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
2006-12-25
我读完《地学革命风云录》时，对这段结语，还没有太多的震动，只把它看做一个学者的某种猜想。去年秋天在南京大学听他的演讲，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起初使我困惑。在我的内心深处无疑也是坚信着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学说。在我那次长达100多天的海上生活中，达尔文精彩的航海日记和他的报告始终放在我的床头，并和《地学革命风云录》堆叠在一起。我并没感受到许靖华与达尔文的矛盾。那次许靖华的演说使我内心里有了震动。1994年春天我再次在南京时，在一个周末，我拜访古生物学家穆西南先生时，他谈及新近出版的由他主编的一部关于古生物学新理论新学说的书，其中有一篇是从新发现的动物群化石来质疑达尔文学说的评述，并取出一本刚收到的一位台湾学者寄赠他的书，这就是由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许靖华的《大灭绝：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许靖华著，任克译，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一版）。我带回了这本书，一打开便不能放下。
在《大灭绝》一书中，许靖华用通俗活泼的文字介绍了生物演化的科学事实。他描写了自十八世纪末恐龙化石出土以来，直到深海钻探计划，一切有关古生物演变及环境变化的研究历程，揭示出因深海钻探计划的成功，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生命史过程的了解。
纵观地球上的生命史，就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地球上现存的物种虽然数以百万计，但是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物种却几乎都灭绝了。因为在五亿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某一时代的物种总数变化不大，但物种的平均寿命是短暂的，就像人类历史中个人的生命十分短暂一样。现在还活着的种，大约只占地球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生物的百分之一。
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任何一种生物演化理论，不仅要解释物种的新生，而且必须解释物种的灭亡。对达尔文来说，生物灭绝的机制与生命产生的机制毫无二致。每种生物个体都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其他生物，而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在如此难以胜数的生物个体中，自然界进行着独具创意的选择，只有那些机能的特征最能适应其生活方式的种属，才能幸存下来并不断繁衍，将优秀的品质传给后代。反之，不适应者只有灭亡一途，其弱点亦将从种群中消失。当某种变化中的种群因为某种原因与主体的演化趋势隔绝，而无缘发生混种时，就会变成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种。尔后遇到有亲缘关系的种属时，其中的一种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无情的扑灭竞争对手。达尔文如此解释他的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
“我想，生物界将无可避免的遵循这一规律：在时间的长河中,新的物种通过天择应运而生;而另一物种则日趋减少，乃至灭绝。起源相近的生命形成，同一种群的各种变体，同一属或相关属的物种，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结构、素质和习性，通常会陷入最激烈的竞争之中。结果造成每一个变种在演化进程中，势必对最接近的宗族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求置之於死地。”
现代生物科学已证实了达尔文在百余年前提出的生命皆有共同祖先的预言。在达尔文的时代，人类对基因或DNA还一无所知，所以他的思想十分不同凡响，并引起激烈的争论。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沃森和克里克破解了DNA分子结构的共同语言，重新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孟德尔关于基因的研究之后，达尔文的预言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也昭示了达尔文的远见卓识。
许靖华质疑的其实是达尔文的“天择说”。即从生物灭绝现象出发来对其提出反证。对许多学者来说，达尔文天择理论的核心缺乏根据。生物演化的动力可能是自然选择，但是选择者并非竞争对手，新种的诞生也绝不是对老物种的死亡宣布。许靖华对达尔文质疑的根据主要是恐龙和其它古生物的突然灭绝。按照达尔文的学说，这些横行在六千五百万年以前的怪兽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失去了生存竞争的能力。动物生存竞争的竞技场是自然界，达尔文把它比作一个“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的弹性面，受着连续不断的敲击。有时敲到这个，有时打着那个。”每一个楔子好比一个生物种或变种，而每一次敲击就是天择的驱动力。由于每一个楔子可以往里挤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打进去一个就非挤出一个不可。因此，一个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想必会排斥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
许靖华在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有关恐龙灭绝的探根究源，如同该书的副标题“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他以一个个独立而又连续的故事，揭示了探寻恐龙灭绝秘密的过程。在地质历史中的白垩纪末期，即距今6500万年前地球曾受到陨星(慧星或小行星)的撞击。正是这次撞击，导致地球上生物种属大规模的灭绝，其中最主要的是恐龙。制造这种灭顶之灾的“杀手”是来自宇宙中的“天外来客”。“天外来客”撞击地球何以具有这样大的杀伤力？当陨星撞击地球时，造成漫长与黑暗的“核冬天”降临，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引起生物链的瓦解；另外，巨大的撞击甚至可以诱发火山爆发、大陆分裂等，使全球气候与环境产生巨大灾变，从而引起大规模的生物灭绝。当然，地球还遭遇过多次陨星的撞击，而以这次为最。
通过这种“对一个消失年代的寻找”，达尔文提出的生物演化的规律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许靖华指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失去了意义，因为大多数物种的灭绝是由灾变引起的，那么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将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正是这种大自然的灾变促成了生物演化的巨变 。
该书的另一特色是充满激情和对人类处境的忧患意识，他的某些观点和语言也许是偏激的，但这源于他的科学良知。在中文版序言中，他写道：
“……我们如今愈深究生命历史的记录资料，适者生存并非自然规律的事实就愈明显，它只是英帝国的邪恶政治哲学。愈钻研史料，就愈发现达尔文主义主张的自然选择并非科学，而是宗教信仰。”……
适者生存理论被奉为自然规律，顺应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正是为了对这种“宗教信仰”的质疑和批判，许靖华才写了这部《大灭绝》。他指出地球生命历史过程并非残酷的争斗，而应是共演，花无蜂不能传种，珊瑚无共生藻类不能存活，人类最后消灭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也会灭亡。在十亿年的自然过程中，互助共存是通则，互斗而亡才是特例。地球的生命历史上根本没有生存竞争这回事，更没有保存优秀种族的自然选择。这就是近20年来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得出的新解释。
造成达尔文思想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固然他受制于当时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水平，但更重要的是他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得到的“灵感”。达尔文的种数空间有限论，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空间有限论，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1838年10月，就是在我开始进行自己有系统的问题调查以后15个月，我为了消遣，偶而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物和植物的生活方式的观察，就已经胸有成竹，能够去正确估计这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生存斗争的意义，马上在我头脑中出现一个想法，就是：在这些自然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应该有被保存的趋势，而无利的变异则应该有被消灭的趋势。这样的结果，应该会引起新种的形成。因此，最后，我终于获得了一个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达尔文回忆录》，78页，商务印书馆，1982——笔者）
这样我也就理解了许靖华何以把达尔文主义归入邪恶的政治哲学。“发明达尔文主义的不是达尔文。他只是给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学烟幕，促成霸权主义如野火燎原席卷世界”。这部书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告诉读者：达尔文主义并非科学，其实是以传统英国社会哲学为基础的错误科学解释。
许靖华的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他否定了物竟天择，用与达尔文迥然不同的观点观察生命。在本书结尾，他写到：“根据我们从地球生命史中学到的更古老的格言，我相信人类必须真诚相处，不要假装明嘹谁是适者，谁又不是适者。相反，我们倒应当对各种生命形式和滋育生命的各种方式采取兼容的态度。回顾长达数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我感慨万千。这就是我对道家生存哲学的认识。”我记起在我那次难忘的海上考察中，我带上船的书中还有一本《老子》，在如摇篮般的舱室里，我曾躺在床上，听着涌浪撞打舷窗的声音，读着这本薄薄的小书，“道可道，非常道”，我记住了这句话，但我不知道是否理解了老子。对许靖华，我是否又真正理解了呢?
注：此文完稿后不久，我收到西安西北大学友人寄来的该书的另一中文译本《祸从天降--恐龙灭绝之谜》（许靖华著，翦万筹、王媛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附信中讲此书多堆集在书库中，征订数极少。我发现此译本的“序言”与台湾版的有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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