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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2013-07-28

如果说摄影是“在现场”的参与，那么我将无法选择这种媒介呈现什么。在我这里，那种参与反而带来一种肉身的焦灼感——我必须亲身在那儿，看见它、拍下它，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焦灼：因为我不能既同时在这个现场，又同时在那个现场，那么我当时所在的那个现场是否真的“值得”在场，又怎么保证我没有“错过”另一个更值得“参与”、“见证”的现场？我确实对用这种媒介手段去见证、记录、发现人性这个过程感兴趣，或者说有兴趣用这种媒介去创造故事、制造审美。但是，这种必然局限化的肉身参与在我的衡量体系中，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许证明了我将不可能成为好的摄影师，也说明了我在太多需要肉身参与的创造活动中至今无法取得优异成果的原因。

从思维方式来说，摄影与写作，甚至与我的思考过程都是相悖的。文字、语言、逻辑的思维模式在我脑中是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我无法仅凭视觉、画面就能捕捉内深的东西，哪怕仅仅是敏感于此都相对困难。甚至可以用这样一种说法，视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错误”、“无序”、“无理”的东西，需要你用“错误”、“无序”、“无理”的思维方式去支撑你的整个体系，而我的思维方式毕竟是“正确”、“有序”与“逻辑”的。

虹影式写作：因为缺失，所以奉献

2011-10-18

       女性作家写作，“自我”是主要命题。她们是有强烈“自我”的，但透着不同的底子，说到底，是因为出身和成长环境不同。最本原的就是两种：一种是“匮乏”，一种是“丰盈”。有的女性作家生命丰盈，幼时从不缺乏物质与关爱，即使写再悲惨境遇的女人，骨子里都透着骄傲，比如严歌苓；而幼年物质匮乏与爱缺失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人倒常常会有一种不烧尽自己不罢休的意味，甚至自己的情感中也多多少少有这种倾向，比如虹影、张爱玲。

    读虹影，最深入人骨髓的必然是她的两部半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字里行间的缺失感让人揪心——爱缺失、关怀缺失。尽管事实上只是一种错位，并非真的缺失，但对幼年敏感的她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安。她没有根，没有身份认同感，没有归属感，没有家的感觉。可她偏偏又是极在意这种关爱的，所以在成年后，她会开始不断追寻回过去所没有的东西，希望把过去补偿完整。她仍然没有办法活在当下，把握眼前。

    这种强烈想要追寻回过往的欲望对年轻的女人来说，一定会造成悲剧，因为她感情强烈而不留余地，不考虑眼下，对未来悲观，不把世俗之规放在眼中，不管不顾，经常会有一种献祭式的自我奉献与自我牺牲。可这种奉献与牺牲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毕竟只是她自我内心的映射，未见得真实，也始终不正常。在烦琐的日常生活与具体的相处中，必然会因现实与想象偏差而有种种争执，女人也很容易变得神经质、歇斯底里，对自己、对他人失望透顶，做出极端行为，伤人伤己。

    唯有与过去和解，与世界和解，她才有可能不再把这种缺失当做深入骨髓的遗憾和幽怨。和解的前提在于真正看到过去，承认它，理解它，理解那种错位的爱，然后原谅，原谅自己，原谅至亲。这之后，一个原本抗拒未来的人才会向未来坦然，才会延续其实一直拥有的爱。之后当她做了母亲，她反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她依旧会全心全意地奉献，而这种奉献是暖的，温柔有力，延绵不断，良性循环，是孩子的幸福，也是她自己的幸福。

    唉，这过程，说起来简单数句，又有多少人实际上扛了过来。除非真正旺盛的生命力，除非真正强烈的向好欲，除非真正强悍的内心，哪有那么多完满。相比之下，张爱玲就没有实现这种完满，让人惋惜。

    张爱玲写世情，写男女心思，冷静犀利，能立于之外，冷眼旁观。感受力与描述力超出常人，所以作品精彩。但精致的刻画之下，她并不肯将自己的灵魂放在其中。她的缺失与匮乏刻在她的骨子里，但她多半不肯面对这种缺失，不肯承认自己有多在意这种缺失。可她现实中对胡兰成的奉献，又实实在在暴露了这点。

    唯有《色戒》，王佳芝几乎就是张爱玲的内核。王佳芝因为匮乏、缺爱，始终迷茫着，被裹挟着前行，她做的都不是她主动选择的。到了易先生这里，她释放对性的欲望，在激烈交融中才感受到一种畸形的爱，所以她才会那么盲目地牺牲。也许张爱玲也知道自己的矛盾，但她始终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不愿意、不敢将自己完全暴露于世。所以，《小团圆》她改了又改，一直不情愿出版，直到死后这么多年。但单从她对这本书的纠结与重视之处，就知道，她是想说的，想说自己的悲剧，想把过去统统摆出来。她的笔触还是冷静的，尽量立于之外，可是仍旧有所保留，有种刻意淡化悲哀的意味。真是让人心疼又无力。

    想起小椴说过，女人天性是有“自我”的。可女人的“自我”常常会选择用感情来作为表达方式，无法说是幸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