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达尔文主义、演化论与路径依赖
2013-12-03
初读徐英瑾老师的《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就被其中既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又有生动的实例佐证而深深吸引。作为主修社会学的学生，我一边阅读一边就开始了反思：社会科学是否曾在发展历程上受到自然科学影响？说实话，在我接触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时，教授即以自然科学的达尔文主义作类比——直到徐老师用清晰明了的语言向我道明这种比赋背后存在着可以质疑之处。
在第一章中，徐老师用很大篇幅向我们讲述了新达尔文主义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入侵”，但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入侵者”正在重复当年赫胥黎和斯宾塞所曾走过的“以生物学现象比附社会学现象”的老路。的确，从结构功能主义等纯社会学的理论兴起以后，社会学本身似乎已经自成体系，不用再处处寻找“生物学的救命稻草”来壮胆。甚至，许多理论预言似乎与研究蚂蚁、猩猩的生物学家所得出的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却能在社会学的框架中自圆其说。
正如徐老师在书中概括的，人类的社会学行为中不可能没有生物学法则留下的痕迹，而某种建立在生物学实证基础上的社会学学说，就获得了纯社会学领域无法拥有的某种“科学性”。这在社会心理学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人的群体行为与动物界多有类似。但是，很多只有人类社会中才拥有的例如暗示、“礼尚往来”等行为的解释，似乎又因其独特性而不可能找到成熟的生物学类比项。从这个意义上，似乎也能发现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力边界。
我尤其对第二章《演化论与智慧设计论的对决》特别感兴趣，徐老师总结出了五个反智慧设计论的观点，并对它们的论证效力进行评估。其中，我尤其注意到了反驳意见三：演化是可以通过累积成果来完成复杂结构的塑造，而不必牵涉到智慧设计。反驳点则在于演化时间上，纯粹“不作弊”的演化会比实际我们看到的演化时间长很多倍。
关于“演化边界”这一理论，书中使用了疟疾病毒和南极洲鱼类的演化例子作为对比——为什么鱼类可以适应环境，疟疾病毒就不能在演化中变得“适应全球气候”呢？从这个意义上，演化速率似乎没有一个定数，但是我更想问的问题则是，疟疾最后会演化成为“适应全球”的一种病毒吗？我个人持否定态度。至于原因，我其实仍然倾向于通过演化论中的概率计算来证明，并不希望引入智慧设计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无底洞的解决方式。
对于人类繁衍，在一些攸关种群生死繁衍的重要性状上，似乎自然选择体现得还更多一些，在“美丑”、“毛发颜色”等无关乎生死存亡，而更多是为了体现多样性的性状上，似乎自然选择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而是和平共存——才能形成我们丰富的人类社会，而不是只有美女、帅哥的社会。
最近在专业课上，老师强调了一点叫做“路径依赖”——当“路径”被建立起来，后来者就倾向于沿着已经成功的路径继续重复打成，直到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为止。读了本书之后我就想到了这一点，从而产生疑问——是否演化当中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例如身体形态、交流方式，如果并没有发现明显不适应现实的情况，就倾向于继续过去的路径，即选择路径依赖。而智力等随着时代发展，如果有明显不适合之处，则会在演化当中抛弃这条路径。如果按照路径依赖与否，来判断演化的变异程度（或者说，演化的速度），也许能够给演化论提供一种比较有益的解释路径。
其他令我印象深刻之处，例如在第七章《演化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徐老师指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们面临的一个矛盾：唯物主义者们认为DNA属于自然，从而否定了人类历经上百万年斗争所留存下来的、精神系统中的形态，而它们恰恰最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社会的历史的”，是其代表产物……
全书以非常独到的视角、精辟的说明和到位的举例，生动形象、深入浅出阐释了多方观点，并用自己独有的敏锐批判做出了判断或评述。
以上就是我阅读《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所想到的。我也将继续在哲学世界中遨游，探索更多、体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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