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或者江湖
2008-06-28
2008年的夏天，在南方行走。身边忽然多少的不适应，慢慢想来，觉得没了燕赵之气，多的是务实——甚至这种务实多少让人觉得“不自在”。
他们的性格与北方迥异，他们可能也身价过亿，但车更多的时候被用来代步；他们也有朋友，但他们交情只是交情；他们也会喝点酒，但点到即止，他们也会在酒桌上谈生意，但不会在酒桌上签约……相对于北方人来说，他们更注重的是成长，他们更注重追求财富的积累。
而很多年前，财富和南方几乎是无缘的。回顾历史，我们可能会从齐国的鱼盐之富，想到晋商想到陶朱，但再往南，那几乎是一片蛮荒之地。但忽然有一天，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下，一块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矗立了二十余年。这个标语牌吸引了无数的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南方，从此孔雀东南飞，中国改革开放就此起步。这其中也包括那个叫徐明天的淄博市委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38岁的徐明天到深圳考察，3天后就决定放弃大好仕途，来到深圳商报社做一名普通记者。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其实在这这场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革中，最明显的代表是中国的城市化的进城，这点在深圳表现的更为突出。1979年，她还只是“省尾国角”的一座边陲小镇；2007年，已崛起为国内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的第四座现代化城市。自1980年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后，改革创新已成为她的灵魂。这是深圳的故事，也是全中国的故事。
其实，说到城市化，我们更熟悉的是进城。但进城不仅仅意味着高楼大厦和民工潮、金钱与风险，他更意味着“期望与幻灭”。或者有人干脆说“城市是传统尚未愈合的坟墓，是朝拜者的绝望之途，是人类欲望和意志搏斗的战场”。在城市化的进程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诸多故事开始上演，那些叫做王石，叫做史玉柱，叫做任正非，叫做赵新先的名字被今天的记录者记录了下来，但更多的则成了他们的配角，甚至有些时候连配角都不是，短短的三十年，我们已经把他们给遗忘了。这是成王败寇的历史选择的残酷，但他们却毕竟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过。
还有，那些舞台上的表演者，在我们的记录者那里几乎只剩下“故事”，甚至有的时候连故事也没有，仅剩下史志。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各种记录性的文章开始大量涌现，但很少有人写这些风云人物故事背后的“故事”。在大量流行的商业写作中，我其实很少看“企业书籍”，那些充斥着企业家的豪言壮语或是貌似深刻的文字，事实上很难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虽然那些所谓的“商业标杆”本身就没有丝毫的意义，好的作者可能会让自己的读者从中多少获得一些精神的激励，但没有人能从“标杆”们身上能够克隆出什么。
所以，我们的阅读更多的限于对于此种精神的获得。同偶然的过客作家不同，徐明天自1997年以来就生活在这个城市，如今已然10年有余。这10年间，他作为一名商业记者，谋稻粮于这个特区城市，同时写文章臧否公司与人物，他自然深知这座城市的性情和秉性。恰好，徐天明说，“我要记录一代人的命运和一座城市的崛起。”在这本叫做《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的书中他所写的是一代人和一座城市的命运，这比较适合我的阅读趋向。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算作是一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只不过是一瞬而已，或许这也仅仅是中国变革的一个开始，或许以后要走的路还有很多。但这样的一本书在这个不平凡的2008年里似乎显得更有无限的意义。
我所相信的是，在这一年里，注定会有很多城市，会有很多人，在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着身边的变革。但徐明天给这些记录者们至少是开创了一种写作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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