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很糟糕，但作者想得美
2016-11-07
文化研究同新科技的媒体多少有些尴尬。在新科技以摩尔定律式速度繁殖时，文化研究学者多少还带着印刷时代的旧梦，以高冷的姿态叱责新媒体的阴谋——他们把读者蒙蔽为生产者，同消费主义勾结以消解受众的能动性。对于新媒体的近似张狂的发展，文化研究者想堵，却堵不住，想治，也治不了。
《数字时代的文化》（The Use of Digital Literacy）是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约翰•哈特利在2009年的作品。书名源自霍加特代表作The Use of Literacy，哈特利在霍加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新媒体时代的读写能力。哈特利认为线上社会网络、用户生成内容和参与式媒介被学术界低估，而他试图重新评价历史与全球化语境，挖掘大众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创造潜力，进而打破文化研究领域同数字媒体的尴尬局面，以疏导的方式巧用新媒体的力量。确切的说，本书是一种展望，是哈特利对于未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的想象，也是他对文化研究如何应对这种未来的建议。
作为一个经历了文化研究学派崛起的资深学者，哈特利不乏勇气地从电视研究转身，转移至新媒体研究的阵地。在学术界对受众耳提面命，强调新媒体的危害时，哈特利已经接受了新媒体将持续发展，进而成为一种普遍现实的前提。像很多人一样，哈特利也认为新技术颠覆了原有媒体制度的特权，使得受众从“只读不写”，实现了“读写兼具”。问题在于，自媒体的接入并不意味着人类知识水平的提高。从未掌握话语权的受众即便处于发声的讲台，也可能只是进行一些低水平的自我表达。在此，哈特利引入了波普尔对语言层次的分类。波普尔提出，语言有四个层次：
1. 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
2. 沟通（Communication）
3. 描述（Description）
4. 论证（Argumentation）
波普尔认为，前两个层次产生主观知识，后两个层次产生客观知识。哈特利认为，尽管新媒体可以轻而易举的产生前两个层次的知识，但是如何让新媒体社群中的所有人能够为客观知识的增长贡献力量，才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
如何利用数字媒体来丰富人类的整体知识，即如何培养公众的数字读写能力，就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社会议题。有趣的是，尽管自媒体对公众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但人们却很少把这视作公共现实——人人都是自媒体，而自媒体却是一种私人化的存在，自负盈亏。哈特利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指出，内容自制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却没有得到相应公共投入、教育投入。
在印刷时代与广播电视时代，专家体制将知识生产据为己有，霸占了话语表达的高地。民众实际上被剥夺了学习故事讲述的机会，进而无法在知识生产中获得一席之地。但在哈特利的眼中，专家体制与业余体制并不必然是对立的，他们可以成为平行互动的体制，以一种友善的方式传递知识生产技巧，使尽可能多的人走进知识，融入知识生产。他举了欧美社会自12世纪诞生的歌诗大会为例。歌诗大会是诗歌业余爱好者的狂欢，是诗歌业余爱好者同专职诗人、游吟诗人互动的场所。在这种专家-业余者并行的体制下，诞生了如塔里辛这样杰出的诗人，也诞生了爱德华•威廉姆斯杰出的业余诗人（被称为“一个才华失控的石匠”）。这很可能是开放的数字媒体时代，公众能获得更强读写能力、产生更多创造性的一个模式。
在本书的前六章里，哈特利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大众媒体的转向以及数字故事讲述进行了颇富启发性的构想。但在第七章，本书突然讲视角转向中国，描写了《VOGUE》杂志在中国的落地。虽然作者反复强调随着东方古国的崛起，权力转移将成为文化研究的新时代语境，但作者仍未能把第七章同前六章有机地整合起来。在我看来，这一章节是一个老学者依仗自己学术地位的胡作非为。如果作者是一位学术新人，编辑很可能要求他删改本章。
第八章是一个总结，画风同样也有转变，像一个耄耋老人写给子孙后代的家书。作者以亲身经历的视角谈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的诞生与崛起，痛陈当代文化研究的弊病，提醒后代国际权力中心将在二十一世纪实现由西方到东方的转移，在研究中务必扩宽视野，拓宽研究方法，避免使文化研究被僵化学术体制套牢。字里行间都是坐着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意，让刚看完对新媒体分析的读者有些惊讶，有些发懵，又有些感动。
总的来说，作者对新媒体的展望令人颇受启发。而作者本人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研究经历，将一种历史的视野融入到字里行间，时刻提醒读者要将当下的自制媒体放在媒体技术发展的链条上来审视，要将当下的媒体研究放在动态社会语境中研究。这实际对夯实学生的理论继承很有帮助。
但是，这本书只是作者对于新媒体未来的一种乐观的想象，无法作为分析当下媒介的理论支持。作者提出培养公众数字读写能力，进而使所有人参与到知识生产，却没有详细探索知识生产中具体的互动关系。比如说，谁来评价这些知识？倘若专家仍然把握着知识评价的体系，民众的创造如何能进入到知识体系？这些知识能否均等地使人受益？在现有知识鸿沟巨大的情况下，作者如何保证知识富人愿意参与到对知识穷人的培养中？毕竟在知识界，同样存在华尔街的百分之一和华尔街外的百分之九十九。这些问题在作者的乌托邦式设想中均未被提及。
作者在第八章反复提醒学术界诸君不要过分沉迷以几十个文本或受访者为基础来作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分析，不要沉迷围观分析，做些胸无大志的研究，而是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把握系统的运行机制。愚钝如我，暂时无法理解这句话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只好默默记下，期盼在实际研究中一个茅塞顿开的时刻回想到它，醍醐灌顶。
最后，翻译的一般。让人读起来云里雾里，猜不透英文原文用的哪个词、说的什么意思。译者还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的中国特色译文，第七章还出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样的表述。我猜，作者跟党可能没这么亲昵，起码还是会叫全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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