-12
光看本书的标题,很容易把内容想象成是女权主义的理论解读。其实并非如此,本书的副标题澄清了这一点——“阅读政治”——周蕾试图从“女性”这种文本机制/叙事机制/想象方式中挖掘出它的政治性来。我们看本书所讨论的那些文学文本,都不是政治文本,但周蕾恰恰要在这些通俗的、文学、娱乐的形式当中,捕捉它们的意识形态因素。
1,鸳蝴派。第81页,周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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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是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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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根深蒂固的问题”呢?一方面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内部,男女叙事的不对称性,女性总是弱势的一方、牺牲的一方。另一方面,在该流派小说的外部,鸳鸯蝴蝶派被文学史贬低为为保守主义,重复封建传统的伦理价值与叙事方式。
周蕾并不满意这样的论述,这种论述忽略了文本的(再)生产性。不管文本是不是对传统的老一套的复述,它总归需要一种动力机制。观念自身不会说话,总是特定的历史动力在为传统招魂,借由传统的外衣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
鸳蝴派小说充满了封建道德的教诲。其之所以受到批评,不是因为教诲太多,而是教诲不得其法。道理说不通,其后果会影响“道”本身的权威性。周蕾认为,鸳蝴派小说在叙事结构中缺乏一种必然性。故事的各种转折过于戏剧,仿佛全然因缘于偶然。不具有必然性的教诲只能成为戏仿与游戏的对象。而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不管左派右派、老派新派,都认为现实是可以把握的,是有必然性的(不管其具体内容为何)。
如果说,认为鸳蝴派小说比新小说更受民众欢迎,所以新文学运动要排斥、贬低鸳蝴派,那恐怕想得过于简单和低俗了。周蕾的解释更加在理,鸳蝴派确实有其思想的危险性,它虽然表面上贴近现实,但那个现实,不是带有能动性的现实,而是一个破碎的、不可把握的混沌世界。
2,女人的身体。
众所周知,茅盾这位左翼文学大家,喜欢描写女性的乳房。“女性的身体是无法被化约的感官对象,与其他女性的身体互相亲近时,也会动摇革命的修辞。”(p164)乳房阻碍了叙事,阻碍了革命。革命者往往因为女性的身体欲望而动摇了革命意志。为什么会这样?仅仅因为,革命是一种男权话语?
连带需要考虑的,是革命文学的另一极:张爱玲。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颠覆性地获得了叙事的主体性。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成为小说的焦点。张爱玲借由女性的情感与命运,去探讨人性、世界、人类等宏大命题。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张爱玲是女性主义者?很多研究就是这么说的——张爱玲全是在写女人,还写得那么好,她不是女性主义者,谁是?
周蕾在这里提出了她的问题:为什么女性的“小气”心理、人性黑暗面“要么被视为不重要,要么就被视为具有普世意义?”(p182)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被赋予了优秀的细节描写。但这些琐细的感情“碎解了她们社会所抱持的集体人性之梦。”具体的人物命运被归结为超历史的女性特质的咒怨,“因为是女人,所以……”
继续待续……
历史在张的眼里,无非是毁灭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