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众传播》后记
2011-06-24
一
1997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踏入清华大学计算机开放实验室，第一次体验互联网。
实验室位于一栋宏伟的苏式建筑底部，被厚重的花岗岩环抱，形状狭长。雪白的日光灯下，数百台电脑分成几列延伸开去，几乎每一台前面都坐着聚精会神、目不斜视的人。在计算机风扇低沉的嗡鸣声中，击打鼠标键盘的声音格外清脆。实验室入口处，学生们手捧书本，排成长队等待，等到有电脑空闲时，方可刷卡进入。这个看起来有些沉闷、乏味的所在，却通过根根网线，连接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主节点，向清华师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快的网速、最丰富的网络资源、与欧洲、香港等地互联网最早的连接。
当时开放实验室里的电脑硬件配置，是主频百兆赫的“奔腾”CPU、16兆内存、2G硬盘和14寸CRT显示器；操作系统是Windows 3.1或Windows 95，上网用的是网景浏览器而非IE，大多数程序（包括游戏和操作系统）仍可以装入一张或几张容量仅1.44兆字节的软盘。而当时的互联网上，没有门户网站，没有搜索引擎，更没有在线播放的影视和音乐。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遮掩互联网在我们眼中的光辉与魅力，相比之下，我们当时身处的信息传播环境顿显“原始”：
那时候，我们经常提笔写信，家书、情书、致友人书；把信投入邮筒，便开始巴望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回信。
那时候，学生们用随身听学英语、听音乐，五道口的打口音乐磁带生意兴隆。没人听说过数码相机，我们青春的欢乐与惆怅凝固在胶卷之上。除了计算机系，绝大多数学生没有自己的电脑，大家一笔一划地把所有作业和论文写在纸上，再交给老师。
那时候，整栋宿舍楼仅有一部安装在楼长室的固定电话。当走廊里的大喇叭响起楼长高亢的“来电召唤”，被呼叫者随之冲出宿舍，穿过走廊，跑下楼梯，将一串急促而快乐的脚步声甩在身后。
那时候，同学们无人拥有手机。一个人若离开宿舍，就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无法联系，无法找到。于是我们习惯了约定时间的会面，以及无奈的等待。一些BP机的拥有者成为了最早一批“可被随时联络上”的人。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像诗人翟永明所描述的“古代”？“在古代，我只能这样 / 给你写信 并不知道 / 我们下一次 / 会在哪里见面”“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 / 就知道后会有期”。当然，我描述的是还不算遥远的1997年，在首都北京的清华学子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我和我的朋友们迎面撞上了呼啸而来的互联网。我们欣赏和享受着赛博空间的轻盈、博大与超越，兴奋喜悦，心驰神往。我们以远程登录（Telnet）方式进入中国最早的几个BBS，在聊天和讨论中锻炼了打字速度，在争辩和聚会中结识了各地朋友，在FTP或局域网共享的各类资源中沙里淘金；MUD玩家们在满屏不断刷新的文字中构筑起宏伟的游戏世界，体验着缠绵的恩怨情仇；通过ICQ和电子邮件，我们尝试与地球另一面的陌生人联络与对话……
从那以后，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互联网在中国的成长。从新千年的商业泡沫与衰退，到五年后又一波创新与创业的浪潮，在十年后的当下再回首，恍若就发生在昨日。只是曾经冷清的中文互联网世界已经一派繁华喧嚣。而我们已从青涩少年步入了而立之年。
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曾被人问起，为何要研究电视。莫利说，他年少时期就开始接触电视，这一新兴媒体是二战后英国社会里身份和文化的象征，也是他个人生命体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另一著名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亦在其代表作《电视的用途》(Uses of Television)中提到自己青少年时电视的重要影响。
当我读到这些话时，不由大感认同。当我回顾自己的过往，追溯种种对我人生颇具意义的事件、人物、时刻或场景，其中常与互联网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而互联网可谓是我生活中最为依赖的传播科技和媒介，十余年来不曾远离，伴随着我不断积累和重塑自己的记忆、认知与情感——这些东西构成了今日之“我”。所以，当我从工作岗位上重返校园，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就毫不犹豫地将互联网研究当做论文大方向。这当然与我个人的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学术兴趣有关，但又何尝不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因缘与情结使然？
二
有了大方向，然而从何入手？“互联网”，这是多么宏大的研究对象，通向它的路径又何止百千条，即便仅从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出发，也有太多的观察视角、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可供选择。大量研究素材与信息更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何能突破纷繁表象，以逻辑的金线串起现象的明珠，丰富对有关经验的学术阐释，甚至做出理论探索与建构？
于是，四年的博士生涯，成为不断阅读、实践、思考、讨论、反省的过程，每逢研究野心膨胀，便要告诫自己保持冷静和谦逊。慢慢，我感到奇妙而辛苦的学术旅途，也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自我的发现渐渐交融的过程。怎样着手研究互联网，其实还要问问自己那颗活泼的心灵。我最珍视的互联网文化特质有哪些？是那些从硬件软件都还“原始”的时候就萌发的：创造、分享、沟通、参与、多元、差异。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这十多年来不曾改变：信息的流动与控制，线上线下行为的相互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拓展，各种组织结构随之产生的变化。我告诉自己，我要研究的不是技术变迁、财富神话、网络八卦，我要研究的是人，是互联网的使用者的行为、互动与文化。
这几年来我比以往更深地沉浸到互联网中去，既是日日上网的普通用户， 挂MSN、通SKYPE、逛淘宝、看美剧、泡论坛、写blog、混SNS、刷微博，交朋结友，喜怒哀乐；也是勇于尝新的“伪技术青年”，购空间域名、架设网站、设计页面、放置广告，积极尝试各类新潮互联网应用；既是业界观察者，不断通过RSS阅读和社会网络推送持续搜集了解产经信息、政策动向、业内观点；也是“围观群众”，始终高度关注互联网所映照、所推动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点、舆论热议、风向思潮；当然，还是一个时不时抽身出来，拿一堆五花八门的社会理论、媒体理论观照和梳理自己的互联网体验的研究者。在无数次超链接的跳转之间，在多重身份的切换之间，我积累着素材与灵感。
我的研究也得益于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在香港、美国、法国、英国等地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关于新媒体传播和互联网用户的论文，得到各国同仁的反馈与讨论；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CAMRI）访学16个月，听课、参加密集的学术讲座和例行研讨会、与老师同学们在咖啡桌和餐桌旁展开一次次学术对谈和争辩、埋头在图书馆里翻阅和写作；在布达佩斯参加中欧大学“媒体、民主与公民社会”暑期大学项目，与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博士生展开思想的碰撞交流；还有那些搭乘地铁和巴士辗转在伦敦各所大学“蹭报告”听的日子，让我有机会近距离面对那些过去曾通过书本结识的学界大师，聆听他们的传道解惑。走出去，多看多听多想多讨论，以他人的观点磨砺自己的想法，以别处的经验观照中国的现实。
渐渐地我认识到，理解互联网用户的参与和行为，可以成为解读互联网语境中“媒介/社会/人”三者循环互动的关键。不论信息传播还是社会变迁，其核心要素都是人，人的思想、人的愿望、人的行为。在传播学中有一些研究“人”的理论传统可资借鉴，但是我觉得已有的理论及概念不足以帮助我分析和表达，于是创造了“网络化用户”、“网众”及“网众传播”的概念，并围绕它们展开了研究与论述。
当然，愿望与野心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学术研究和写作。2009年春天，我从伦敦返回北京，在清华园里写完了博士论文，那些思绪煎熬、头脑飞转、压抑又兴奋的昼夜至今难忘。在通过答辩、顺利毕业之后，我很高兴地得知自己的博士论文有机会出版，于是展开修改，订正词句观点，更新数据案例，增加了大约八万字，最后有了这本书。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总是感到学识浅陋，力有未逮，言犹未尽，难免谬误。而每次重读自己以浅见与偏见编织起来的文字，也总觉惶恐：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易朽的时代，这本小书究竟能产生什么价值？能否增加一丁点知识和思想的积累，或对读者有所启发？
互联网研究是个日新月异的领域，技术飞速发展，应用推陈出新。iPhone、iPad等产品流行对美国新闻业和大众信息消费方式的冲击，微博在2010年中国社会里的火爆，ICT在中东各国政治变局中发挥的影响……这些新现象、新课题都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发生的。与之相对照，本书中的概念与理论是否仍有足够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本书中的有关论点是否过时？这些都留待读者诸君来评判吧。当然，本书中的谬误与不当之处，也要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三
我想对许多师长亲友致以诚挚的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和关爱，我才有可能出版这本小书。
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熊澄宇教授。他是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的研究生导师，还指导了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如果算上他对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我拜入师门已超过十年。十多年来，熊老师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一直在帮助我成长，不论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如此。老师在新媒体、互联网、传播政策和文化创意产业等多个领域内的独立思考、国际视野、高屋建瓴和全局洞察，让我受益良多；当我的研究和思考陷入泥沼之际，他总是能够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拨云见日。同样，这本书也出自老师的悉心指点。熊老师平时很少当面表扬学生，而是更多地指出缺点与不足；但他却会在其他人面前，一一列举我们的小小优点和成绩。十年之后，我终于渐渐读懂老师严肃的面容后隐藏的幽默，感受到他对弟子们厚重的期待与慈爱。
感谢金兼斌教授，他在互联网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等领域的丰硕成果使我深受教益，在此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他也多次予以指导，提出建议。此书能够面世，更是因为金老师的厚爱和促成，将之纳入了他主持出版的“数字媒介变革书系”之中。十五年前我们在清华中文系的课堂上相遇，我是学生，他还是一位年轻的讲师；如今他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教授博导。多年以来金老师始终平和正直、勤奋严谨，对学生高度负责，为人处世称得上“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些宝贵的品质值得我终身学习。
感谢李彬教授，多年来予我以鼓励和关怀、推荐和提携，帮助我等后学晚辈树立学术信心，寻找成长机会；李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温厚儒雅，他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深切的人文关怀、富于批判意识又紧扣中国现实的学术视角，影响了我为学为人的取向，也反映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之中。
感谢郭镇之教授，一直关注我的研究并时常给予指导，大到概念框架，小到案例细节；她的指导却很少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表现为平等姿态下的学术交流与探讨。身为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郭老师有着宝贵的赤子之心，虚怀若谷，求真求实，淡泊名利，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有着青年人的热情，又总是有意识地提携后学晚辈，关心我们的生活与事业。郭老师的真诚和纯粹让我仰慕而感动。
感谢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赵月枝教授在百忙中通读了我的书稿，多次给出精辟意见，提点并赐阅我目力所未及的重要文献。她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媒体的深刻见解也是本书努力汲取的思想源泉之一。
感谢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崔保国教授、史安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钢教授、彭兰教授，北京大学的陆地教授，在我论文写作、修改和答辩过程中给予中肯而有建设性的意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诸位老师多年来予我以教导、关照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激。还要感谢熊老师和金老师欣然为此书提笔作序，感谢赵月枝、李彬、郭镇之、高钢、胡泳五位教授为此书撰写荐语。深恐辜负师长们的提携之意，唯有不断自我鞭策。
在我赴英访学期间，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主任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和中国媒体中心主任戴雨果（Hugo de Burgh）教授在各方面予以了慷慨的帮助与照料，热情地提供了我从事研究和学习所需的各种资源，也不吝为我解答学术上的疑惑，引荐可交流的学者。斯巴克斯教授更是主动为我撰写了推荐信，帮助我获得了匈牙利中欧大学暑期大学的参与资格及欧盟COST A30奖学金的资助。感谢这两位可敬的英国绅士。
我还要感谢诸多友人。谢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各位博士同窗，与我互相砥砺切磋，尤其是张铮博士和吕宇翔博士，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远赴英伦后有幸结识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李爽、郭大为、陈莱姬、辛欣、曾荣等诸位博士，承蒙各位多加关照与帮助，与各位围绕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日常探讨更是令我广受教益。拉夫堡大学的章戈浩博士，博闻强记，热心助人，向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他在文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等领域的造诣更让我深受启发。香港大学法学院的胡凌博士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魏武挥老师，都曾通读过我的书稿并予以指点，两位在各自研究领域内都是既博学又精专，经常在交流中给我以惊喜。当然，还有许多来自媒介及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曾通过各种方式予我以启迪或指教，限于篇幅难于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这些学界同仁，也是人生好友，有些近在身边，可嘘寒问暖，可盏茶倾谈；有些远隔天涯，甚至跨越半个地球，却由一网相连，思想的火花以光速在彼此间传递。四年的博士生涯，共享的喜怒哀乐，因你们而更多姿多彩；远为漫长的学术道路上，我们还将继续相互勉励、扶持、求索，深幸吾道之不孤。
感谢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出版社纪海虹编辑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她的高度负责和专业水准使本书大为增色。谢谢支磬云、支碧云为本书精心设计了典雅隽永的封面封底。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将我引向了今日的人生道路，永远给我以无条件的爱、理解和信任。感谢我的岳父母，一直支持我和妻子的学术理想与抉择，关心我们的成长，并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事无巨细地照料我们的家庭，才使得我在妻子怀孕和生产期间仍能有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从而完成了这本书。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曹书乐。她几乎是我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挑剔而专业。本书的许多观点也源自她的启发，或在与她的长期讨论中不断得以修正。我们一同考回清华读博，一同受国家资助赴英访学，一同获得博士学位，一同迎接女儿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与幸福。人生路上有你相伴，何其幸运。
何威 2011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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