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莎菲女士的日记》
2012-12-29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丁玲早期文学创作中最具个人特色也较为成熟的代表作品，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莎菲的形象也从一个五四“个性主义”退潮时期的新式女性知识分子到“欲望”的女性，到“身体写作”再到“modern girl”。
我们一般将丁玲的创作分为早期的“个性主义”和三十年代初“左转”后的“革命理想”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共同缔构了丁玲文学创作的全景，她既承接了五四强调“个性”的特性，又敏锐感受到社会革命的大背景。因此她是“自我”的，亦是“时代”的。莎菲的形象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知识女性形象，尽管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但烙在人物性格中新旧两种矛盾冲突的龃龉仍旧显而易见。我们说《日记》这篇小说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丁玲塑造了一个“莎菲”的形象，而日记体的形式，又极讨巧地将“人物的声音”清楚地表达出来，让莎菲自己说话，而不只是成为作者的传声筒。读《日记》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郁达夫的《沉沦》，联想到日本的私小说，但无疑“莎菲”这个人物内在心理矛盾的格局要大得多，她的身后是一整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新女性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很有意思的是，尽管《日记》采用的是类似列夫托尔斯泰式“独白小说”的范式，但作者对“莎菲”这个人物的并没有作出任何定性判断，显得游移而混沌，她在不断推翻别人的同时也在质疑自己；而除莎菲以外的其他人物，如苇弟、毓芳、云霖、凌吉士……他们的行为、思想等虽然只是从莎菲的视角出发，却足够塑造出一个单独的能够发出自己声音同读者对话的个人。这种“对话性”，又是符合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同“独白小说”相悖的。
限于篇幅，我仅就“莎菲”这个人物角色简单进行分析。
从日记中的男性角色塑造看莎菲。《日记》中统共出现的男性角色有三个，苇弟、云霖和凌吉士。这三个角色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云霖是性情平庸的普通友人，而苇弟则是真挚地爱恋着莎菲却带点幼稚、不大聪明的人物，至于凌吉士，是个“高个儿”、“漂亮”、“高贵”的“美男子”。
日记中首先出现的是苇弟。
“吃过午饭，苇弟便来了。我一听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声已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的感到舒适。”
苇弟这个角色一出现，便传达出一种微妙的人物关系。苇弟的皮鞋声是“急遽”的，透露出苇弟对莎菲急切的关心；而“从走廊那段传来”这句话也可以明显地让我们知道苇弟一定是经常性的来探望莎菲，以至于莎菲是如此的熟悉。前面半句话是单向度地传达了苇弟的情感，而后半句“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的感到舒适”则明确地告诉我们莎菲对苇弟是有所期待的，并且苇弟能使她感到愉悦。
可下一句话锋便急转了。“但我却不会表示，所以当苇弟进来时，我只能默默地望着他”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形，但细想之下也并非有何异样，在受儒家礼教思想统治的中国，女子当然是不能随意向男子表达自己情感的，因此莎菲“不表示”，“默默地望”，我们会以为这只是简单地矜持。但紧接着，面对苇弟亲切地叫唤，莎菲“自然地笑了”，“我确确实实的可怜他，竟有时忍不住想去指点他。”“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
莎菲是明知道苇弟爱她的，但莎菲到底是否爱苇弟呢？文本中没有很确切的表示，尽管用了“可怜他”这样的词句，但事实上，莎菲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对苇弟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因为情感本身就是不自知的东西。
前面那句话集中表现了苇弟的人物性格，“忠实”的表现自己的“真挚”，忠实和真挚这两个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郭靖憨厚老实的形象。
而之后莎菲的自白，“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则旗帜鲜明了表现出了莎菲对待爱情的立场是“要技巧”、不喜忠实袒露的。
这已经很明显地逾越了儒家思想那一套管束，并且带有点女权主义玩弄男性感情的色彩在里面。在同苇弟的爱情交战中，莎菲如同情场老手一般处处占了上风。
但爱情或者人与人的感情仅仅只是一场游戏吗？
再随后的日记中，又发生了异样的变化。
苇弟带了信纸到莎菲家中，她将苇弟捉弄得哭了，莎菲反倒还要更加快意地刺激他。但“得意够了，是又会惭愧起来”，并且当他走后想请求他“不要再爱这样一个不配承受那真挚的爱的女人”。
莎菲对苇弟呈现出的态度更多的是苇弟只是解闷的果子、解乏的玩具，但她却又对这个玩具感到有所亏欠而愧疚。这种复杂的矛盾性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对立的词，真挚和虚伪。其中真挚这个词在莎菲对苇弟的描述中多有出现。我们暂且将这两个词放置此处，后面会继续分析到。
在苇弟负气不来的日子，莎菲便遇到了凌吉士这个美男子。凌吉士是云霖介绍的，而云霖这个角色的特点也是在经同凌吉士比较后才显现出来的——“衬在他面前云霖显得多么委琐，多么呆拙”、“他将怎样伤心他那些所有的粗抽的眼神，举止”。原本在莎菲眼中还是不需费笔墨描摹的平庸的云霖此时只得为凌吉士牺牲而显露得粗浅不堪。
莎菲因为凌吉士的外貌而被他深深吸引，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他的美。我们历来说才子佳人，可到了莎菲这里，才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凌吉士的外貌足够好。在这种情形下，莎菲尽管为凌吉士所迷住，但道德的声音此时又窜了出来——“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的，无论这是雨人并不损害的事。”
在得知凌吉士的身份后和看到他毫无拘束地谈笑后，莎菲甚至觉得“他是有意来捉弄一个胆小的人”，并且觉得“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乡下才出来的姑娘了”。在莎菲和凌吉士一开始的关系中，显然莎菲是出于下风了，莎菲甚至为了能更接近凌吉士而搬了家。此时的莎菲用她描述苇弟的话讲，在爱情中是多么的“忠实”而“真挚”。
但随后，莎菲又开始懊悔，“懊悔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的出来的。”于是乎她开始表现得欲迎还拒，表现出一套“虚伪”的技巧，“把所有的心机都放在上面用，好像同着什么东西搏斗一样。我咬着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法设计的让他自己送来。”这种心思让一个读者看来是如此的可怕而可悲。
同苇弟相比，凌吉士是一个成熟并且有经验的男人。他同莎菲穿过黑魆魆的小胡同，之后伸出一只手拢住莎菲的腰，并且趁机答应了为莎菲补习英语的请求。莎菲好几次在同凌吉士有机会更亲密接触时候克制住自己，但之后又懊悔起来。
当莎菲得知凌吉士是一个花花公子，出入妓院并且已是有妇之夫时，她开始觉得美丽高贵的外表里竟装着一个卑劣的灵魂。但欲望使莎菲仍旧不时对凌吉士抱有幻想。这种矛盾在莎菲心中焦灼不安。她的设想是建立在凌吉士并不是真的爱她，只是将她“比拟到卖笑的姊妹中去”。这只是一种揣度，我们并不晓得凌吉士究竟是否能对她抱有持久的爱，但莎菲自我否定了这种可能，于是在最后凌吉士吻了她的脸之后，她“张大着眼睛望他”她以为她“胜利了”。
“胜利”这个词可以窥探出凌吉士被莎菲看做是一个“假想敌”，她不停地否定自己又重塑自己，但问题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改塑造成什么样子。因此她是迷惘而无助的。
对比苇弟和凌吉士二者的角色，从莎菲的视角看来都是如此可笑，就像是一个傻男人和一个精明的男人，但这二者都不是莎菲所想要。难道她喜欢那个平庸的云霖？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莎菲自己并不知道她需要什么，这里下文会具体提到。
在苇弟和莎菲，凌吉士和莎菲这两对关系中，很明显莎菲对凌吉士更富有爱情的幻想，但是这种幻想因为她的克制而被不断地毁灭，而苇弟，她则更宁愿将其当做“唯一可塑心肺的朋友”，只是她“会热诚的用着他同他接吻”。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想法，我们现在社会很开放了，但是我们仍旧不可能出现同自己最好的异性朋友拥着接吻这样大胆的行为。
如果用欲望去阐述莎菲，将她沦为欲望的工具恐怕是不公的，但如果是她只是代表着某种个性解放，不免又像是戴着镣铐一般，克制太多。我以为，更具有解释力的是，莎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旧价值观崩坏而新价值观又未能建立起来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过渡性是很长的，甚至我们现在仍旧处在这样的时代中。莎菲骨子里带有旧女性故作矜持欲迎还拒的态度，这在对待凌吉士的感情中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对待苇弟，她又显示出一种现代女性的形象，打破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挚情感的关联，建立起她的一套虚伪、讲究技巧的价值体系，而这套价值体系事实是整个社会越发发展成为主流。这种虚伪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莎菲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这种虚伪事实上是莎菲自我保护的外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冷淡疏离的关系，因此像苇弟那样忠实而真挚的行为反倒令人觉得怪异，至于凌吉士，则是一个讽刺地出现，他如同照妖镜一般拆卸掉莎菲身上所有资本主义的外衣，此时的莎菲将自己原初的旧社会女人所用的那一套招数全都使出来，让她在爱情面前显得如跳梁的小丑，之前在苇弟那里赚来的所有的情场上的信心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无论是新女性或是传统女性，这里面都涉及到一个观念的问题。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自己是因为她的思想塑造了自己的形态。这篇小说的主题我更愿意将其阐释为“情感“，而不是“欲望”。这情感其实包含了很多方面。
这篇小说虽然看似以爱情为主线条，但中间穿插着的由血缘维系的亲情和相互认同而产生的友情也一直在文中盘旋。我们知道莎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与人相互疏离淡漠的时代，莎菲这个角色一开始出现就是病态缠身的，这种病态不仅单是莎菲个人，而是整个时代、社会都散发出那种病态的气息。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下每一个他者都沦为了“我”所利用的客体，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因此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并不是生理或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莎菲不断地在文中抱怨“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吗？”“所谓朋友皆如是，我能告谁以我的不屑流泪，而又屋里笑出的痴呆心境？”……这种孤独感和不信任感包围着莎菲，以至于她“会怀疑到世人所谓的‘爱’，以及我所接受的‘爱’”。这种怀疑的情绪可以说是在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觉生长出来的，又正是因为出于“自保”的本能，莎菲成为了一个扭曲的客体，她用玩世不恭的虚伪的态度来作为自己的保护色，以求不被伤害，而这种强硬的“虚伪“自然会伤及他人，尤其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但如果说莎菲已经完全沦为那样虚伪的人便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了，事实上，莎菲骨子里还是受到“旧思想”的熏陶的，这种旧思想并不意味着过时，而是指传统的，延续了几千年却被新文化运动一下子全盘否定了连根拔倒的，因此莎菲在上海别人时仍旧会觉得“愧疚”，变得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从并不是单莎菲一个人而言的，而是所有人都会自我发问“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只是莎菲心中的这两股力量相当，于是她总是懊恼而悔恨自己的行径。
莎菲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莎菲在看到毓芳和云霖相爱时曾说“幸福不是在有爱人，是在两人都唔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过日子”，但当他们两个因为避免生小孩而不肯同居时，莎菲又表示“我忍不住嘲笑他了，着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莎菲的这席话让人觉得她崇尚的似乎是开放的无所顾忌的爱情，这种论调十分地契合五四推崇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精神，然而当轮到莎菲自己面临着爱情的时候，她甚至不敢去表达自己的爱。她只得自责自己“为什么要给人一些严厉，一些端庄”而不“把肉体来融化了的感到快乐”。莎菲的种种表现都是游移不定的，她是一个思想前卫，但行为保守克制的人，她总是试图跨越自我设定的“禁区”却又往往被自己所谓的“理性”所牵制。以至于到最后，她觉得自己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陷到更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到最后她总算是有了一些自知了。
我们说莎菲这个角色在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中有多大的典型性或普遍性都不准确，我们没有办法给她做任何的定义或者贴上任何的标签，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不彻底的人，她游走在两种价值体系中，并且社会没有给她更多的喘息的机会。
在一个本身就迷惘、混乱的社会背景下，莎菲这个人物自然也只能是无所适从的，她在扭曲的意识形态中作为一个扭曲的个体而存在，她思想在某些方面是前卫是具有现代性的，但她的行为又无法完全服从她这部分思想的指令。莎菲这个角色经久不衰成为大家探讨的缘由，也正是因为，我们仍旧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而这种时代特质又是暂时难以消除的，在莎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孤独而疏离的，充满不安全感，自保而虚伪的，等等。我想这便是莎菲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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