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2012-07-12
精卫填海：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刘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作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视觉文本之一，影片《辛亥革命》选择以秋瑾女士刑场赴难为开篇。而就笔者目前所见，诸多围绕“辛亥百年”的纪念影像（无论大陆或港台湾地区），都对秋瑾或林觉民的故事浓墨重彩加以阐释，如电影、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电影《竞雄女侠秋瑾》，电影《百年情书》等。如果说当下这种跨越海峡、获得普遍认同的想象，将“大时代”的风云嵌入了个人的生命历程，那么“女性”（幼年孩子的母亲）或“青年”（年轻妻子的丈夫）的身份，则更为凸显革命的残酷、悲怆与感动。电影《辛亥革命》就着力强化秋瑾的性别身份：影片开场，秋瑾未改男装，一如任何一位大家闺秀，穿着绣有雅致兰花的白衣、黑裙，玲珑作响的耳环，以优雅而富于教养的晚清女子形象，身带枷锁，走过青石板长街；街两旁是密密麻麻的看客，“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这个段落，配以秋瑾大段内心独白的画外音：“终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为何事：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 有意味的是，一方面是女性化的自责：狠心抛家弃子；一方面是女性化的对于“革命”的阐释：风雨不侵的家，宁静温和的孩子的世界。这个叙述逻辑的高潮，在于一个高度视觉化的场景：监斩官员十分好莱坞地拿出一张秋瑾和孩子的合影，以平静地口吻劝说道：“这两个孩子，就要失去母亲了”。秋瑾皱紧眉头，眉宇间无限悲伤地回答道，“我的死是为所有的孩子”。
由此，以秋瑾这一充满女性意味的“革命者”形象，拉开了影片《辛亥革命》的大幕：“革命”的价值指向与历史归宿，即是以“家”、“孩子”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区别于江姐式的去性别化的革命女性，《辛亥革命》对于秋瑾的讲法，似乎更为贴近“人性”。中国革命，被理解为《九三年》意义上的，以“人性”为最高的革命驱动力。个人的苦难，在上世纪50－70年代被抽象为整体性、集体性的政治斗争，从80年代以来逐渐回落到具体性：这是一场持续三十年来的“自由”落体运动。
正是在当下微妙的历史语境中，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颜海平在“辛亥百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构成了对于中国革命与革命中的女性另一种铭记。同样选择以对于秋瑾的讨论开篇，颜海平写到，这是“一位天才女性的悲剧；一场划时代而又流产的现代革命的一座不可靠的纪念碑……她的故事成为现代中国词汇的一部分，引发了无穷的社会纪念和文学想象。” 不过，和影片《辛亥革命》中优雅到近乎忧伤的女装相比，颜海平注视到秋瑾生命中一个戏剧性的、不祥的时刻：“1904年2月23日，就在她作为一个北京官绅的妻子的第二年，同时也是她作为一个缠足女子的生命的第二十九个年头，秋瑾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她给自己放了足，脱掉了她那中式的绣缎短衣和长裙，穿上了西式的男式外套和长裤。……然而这样一种精妙的光彩却为她那双男式皮鞋所产生的印象困扰：这是一种难以估量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鞋子看起来又大又空，好像里面没有真正的人脚似的。”
作为真正的革命者，秋瑾所尝试的，在于抹去任何对于女性生命的历史性的限定，无论是叙述本身，抑或叙述在身体上的物质表征。在一处似乎容易被略过的脚注中，颜海平比较了1919年青年毛泽东及其他人对于赵小姐自杀事件的评论，与1904年秋瑾关于女性悲哀遭遇的强有力的批判。作者富于洞见地发现了二者一个重要的不同：“她（秋瑾）试图说服这些女性特别要让自己从这种环境的网络肌理包括她们自身的塑型中挣脱出来，就像她自己所做的那样，而前者则经常把他们的关注点转移、聚焦到更一般意义上的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如何必须被摧毁的政治纲领的思考上。”
这个细节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的“方法论”十分关键。全书共七章，宛如波澜壮阔的七幕历史剧，分别讨论了秋瑾、冰心、庐隐、白薇、袁昌英、萧红、王莹、丁玲等现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及其生命历程。回到影片《辛亥革命》式的叙述，面对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化逻辑，将秋瑾“还原”为具体女性的策略，不是以具体对抗抽象，本质上还是以抽象对抗抽象。不必讳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化逻辑，在历史的沧桑中不断消耗它的认知能量，某种程度上被抽空为一种不及物的叙述程式；同样值得警惕，后三十年的“讲法”，也已然不复当初的先锋与锐气，逐渐形成了一种“景观”中的新文化体制。当下的知识生产，尤其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重新激活历史的能量。而这一点在颜海平的叙述中，被称之为“非真的蕴律”。所谓“非真”，“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现象而非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它指的是那些在物质和象征两个层面上，在人类生活中存在（因而不是“缺席/不在”的），但却不被社会及其认知机制承认（因而更近于“缺乏”的概念 ）的事物。”
究竟如何来激活隐匿在历史遮蔽中蕴动着的能量？颜海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本书通过和一群20世纪中国具有开创性而影响久远的女作家——在她们文学写作和生活道路的交叉点上——的相遇，重新考察中国革命的女性主义遗产。” 就此有研究者分析到，“颜海平的新作《中国女作家与女性的想象》有一个特点，如作者本人在开卷处就明确表明的，就是不但从这些女作家的文字中、作品中去发现她们的文学梦，对女权、女性、社会、民族、生存作思考，更着重于探索她们自身的人生苦旅和梦想”。 诚如作者的精彩概括：“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女性主义的认知：艺术的和实际的、话语的与身体的、想象性写作与物质性生存是无法分离的（其差别亦无法化约）的两维，它们总是在第三维度即更大语境中的议题及其社会条件和政治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研究范式，超越了以往单纯传记研究与纯粹文本细读的局限，在全新的视域中理解何为“生命”，何为“艺术”。在这里，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生命与作品，互相交织印证：“写作与生活是如此地紧密相连，以至于离开其中一者便无法理解另一者” ，正如作者所说的，“创造小说，因此就是创造生活” 。
如同列斐伏尔基于对二战后美国学术界经院化研究的反思，提出了学术要对日常生活有所触动、激发的日常生活批判及空间理论；对于日趋髙蹈的学院研究而言，颜海平给出一个极好的范例——面对学院研究在当下的多重困境，如何超越阅读与交流的困境（触动“心灵”的知识）；批评理论的困境（批评不是局限在理论话语中自我绵延，而是从历史境遇中的现实人生出发）；以及最重要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困境（“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化故事，仍然有待在讲述它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核心意象“空间”，“中国故事”的讲法，需要摆脱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欧美现代性的时间性叙述（将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指认为“落后”），而在另一维度即“空间”中逐一展开（中国式的“创世纪”一般的自强不息、浴火重生）。这是一种另辟蹊径的“接地气”式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种文学史与生命史的结合，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在方法乃至著述文体上也提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范例。理论的冲击力随时随地都转化为一种激情，转化为对每一位女作家行动渴望的体贴洞察和人生世界的见证对话”
由此研究范式出发，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自然不仅仅是女性文学研究，也不仅仅是将性别问题作为隐喻来讨论“中国革命”。作者在导论中特地指出本书不同于“20世纪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左派政治之间‘不愉快的婚姻’的产物” 。该书既有女性主义的面向，又有“中国革命”的讨论，然最重要的是聚焦于这一切背后的文化政治（“强者”定义、扫除“弱者”以建构自身），颜海平将其概括为“弱者问题”，这构成了该书的中心：
当这些计划把“弱质性别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weaker sex）置于国家、族（裔）姓、人种、阶级和殖民地问题的交叉点上进行分析时，它们就隐含了笔者提出并通过本书意在探索的“弱者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weaker ）的涵义，对于本书所考察的中国女性的想象性写作和她们的实际生活，这一问题具有中心地位：她们的毕生劳作和文学书写，不仅描绘和型构出“弱质性别”的困境与作为“命运特征”的“生物属性”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的状态，而且范式性地示意出这种“命运属性”是如何被指派给现代历史上各种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僭越、被戕害或者被剥夺的人们，即所谓“强者的牺牲品”（prey of the strong）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实际生理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
据此，《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对于“弱者问题”的分析，对于“强”与“弱”的辩证法的讨论，不仅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诠释框架，而且对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和阐释方式。更为意义深远的是，以女性研究为支点重新阐释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新的主体的阐释可能性。 这里所谓的“革命”，是可以想到的对于革命最开阔的定义：弱者对于强者的反抗；中国现代女作家所代表的革命性写作，简而言之，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
如作者所希望，“‘中国现代革命女性’在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中，是否已经产生出一种尚未命名的能量。以丁玲故事为开启，为了当下那些看不见的人性可能和生命蕴律，人们也许可以和这些尚未命名的能量进行对话”。 对于“看不见的”、“非真”的“尚未命名的能量”，作者所提供的是一种混沌或者说多元、丰富的历史/个人境遇的展开。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在这种对抗中形成的中国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颜海平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北大的著作研讨会上，贺桂梅等学者就此讨论，以个人为支点的革命，如何构建政治共同体；私人史如何转化为普遍性……对于“尚未命名的能量”，笔者觉得引申开来的话则意味着，面对二十世纪无比复杂的中国故事，历史的整体叙事是否可能？任何一种直接的答案，都难免是过于化约而草率的。研究者颇具洞见地注意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很难被化约为一套理性话语，而是在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中获得了有力的表达。所以，作者也更多地使用文学性的语汇，如‘蕴律’‘共生’‘星座’‘家人情谊’‘家园’‘想象’，来呈现这种现代性的不同面向。这种文学式或者说文学化的现代性，并不指向任何既定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而是处在不断批判、创造和再生的过程中，如同生命之流一般奔腾不息。” 在复旦的著作研讨会上，上海大学文学院董丽敏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对于丁玲等故事的正面总结，从“性别”维度打开了讨论现代中国左翼实践/资源的新空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左翼革命的进程息息相关，以“性别”为视角来分析中国左翼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实现“性别”的在地化、历史化，同时也意味着以别样路径来呈现中国左翼革命被忽视的面向。女性书写既是一种现实经验的凝结，也是超出于现实经验的一种“想象”，在左翼革命的洪流中，它参与并建构了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全球化时代处在普适主义框架下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主义的发展的意义，值得今天好好思量。
反抗“生物种姓政治”以及一切“强者逻辑”的“非真的蕴律”，以及跨越边界的生命的“能动性”，构成了本书理论激情的源头。这也解释了，作者因何种理由向秋瑾、萧红、丁玲以及自己的母亲（曾经的革命女性，“没人愿意跪着活”） 致以敬意，并且因何种理由“张爱玲意味深长的缺席” 。值得补充的是，在这本以中国现代女作家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中，张爱玲并没有完全缺席，而是在第231-232页一闪而过，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参照：“对1940年代的重要女作家张爱玲而言，这种超出现代暴力之上的现代亲人维系，大致是天真的幻想……尽管很可能显得天真，但是改变这种惩罚性命运——加诸于‘原初的穷人’和他们的现代翻版即‘内在的弱者’的双重暴力——的富于想像力的动力，却在整个20世纪一系列中国女性的作品和生命中反复出现，特别是在1940年代。似乎那作为天真反义词的‘老练精致’，无论其意义如何，本身并不一定总是具有优越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其他方面，至少在这些女性的写作和生命中是如此。……它的实现远远地超越了那种目标在永远既定的‘原初’状况中‘作算计占上风’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机关算尽的努力’，这目标本身宣告了这类女性人性的破产，正如张爱玲笔下那世故人间所透露出的人性本体的废墟和荒芜。”
从这一富于意味的参差对照出发，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中文版的出版显得尤为可贵，在历史叙事逻辑逐渐单线程的当下，中国女作家们大胆的人性想象和实践，既是重新认知中国革命真实性的无法忽视的资源，也是‘人类历史免于人性的贫困和社会毁灭的根本’。” 颜海平对此有明确的自觉，“这种检验同时也是对文化历史学者如何把她自己与她自身的语境联系起来的检验，而这语境又和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及其人生选择密切相关。”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作为“新时期”初期重要的青年剧作家，当下西方主流学界最重要的中国学者之一，诚如颜海平对于秋瑾《精卫石》的分析，精卫的神话对颜海平来说同样构成了创作核心的驱动：“精卫作为不断奋斗的对象，激发和喻示了超越以不幸为标志的伤痛人生而开启不同世界的渴望，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不可能，但必须被建造出来，它始终处在不断被尝试的过程中。” “而当那隐身的事物确实重现的时候，这些改变必然是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酝酿发生，其性质甚至可以是人类存在形式的变革。秋瑾有关神话中精卫鸟的弹词暗示的正是这些。” 22岁的颜海平，在成名作《秦王李世民》（十幕历史话剧，首发于《钟山》1981年第1期，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版单行本）自序《“精卫鸟”的启示》中，就情有独钟地引用了精卫的典故：“后人是不会嘲笑精卫鸟未能实现的填海意愿的，因为，这意愿与千百万人的生存与幸福紧紧相连——‘海未平，子还生’”。作为“精卫鸟的足迹”，三十年之后，颜海平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中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全书：“人性创造的生命之泉的蕴律，以她那看不见而又砍不断的巨大力量，复现着，涌动着，再生着，在遥远的当时，在即刻的当下，如魂牵梦绕，绵延不绝。”
（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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