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行走文学
2011-06-23
似乎在中国国内读者的视线里，陈丹燕三个字并不是太熟悉。陈丹燕20世纪80年代以儿童文学的创作开始登上文坛，而后其儿童文学的创作频频获奖，1986年创作的《女中学生之死》开中国青少年文学中少女文学先河，并在日本等海外引起巨大轰动。1992年发表的《一个女孩》及其译版获得了欧洲等国的大小奖项，其中包括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金奖和德国国家文学奖银奖。陈丹燕的儿童文学创作贡献如斯，但文学史上似乎并未将其归入为儿童文学创作作家，而陈丹燕更为人所知的大概还是她的“行走文学”，或者称游记散文，这是在早期作品获奖而出使外国后得到了启示而后转变的风格。
暂且撇开陈丹燕早期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创作不言，就其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的1998年出版的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而言，可视为陈丹燕从儿童文学创作转向成人纪实文学的过渡期，它开始标志着陈丹燕创作方向与风格的转换，也愈见其文笔及思想的渐趋成熟。
一、上海——行走文学的滥觞之作
1998年到2001年陈丹燕创作了次第登上畅销书榜的“上海系列”：《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作家》。陈丹燕身居上海，此系列一出，陈丹燕顿时被评为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小资教母”。但就如陈丹燕曾说的：“严格说我不算地道的上海人，我8岁才到上海，整个青少年时代都不能认同上海，不喜欢上海，觉得它没有英雄气。我一直是喜欢西方的，读书只读翻译小说，心里的梦想都是远离身边世俗生活的。只是到了1992年，我真正到了我喜欢的欧洲，才发现我其实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不光有一个地道的中国胃，连思维、心理的习惯，都是中国式的。然后回到上海，重新打量这个城市，有了不同的感觉，开始比较深地探寻和了解这个城市。” 可以说，“上海系列”算是陈丹燕的“华丽转身之作”，也是她行走文学的滥觞之作。
现在几乎每年，陈丹燕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四处游走，旅行对她而言，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她接连不断的人文随笔里，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这些在我们的文学阅读中亲近而又陌生的国家真切地浮现眼前。有人评论她是“为写而走”而遭到她本人的否认，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为写而走”还是“为走而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游记本身的人文气息和人文思考。就如在她2002年出版的欧洲游记《偶遇》中，收录了她1992、1996、2001年三次在维也纳施特劳斯纪念碑前留的影。岁月流逝的痕迹。她写她的欧洲生活，写她在慕尼黑居住的雪堡，写她热情善良的朋友，写她走过的形形色色的教堂、古堡和博物馆。她写欧洲的古韵和华美，写欧洲历史的曲折和残酷，写异乡人的沉默、敏感和骄傲。在里面她提到了德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的道歉，整个德国民族的反省，又想到了日本对于抗日战争的态度，悠悠地引发了思考，干净纯净的文字也同样起到了震慑人心的效果，这种就是游记的真正内涵所在吧，这也是陈丹燕的游记散文在今天的文坛上自成一家的原因所在吧，有一颗纯净的心，才有可能写出纯净的游记。
陈丹燕说，肯去流浪的人心气总是高的。这让笔者想起了三毛。若要追根溯源，说到“行走文学”，怕还是三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行走文学之母”。稀奇的又环境恶劣如斯的撒哈拉沙漠、热情如火的自由的西班牙、欧洲的某个安静的小镇……三毛的文笔是浪漫的，是率性的，而在海峡的这一边，近十年后陈丹燕以一种极雅，带着思考，带着品味的游记散文，不自觉中与海峡那一边已逝世的三毛遥相呼应、相互衬托。
二、淡漠中的伤痕
这个从文革中成长的，却并未因此有着同时代人的伤痛气息的女子，在书籍中积极地“汲取”着年少时失去的光阴，却在一次出访日本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外面的世界”的张力，而到了访问欧洲，她才彻底感受到了游人身份的心思，感受到了一种自由的呼吸，从而成就了她一系列的至今堪称其代表作的欧洲游记。可以说，“上海系列”只是陈丹燕的“行走文学”的滥觞之作。与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包括女作家相比而言，仿佛文革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又不得不让我想起张爱玲，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占了文坛的绝对主流地位，抗日主题的旗帜插遍了全国各地的文坛，唯独留下上海这块孤岛。就是在这个孤岛上，张爱玲写着无关抗日，无关爱国的文字，写着洋场遗老遗少，仿佛战争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期间相隔了半个世纪，在标榜着“文艺复兴”的20世纪80、90年代，从文革中走来的陈丹燕也只是淡淡地写着上海旧事，写着欧洲游记，淡淡地思考。这是否也是一种缘分呢？
其实确切而言，陈丹燕的笔下并非没有一丝时代历史的痕迹。在前文提到的欧洲游记《偶遇》中，她曾写到在那些疯狂的摧毁一切中外文化和历史的岁月里，她的哥哥在留声机里为她放贝多芬，莫扎特，巴哈。让她的童年仍然可以存留下很多欧洲文化色彩。她写到：“在雪堡小小的木头床上，我睡得短而熟，半夜醒来，听到城堡外面的小湖里，那对天鹅夫妇在低语，野鸭子睡意朦胧地从水面上掠过，翅膀拍在水上。。”欧洲之夜的宁静和美丽跃然纸上，怎不让人向往？ 这让人想起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迷乱的少年，这也算是“伤痕文学”的另一种隐晦的体现吧。
三、王安忆、陈丹燕——又见张氏传人？
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祖籍广西的陈丹燕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上海人。提到上海的女作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张爱玲的“孤岛文化”代表作品，以及王安忆和她引起轰动的“王琦瑶”形象——她的《长恨歌》。但其实如果要就其写作角度和文风而言，在“上海”这一块，陈丹燕无疑比王安忆更配得上“张爱玲的精神接班人”这一称谓。
从写作角度而言，张爱玲与陈丹燕都是自我的，都是从个人角度而写。不同的地方恐怕在于，张爱玲始终是张爱玲，有着遗世独立的脱于尘俗的埤堄姿态，好比她的《传奇》《流言》等作，张的笔触始终是冷的。而陈丹燕却是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与混杂很感兴趣，在写作《上海的风花雪月》的1998年夏天，这一位女作家独自带着她的相机，去拍摄一幢将要废弃的教堂。那几天，上海的持续高温已达近40摄氏度，拍好回家以后，先生心痛她腿上全布满了红肿的蚊子包。 即便在以后的外国游记中，陈丹燕依旧是这种带着淡淡自我思考的笔触。张爱玲的文字是清冷的，夹杂的人间烟火，也是她从遥远的地方“毫无表情”地跟你叙述的，读者好比弱弱的求爱者，经过其窗下，只敢在树荫下抬头望着那扇窗，从窗前的那盆花、从窗帘印出的影子中细细地悄悄地为其激动。陈丹燕的文字淡淡的，凉凉的，仿佛夏日的午后在阳台的竹椅上阅读时吹来的微风，字里行间的味道和感觉始终和张爱玲是不同的。
而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穿梭于各个文学流派且在中间各自留下了不可被忽视的代表作的王安忆，无疑是一个诚实而用功的作家。她描写上海的《长恨歌》的风头曾一时无二，被王德威形容为“海派作家，又见传人” 。但确切地说，她只是把上海当成一个舞台，她有很多对上海的判断我都很认同，比如她对上海鸽子的描写非常形象。就其80、90年代交接时期的作品而言，她最开始写上海与文学的寻根热有关，这可从她先后创作的代表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以及《小鲍庄》等作品中可一窥豹斑。王安忆的笔触始终是冷静的，叙述的，剖析的。如王德威所说的：“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 这该是她与张爱玲、陈丹燕在风格上与写作出发点上的根本不同之所在。
不管如何，陈丹燕在她的行走中收获了她个人的成熟，也收获了她文学创作上的成熟。从儿童文学创作向成人纪实文学的成功转变，从报告文学到小说，到游记散文，足以见证陈丹燕驾驭各种语体和文体功底。从上海到欧洲，到近年的北极，随着文笔的日愈成熟，随着思想的渐愈深刻，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还会给我们华语文坛，亦或是“海派”（即便笔者认为她早已应该超越“海派作家”一说）带来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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