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千年？开创千年？
2015-12-31
《千年终结》
作为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千年终结》似乎比之前面两部《网络社会的崛起》与《认同的力量》野心更小，手笔更具体。卡斯特放弃了恢弘壮阔的宏大叙事，而是站在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中，对照历史过往，满心憧憬着对下一个时代的期望。
相比久负盛名的的三部曲的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千年终结》似乎无论在名气还是影响力上都略逊半筹。但安东尼·吉登斯还是对本书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目前描绘全球信息化时代轮廓最杰出的成就。”如果说前两部分是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前所未有新时代的堂奥，那么《千年终结》则是重新回归现实世界，理解在新千年的世纪里，世界将如何变化，即“研究世界的联系和国家的个性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全球社会变化过程。”
所以卡斯特一改前两部作品的行文方式，直接从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苏联解体入手,将此原因归结为苏式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向信息时代迈进过程中的失控。此外，全世界的不平等、两极分化、社会排外现象的出现也被一一论述,而对非洲遭遇的不幸，卡斯特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也表示了其深切的关注。而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卡斯特对了亚太地区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原因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探究。有关中国的文字，作为其重点部分，在现在看来依旧十分具有启示意义。而欧洲一体化进程，卡斯特认为其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将衍生出一个“互联国家”的概念,但现在看来，卡斯特却有思虑不周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还论证了严重影响很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的非法经济问题，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这常常被人所忽略。所以，在内容安排上，全书主要分为：苏联的奔溃、第四世界的兴起、全球经济犯罪、亚太的发展、欧洲的统一这五个主要部分。
卡斯特大发言似乎总是出人意表，在全世界为旧世纪感怀，为新千年的来临而祝福祈祷时，《千年终结》作为引领时代发轫的前哨，却在前言的第二句便讲到：“但并未如此：总的来说，第一个千禧年结束就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至于第二个千禧年，对那些等待某种预言的人，得满足他们自己预期千年虫全球电脑奔溃——它没有发生——所带来的情绪。”（p1）[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人们要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的世界不是因某个日期时间而改变。
但世界终究还是在信息时代迎来了一场剧变——“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球各处建立起来，将全世界有价格或价值的人及活动联结在一起，……一个真实虚拟的文化，围绕着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视听宇宙被建立起来，渗透到每一处精神表征和沟通传播中，以电子超文本整合文化的丰富性。空间与时间，作为人类经验的物质基础，已经被转化了，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废除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P2）”[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其中一个颇令我注意的词汇是“渗透”。网络社会借由新技术的腾飞，逐渐占据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为其基本因子的信息，恰好就是这样一个逐渐渗透的过程，不仅渗透进管理方式、生产方式的每一分肌理之中，也化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渗透入各个环节。
在这部十几年的语言中，信息化、网络化这些词汇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神奇的生命力（即使今天看来依旧如此），但在这些因子逐渐渗入我们生活的同时，还需反问一个问题：是否真的只有这些渗入了我们的生活？
赫伯特·席勒曾经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里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其大义如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种新技术只有满足资本家们可以获利的基本要求，才会被加以研发，进而投入生产使用，于是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天生地具有资本主义剥削式的色彩。今天我们受益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思想发展处各种诸如“互联网+”的概念，但这些思想首先是啊将我们拽入一个商业消费的世界，而非创立者们初衷的合理有序、自由公正的社会秩序。而依照现在的真实状况来看，信息化最大限度地便利了消费主义，却并未在政治、社会领域发挥出卡斯特曾经设想的能量，不得不说，是一种难言之痛。
而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恰好也符合文森特·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性质的定义——空间性。“传播与信息过程以及传播与信息产业对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经济重构做出了根本性贡献，这个经济重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在商务的空间聚合中产生了经济权力的集中。”（p193）[ [美]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有鉴于此，新的信息力量自然会成为渗透入我们生活的资本力量，一如现在风行的互联网思维，其实质不过是利用互联网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思维而已。但孟德斯鸠也讲，凡有商业处，便有美德。技术既无好坏，也非中立，网络终究还是我们无法完全认知的事物，这也是卡斯特利用真本书讲述的道理。
一、苏联的崩溃
前几年，尤其是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总结了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后，国内又掀起了
一阵讨论苏联分裂的热潮，卡斯特也在《千年终结》的开篇，便讨论了这个问题。
尽管卡斯特限于当时大部分资料尚未解禁，认为阿富汗战争等战争因素对苏联的轰然倒下作用微小，但在另一个角度上，卡斯特却给出了关于苏联奔溃的有一重解读——处理信息能力体制呃欠缺。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卡斯特的“信息主义”，他对信息主义的定义是：“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把生产要素的结合和使用加以极优化的质的能力。信息主义的崛起是和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网络社会。”（p89）[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把这一概念进行拆解，我们可以得出其核心即一种“发展方式”，而承载这种发展方式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构，而是独立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p569）[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国家主义的体制在转型时的机制失灵造成的吗？
“20世纪最后25年的特色是由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由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型，就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言都是如此，其过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在苏联，这种转型所需的做法，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体制以及党的干部的既得利益。由于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者，看到了苏联转型为具有更高生产力和技术能力的体制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放手一搏，让社会克服干部对改变的抵制，并以公开性代替经济加速，成为改革的第一线。但是历史显示，俄国社会一旦进入了开放的政治空间，因社会长期受到压迫，所以它将拒绝依照国家预定的政策来重塑自己，把握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意味着不可预测与不可控制。”（p5）[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这番说法似乎有些“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意味，毕竟苏联不只有一方面不适应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作为一种权力自上而下层层传达的国家体制，如何转型为可供民意、思想、信息从下往上的社会式社会体制，并释放出“社会”的力量，在苏联这样一个自诞生伊始便伴随着国家主义的国家来讲，的确困难不少。另外，正因为苏联还加入了“苏维埃共产体系——为了确保党可以全面控制国家，而国家则全面控制社会，其控制是借助于两根孪生的杠杆，一是中央计划经济，另一是严格管控的文化机器所强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一体系无法由工业主义过渡到信息主义。”（p6）[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积重难返的僵化思想和经济让苏联无法过渡，完成转型。
哈耶克也曾有过这种忧虑，认为中央计划的经济最终会成为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卡斯特在信息社会的语境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不单是意识形态的压迫和信息控制将会阻碍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传播，更严重的负面作用在于，由于长期的规训式教化宣传，苏联人民也逐渐失去了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失去了一切技术、理念和创新的核心——人，才是僵化式体制最致命的损失。
但当然，这并不是国家主义本身的问题，卡斯特也以日本作为反例，指明了适当的国家主义还是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的。弗朗西斯科·福山近年来也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修改了自己曾经的结论，慢慢沉淀出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三块基石：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国家能力是指政府保护人民与维护公众利益的能力，政府权力越大，国家能力就越强；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则是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卡斯特本人在近年发表的一些讲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回到苏联，卡斯特认为，苏联技术危机的核心在于苏联式的国家主义本身的逻辑问题：
1.本身应该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的军事力量，被历届领导人放在了国家重中之重的地位，军事权力无可置疑的优先性，过度的国防预算让国家经济本末倒置；
2.所有的建设，都围绕着维护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存在的理由，却忽略了动力主体——国民的需求。加之垂直的政治命令推动经济，割裂了研究单位、生产单位之间本应有的联系，效率、质量自然大幅下降；
3.沙文主义不仅酿成“布拉格之春”、南联盟独立的后果，也让输出的共产主义理念最后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苏联自身也与世隔绝；
4.无法将经济社会的某些部门现代化，因为技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修正个元素互动的整个体系便无法真正成功，但苏联无论内外因素都不能承担这一后果。
讽刺的是，在本章开头的引言处，卡斯特特意找到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后的一次演讲：“如果苏联能生产5000万吨生铁、6000万吨钢、5亿吨煤、6亿吨石油时，我们就能保障自己不受任何不幸的侵害。”（p1）[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苏联的确做到了，并远远的超过了这些数字，但是苏联倒下了。
在该章的最后部分中，卡斯特又表现出了同样作为知识分子，对一个乌托邦、一种理念、一次人们对抗灾难的抗争、一个曾经伟大辉煌的人类社会实验的感叹。
“然而，最令人讽刺的历史灾难是共产党国家建构了人类团结的价值，而三代的苏联人民皆受教于此。多数人民真诚地相信，他们彼此分担苦难，并互相帮助以建立一个较好的社会，但他们逐渐发现，其信任被享有特权的官僚阶级有系统地滥用。一旦真相大白，苏联人民的心理创伤将可能持续一段颇长的时间：生活的失落感；根源于日常生活的人类价值堕落。因此，在民主的激励与苏维埃解体之后的热潮消退后，犬儒主义与暴力充斥整个社会。”（p67)[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而今天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部分历史虚无感和此不无联系，因而以此为鉴，也是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
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卡斯特似乎也显示了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的不以为然：“至于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试验中获得的重要教训为理论的架构与政治计划的历史发展应保持基本的距离。坦白地说，如果是用认真的企图将之实现的话，所有乌托邦理想都将导致恐怖。理论，和与其密切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叙事，可以使（且曾是）有用的理解工具，同时也可以用来指导集体行动；但它只能是工具，而且通常要根据经验而被修正，在这个人类肉身不完美而奇妙的世界，不该被当成复制或再生产的图式，因为这样的企图不过是将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合理化。最糟的是，其支持者深信并将之实现，如此的理论建构成为政治基本教义派的根源，并成为独裁及恐怖的暗流。……当相逢们，通常是知识分子，为了满足其权力的欲望与理论的教条，意图加快历史的脚步而超过社会所能承受之时，可能会成功并重塑社会，但通常是在压制灵魂与折磨肉体之下完成的。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因此而在图书馆中寻求安慰，反省其过度扭曲的革命之梦。然而，自苏维埃经验获得的主要政治教训为革命（或改革）在人类生活中是如此重要且代价高昂，以至于无法将之仅置于梦想或理论。……政治理论所启发的人为乐园将随着苏联政府的解体而永远埋葬。因为从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学到的重要教训是，没有历史意识是超越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之外的。”（p67—69）[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共产主义想来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但至少在卡斯特这里看来，这种理论指导的社会革命，在苏维埃的土地上却是一次失败的试验。共产主义理想，似乎也只是一群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美梦。
卡斯特似乎更加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对这类宏大叙事嗤之以鼻，国家主义在他的叙述里，自然无法在信息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苏联国家主义留下最长久的遗产，将是历经数十年被系统性否定存在的市民社会，并且被压缩成只求原始基本认同与个人生存的社会关系。……没有一个地方比处于信息社会历史边缘的苏联民族主义崩溃所造成的荒原，更需要在全球流动与文化认同之间进行长期奋斗了。”（p71）[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很明显，市民社会这一内核才是卡斯特追求的。自由流动且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经济活动，拜托强大国家力量的束缚，才能激发出信息文化的内在价值——满足各种活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所有市场主体具有更大的选择权，从而发展民生。苏联因此而亡，未来也将会因此而兴。
但同样面对共产主义，面对国家机制，卡斯特对中国制度则给出了另一种意见。
二、亚太的发展
尽管同样都是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信徒，同样都拥有权力至高无上的党，并通过中央计划体系控制经济，严守意识形态，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全中国的基层从乡村到生产单位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阶层性网络，费孝通曾提出的传统意义上的“皇权不下乡”就此成为历史。
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卡斯特给出的一串数据令人玩味。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37%下降到1992年的19%，中央政府的总体税收收入更是在1993年只占全国的35%。数千年来强干弱枝的政策，因为解放发展的原因而中止。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现代化则成为了展现国家权力的工具，也成为支持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新原则。卡斯特对这些举动都大加赞赏。
在本章的《民主、发展和民族主义在新中国》这一节里，卡斯特引述了一些西方中国研究者的观点，认为在这种发展的趋势下，当中国新城市中产阶级增长以及一个更强盛而有影响力的公民社会到来时，共产主义权力不是逐渐腐蚀就是突然崩溃。卡斯特则认为，“目前，可用的信息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共产党组织网络牢固地控制大部分的志愿性社团和市民生活的表现，党征服了公民社会，媒体是开放和多元的，但是在政治正确的边际内……对中产阶级来说，赚钱和花钱是太忙了，从而证实邓小平的通俗经济学达到革命的新舞台。此外，因为接近政府机构和党掌握控资源的机会在企业中至关重要，而且因为机会是丰富的，当每个人献身于个人的‘原始积累’时，很少有人对拆除这个体系或打开它感到有兴趣。……中国浮现的市场体系借着打入仍占优势的指令式经济的市场缝隙所得到的竞争优势而发展。”（p361）[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卡斯特只预测正确了一半。
另一半在于，卡斯特仍旧认为中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最终走向一个更类似西方式的民主化体制，并且这不是因外力作用，而是内部民众因为经济条件满足后自然而然的政治诉求。但至少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发展却既改变了这种经济学定式思维，也改变政治学的刻板圭臬。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发展的还要比有民主更好。特别是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欧美的衰落，给了“只有民主才能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这个之前所有人都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致命的一击。这一点在卡斯特后来接受中国国内媒体采访时已经进行了修正，“中国是一个由国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于资本主义，市场只是一切都要用金钱、货币来计算，因为市场并不等于社会，社会还有其它的目标。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政府不仅要把市场打开，联系上世界的经济，然后让市场来创作财富，而且还来负起对社会的责任，需要考虑中国、亚洲乃至国际的种种复杂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要考虑社会正义，在历史上一直如此，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引发社会的冲突。”[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9&id=46151]而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也的确像卡斯特所讲，例如逐步放开民间力量，使其发挥作用。但在根源上，依旧保持不变。
卡斯特在本章讨论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及香港的崛起时，便被卡斯特概括为源于政府主动进入经济自由化与国际化。并在比较了亚洲四小龙的共同特点后，认为其经济腾飞的因素有：
1.民族与地缘政治的紧张、冲突下的结果；
2.基于对外导向的经济；
3.没有农村地主阶级；
4.受过教育的劳工的可用性；
5.适应信息化的模型和全球经济变迁模式的能力。
所以卡斯特也在最后强调，这些国家，其实质都是在新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下通过一种非社会化的动员而实现的经济迅速增长，由上而下的力量明显地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发展。而李光耀、蒋经国等这些领导人，也因其眼光与手段备受赞誉。
“在东亚四小龙的经验里，大部分共同的重要因素背后，似乎存在着一个所有共同性中最为重要的：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高素质劳工的生产力和对它的后续控制，航向茫茫大海的世界经济的策略性指导，引导经济过渡到信息主义与全球化的能力，工业多样化的过程，科学和技术基础的开创，及其在工业系统中的扩散——这些都是关键性的政策，它们的成功决定了发展过程的可行性。政策，当然是政治的结果，而由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从自在（in itself）的政治主体过渡为自为（for itself）的政治机器，是接着坚持称为唯一合法性原则下完成的，而此合法性原则似乎可以不受到威胁，因为国际势力共同看管其命运：经济发展。”（p318—320）[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虽然不可避免地，四小龙在再结构的过程中逐步发生了变化，但倘若就以此推测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还欠缺足够论据。
原因主要包括：首先，民众天然地对国家抱有的幻想与好感足够维持国家主义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在中国盛行。在一次次地方群体事件中，即使民众反抗力量再大，人数再多，但都对“中央”或抽象的“国家”这一符号抱定足够的信心，并以此作为自己与地方“腐败势力”不妥协的理由之一。在传统叙事中，紧跟国家政策，相信国家力量一直是备受信仰的理念，因而也维系着党作为一个大家长式权威的存在。项飚曾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中提到了中国人独特的国家观念，即“国家”是一种被自然化与总体化的范畴，被赋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老百姓不觉得国家力量强大会是什么坏事，更不会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需要制约和平衡其力量。一般百姓反而对社会力量抱有极大的怀疑，认为“社会上的”人和事情是一种异类般的存在。与寻求市民社会式的自我管理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跟国家建立联系。[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年10期 117—132]这一特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后，即使中国社会已经足够市场化，却依旧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并与历史传统相结合，形成“家国一体”的概念。
回到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信息网络在中国这些年来的实践，的确出现了如卡斯特评述台湾、韩国、香港这三个地区时的一些市民社会的元素，如环境保护、平权运动等。但我们也要看到，国家主义甚至国族主义、民粹主义也在这样的网络空间中酝酿加强，并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爆发出其力量。信息网络既能加强市民社会的多元性，也可加强其巩固国家主义的极端性。
所以卡斯特对中国面临的前景其实也不能明确判断，故而只是模棱两可地讲：“如果中国在过渡到信息时代中成功地管理全球化并整顿社会，它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至少在1/5的人类中是存活且健全的，而且如果世界上的国家面对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觉得无力，他们可以寻找替代方案并在中国经验中得到灵感。但是，这当然只是可能的行动方式之一。相反地，也可能发生的是，中国失去对其经济的控制能力，一连串快随交替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损坏了国家，触发社会暴乱并引起政治冲突。如果是那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将终结其历史路线与进程，而资本和信息的全球流动会无可争论地到来。”（p371）[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于是，卡斯特自然将未来的希望寄予了欧洲大陆。
三、欧洲的统一
卡斯特对欧洲发展的展望，在今天看来过度乐观，至少以这几年来的债务危机以及宗教问题来看便是如此。但考虑到卡斯特的乐观主要是基于经济、技术与沟通的全球化以及平行发生的认同确认作为其意义来源这两股思潮，这也无可厚非。
而卡斯特也预测到了这一过程中的阻力，他认为一体化首先在三个方面必须达成一致：
1.欧洲经济要配合德国的经济需要而订定财政策略，使之能顾及到通货紧缩策略，特别注意到东、西德间货币币值统一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
后一个问题随着欧元的使用而解决，但前一个问题，在近几年越发成为现实——德国不是因为经济不平衡而影响欧洲整体经济，而恰恰是作为欧洲最稳定、最强大的力量，支持现有状况而不至于一体化局面走向分崩离析。
2.欧洲组织要朝向建立一个较高层次的超国体目标而努力，如此才能克服法国的抗拒和英国的阻力。为了使德国免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敌意而能重新定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欧洲统一是唯一的方法。
在这里，卡斯特似乎是多虑了，德国凭借经济优势与快速发展，早已摆脱了二战后的烂摊子，成为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动机。英国依旧作为孤悬海外的存在，在此次危机中独善其身，法国则不然，在卡斯特时代抗拒一体化的法国，如今成为了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却也是一体化后移民问题的受害者。
3.德国请求十二个欧洲共同体会员国认可，英国支持这项请求是因为想将欧洲共同体的势力扩展到北部及东部；奥地利、瑞典及芬兰等国支持德国意见，希望能平衡欧洲共同体，加入一些较富裕及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从而弥补部分贫穷国家的负担。
从欧盟建立伊始，便在积极寻求扩张，并在数年的时间中发展了如乌克兰、土耳其这类传统意义上的边缘性欧洲国家，这些国家不止在政治门槛上与欧盟标准相去甚远，经济上更是距离平均线有很大差距。但此时欧盟寻求扩大，已不是卡斯特意料中基于各种有利因素的发展，而是将欧盟边缘国家发展为对抗俄罗斯具有战略价值的前哨。
卡斯特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无遗憾地表示：“欧盟势力要扩展到东欧的时间表将可能会延长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左右，同时，也将为欧盟的实质整合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即使是和欧盟最穷的国家比较，这些以前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技术条件和情形与欧盟国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更进一步，若完全按照博弈论来看，成员越多，决策过程越复杂，且有可能会使欧洲整体的制度运作瘫痪，最后，欧盟只能被当做一个自由贸易区，而有较少的政治整合性。而事实上，这也是英国会极力支持扩充会员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会员国越多越复杂，对各个国家的主权威胁将会越低。”（p379）[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事情的发展似乎已经超越了卡斯特的最悲观预期。单就今年的希腊公投就已经把欧盟拉到了是否会走向分崩离析的边缘，而这仅是绵延数年的债务危机的一小步，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已经让隐忧暴露。乌克兰战争同样说明，其实各国关系与欧盟成立与否并无直接因果，凯撒的依旧归凯撒，原苏联联邦的内部问题还是不容西欧国家置喙。
而现在摆在欧盟国家最大的问题则是移民问题，一个让卡斯特也无能为力的问题。
在《America Alone：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一书中，作者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1970到2000年，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1970年穆斯林以外没有多少人拿伊斯兰当个大问题，然而今天它是全球性的。9.11等事件只不过是揭示了早就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个形势的改变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
1.人口减少；
2.发达西方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可持续性；
3.文明社会的衰竭。[ Mark Steyn：America Alone：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6-10]
这一趋势如今进一步加剧，加之中东的战争问题，无数难民涌入富饶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文化冲突，却是卡斯特始料未及的。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卡斯特的小标题是《欧洲认同或欧洲计划》。虽然讨论了教会认同、民族认同的艰难和欧洲认同的可能性，但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根本性的：人没了。
终结的千年只是西方式千年的终结，即代表封闭化、单一质的时代的终结，却并不能说明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千年已经终结。这也正是为何在讨论其他非西方国家时，必须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入手的原因。但当理念不同的群体却身处同一个世界时，矛盾自然不可调和。因此表现出各种极端力量对欧洲的一次次攻击，并且这些攻击都是以信息网络这个本被寄予了良好期望的公共空间作为策源地的。今年的巴黎暴恐事件与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已经作为警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
此外，21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的人口都迅速老龄化。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1，现在美国是2.1。加拿大1.48，欧洲平均1.38，日本1.32， 俄罗斯1.14。
对高福利的欧洲国家来说，老龄化是大政府的灾难。与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算小政府了，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假设到2075年人口比现在增长30%，而且即使这样，在2017年以后也是赤字运行。美国尚且如此，那么出生率只有不到1.1但是政府什么都管， 福利体系大得多的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会怎么样呢？
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生率也在下降，但这里是谁下降的最快的问题，是最后剩下的人通吃。何况欧洲现在基本是在依靠移民稳定其社会劳动力。十年之内欧洲就会穆斯林化，其政治文化特征将彻底改变。
四、卡斯特的忧虑：剥削与全球犯罪
在《千年终结》第二章与第三章，卡斯特的核心议题即在新的时代中，世界又将面对怎样的问题。卡斯特认为主要有因全球化经济导致的过度剥削和因网络连接后导致的各种跨国经济犯罪。
其中第二章的结尾，卡斯特将这种剥削总结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并且“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皆源于贫困，或正走向贫困。这些黑洞在社会/文化方面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世界，然而它们彼此间相互进行交流。它们在经济上借助特殊的市场联结（例如，借助毒品联结卖淫的犯罪经济），而且它们与国家间有着官僚政治的联结（一些为牵制它们而设置的机构，如警察与福利机构）。……社会排斥常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系统性的对不具价值的人们进行区域隔离、切断他们与有价值的功能与人们的联结网络，事实上，这就是网络社会的空间逻辑的特色之一。”（p187—188）[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这种特点和第三章的各种经济犯罪，共同构成了一幅卡斯特脑海中的未来世界的黑色地图，也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但这些恰似硬币的另一面，是不可消除的，并共生于我们所以来的网络社会的种种便利。而且在现有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减小这种负面影响，似乎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方法。
于是只能向卡斯特一样嗟呼：“在这千禧之末，从前所谓的第二十届（国家主义世界）缺乏统御信息时代力量的能力，已经瓦解。在此同时，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有关联的实体也已消失，它的地缘政治意义空洞化，而它们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高度分化状态。然而，第一世界则是尚未完全拥抱新自由主义神话的世界，因为一个新的世界——第四世界已经浮现了，它包含遍及这个星球因社会排斥而造成的各式黑洞。……在信息化资本主义选择性地进行分类、福利国家政策瓦解、社会排斥增强之时，他们的数量在每一个角落持续壮大，可见度提高。当前的历史脉络之下，第四世界的兴起于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不可分的。”（p189）[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五、结论
虽然卡斯特不愿明言自己对未来学家这一名称的认同，但从其预测来看，他并不愧此称谓。他对重新定义生产、权力与经验的基础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经济再结构，以及文化的批判。这些无疑都是构筑新的历史所必需的元素。
最后一章的几个小标题也说明了卡斯特的态度：新世界的开端——一个新社会——社会变动的新大道——越过千禧年之后——怎么办。
尤其在最后一部分，卡斯特摒弃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转而又回到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中的观点，将未来预想为“不再有后设政治学，不再有‘哲人王’，也不再有知识分子自命如此。最根本的政治解放是人们从不加批评的坚持与固执中解放他们自己，而获致理论的或意识形态的计划，然而，也应根据不同的来源使用任何对它们有效的信息分析，在他们的经验基础上建设其实践。”（p429）[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一切回到最基层的人民大众的手中，意义与方向都有自主的个人所掌控，这种自由主义的理想，似乎是一个从国家主义乌托邦转向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过程。其原因在于卡斯特自己认为，共产主义的实践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死巷，为教条政治所误导的牺牲告诉后人不该重蹈此覆辙，于是需要全新的方式诠释世界，这也正是卡斯特作为一位终生致力于新秩序构造者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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