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先生写的书评
2012-07-23
《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读后的感想
潘德孚2012年6月12日
娄绍昆先生很多文章都是写经方的。他在学校里教经方,自己实践中很多地方都用经方，对经方有独到的见解。那些文章都写得很好，我觉得看他的文章，也帮助了我提高行医的能力。虽然我年纪比他大，也以他为师友。我与他交往很多年，有一些地方的见解虽有不同，但大方向不悖，相互尊重。现在他著成了这本很有价值的书，我为他高兴。中医现在已进入黎明前的“黑暗”。时代召唤中医，必须努力突破崛起前的困难和障碍。因为，人都免不了会生病，而现在生病的人，却必须无奈地“享受”医疗市场化的水深火热。为什么？是因为西方医学给我们输入了医政一体化的医疗体系。
中医药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无疑能给准备为中医事业作出贡献的年青学子，或愿意在余生中为中医增叶添花的老人们一本既有趣味，又对学习有指导意义的书籍。这书，主要不是写现在他自己使用经方的见解，而是写他学医后的有趣经历。这其中，大多数是他自己学习、行医与人交往的故事，直到他真正端上了中医的饭碗为止。这本书，使他现在成了一个真正著名的老中医。
我迈入老年后正好碰上医疗市场化，它激发了我写文章的积极性，因此不断地写作揭露它所产生的恶果。我也鼓励娄先生写。我认为他一定会写出一本很好的书。但他总是不那么积极。这并不奇怪，近一个世纪里，有多少人因写作被罗织罪名，祸及子孙，终生后悔的？
现在，总算在学术的写作上有所开放。这本《中医人生》是写他以学中医作谋生手段的过程，从青年时代到取得谋生资格，他所接触过的人，给他组成了许多有趣味的故事。我长他9岁，与他有相似的经历，共同体味过那一段难以忘怀的年月。我们都是同一个时期中经受同样坎坷的磨练。我与他现在都是老中医了，对现代医学有相似的见解，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没有大的分歧。
人与人看问题由于视角不同，所述的也不一样，这才是大千世界之所以灿烂的原因。我喜欢写恶，写医学医疗之恶，这恶，实际亦是人性之恶。他这本书写人性之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所碰到的人，都表现了善的一面。这里面很多是与他同时经历过当年坎坷的朋友。他们曾相濡以沫，现在想起来就更为亲切，不能忘怀。娄先生将这些不能忘怀的故事写出来弘扬人性之美，是很重要的。你困难的时候去体味，心里会增加一分温暖。每个人一生，都有可能碰到艰难坎坷，读此书无疑会在努力的时候增一把力，添一分信心。
《中医人生》是一本有现实意义的名著
我现在称说的“著名”老中医，许多人会觉得不解。或许会问：做中医老了，有名了，就是著名老中医了。我认为不是。在我的观念中，这著名两字的解释有所不同。我说的著名，是以著作闻名。虽然有很多老中医都很有名，面前排着长长的病人队伍，但没有闻名的著作，是靠着某些机遇或福庇，使看病的人多起来；或依仗某种特殊关系，走通某条渠道，使看病的多起来。这些都不能算真正的“著名”。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人们已逐渐知道微生态平衡是人健康的保障，抗菌素被唾弃了。人们逐渐疏远靠抗菌素维生的医生，为孩子的健康，改找中医治疗。但这时候，很多人求医不着了，中医在全国已变成“珍稀动物”，是老了的中医，也就都著名起来。这样的中医，就不能说是“著名”。
这次医学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新闻：甘肃省卫生厅给医务人员办了一个“真气运行学习班”，47个医务人员中有41人打通任督二脉。这个消息本来是大好事。但厅长刘维忠受到媒体们的攻击。攻击的方法中最为恶毒的招术是请著名中医专家出来讲话。这里的意思很明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现实中当然不乏这样的“著名”中医。有一位不仅在中医科学院担任高级职位，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竟然说：“‘9天打通任督二脉’只会毁了中医”。道理何在？他说，中医的生命在“见疗效”。这真是胡说八道了。如果说，中医与西医比较，中医以疗效制胜。这是对的。把疗效讲做是中医的生命，那就错了。
著名中医作此错误说法，说明上层也还没弄清真假“著名”。中医的生命是维护健康，又叫养生。养生，就是养护生命，让人平安地活完天年。过去药店门口，有一对联：但愿世间皆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开中药店，也要遵循中医之德，不能想病人越多越好，这不是良心烂了？可是，我们现在有的药店前面却公开挂着大横额：买多少元药赠送多少元药卡。别人生病省出钱来买药吃够苦的了，你怎么还想从病人口袋里多挖点？这就是医疗市场化的祸害！
做中医不是开棺材店，不希望人世间有疾病，没有疾病哪里见疗效？“打通任督”使人健康，符合养生宗旨，怎么毁掉中医？他此人此话正好符合某些媒体的需要，就马上被刊出来了。因为他的话，符合被市场收买的媒体的要求。这不是著名，而是名不符实。我说的著名，要求是真正的著名，骨子里的著名，不是表皮的著名。
我认为“著名”，就是以著作闻名。闻名的著作可不是一般的著作，不是在医院里混职称或取名医资格的骗骗小毛孩的著作，出书如出恭的著作。而必须是构思慎密，见解独到，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价值的。我丝毫不想也不会替人吹嘘。我认为，娄先生的每篇文章，读后都会使人觉得他的悟性聪颖，立意新鲜，视野广阔，使人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感。
一个很有希望的名中医的消失
文章中他很动人地写到右派张峰先生，本是个解放前的老干部，反右后成了右派。张先生与他虽非相濡以沫，却能相交忘年。如果张先生不是右派，而在做官，即使有满腹的《内经》、《伤寒》知识，也无法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成心腹之交。之所以如此，张峰脱离官场，恢复了中国民间士人的本性。在娄先生成长中，他确实帮了大忙。后来右派平反，重返官位，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张先生无所事事才研究《伤寒》，却有如此成就。如果张先生平反后不再做官，而是做中医，我相信他将有历史性的成就。可惜，他选择了继续当官，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也符合中国士人的心理习惯：做官第一，做医生第二。怪不得不得考公务员如此热门！当然，有许多事都很难说，人是要吃饭的。端着铁饭碗总比一掉地就碎的好。何况医学与医疗是两码子事。医学是学问，医疗是实践。医学的学问好，医疗的能耐不一定好，还需要靠医疗赚饭吃的。医疗本事不好，那就赚不来饭吃的了。不过，有了好的学问，再加上努力实践，当然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会成为真正的名医。但，是人，都会做眼前光的选择。当官眼前就光；而做名医，那牛年马月是算不着的。
张峰如果不平反，继续他的研究，若加上医疗实践，他一定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老中医，必有历史性贡献。但他消失在官场里了，无疑是中医文化的损失。当然，对中医来说，它是一条大河。任何一个老中医，也不过是涓滴之水，比之没多少名堂。但没有杯土之积，泰山也不能成其大；没有涓滴之汇，那有大河之流？
从民族的历史文化来看，尤其是中医的文化来看，当官的有几个对历史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中国的历史是帝王历史，中国的文化是帝王文化，士人最多是做宰相，在皇帝面前还是奴才。奴才就是奴才，历史上真正的好官员，几乎没几个有好下场的。但是，士人们还是如飞蛾扑火，前扑后继。为什么？这是一种中华文化基因，一种自毁的基因，它就在每个读书人的血液里。
君不见，孙中山、梁启超、鲁迅都要毁坏中医，结果是他们生了病去求治于西医，都在大好的年龄段——50多岁死于西医之手。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得了不治之症（请阅本人的《医学理念》，天下就没有不治之症）才导致死亡。错了，那完全是现代医学的谎言（请阅笔者《过下无癌论》）。中医之所以落得现在这个样子，那全是中国文化界自毁基因起的作用。堡垒被内部的人攻破了。不过，山穷水尽之地，转过来就是柳暗花明之天了。
结束语：中医学是挽救全世界医疗迷失的唯一良药
当前，全世界呼吁医疗改革。这是因为，是人就害怕生病，倾慕健康。但是，现代科学和市场结合后，就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这一百年来，阵阵迷雾和毒气，薰得每个人都醉眼蒙笼，误把“杭州作汴州”了。一个身影巨大的恶魔，正张开大口向我们扑来。这个恶魔就叫做“医疗化”！“医疗化时代”即将到来，因为，每个人都“亚健康”，都需要医疗。但是，没有人知道医疗的两面性：既能救人性命，也可谋财害命。现代医疗，后者远比前者为多。否则，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也不会这么说了：“医学对身体系统的影响最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杀死的人数，比战争、瘟疫和饥荒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代医疗批判》第130页）
自古至今，医生治不好的病人很多，几千年来每个医生都是从不会治病到学会治病，都是拿病人当学习的阶梯。每个医生一生中都有治不好而死了的病人，历史却从来没有记载曾经发生过一件医疗纠纷。而医疗市场化之后不到十几年，被谋财害命者越来越多，全国才出现连续不断的医闹或杀医的事件。老百姓“知道死不知道逃”的人多着，是因为医疗被宣传所神化，被宣传称为“享受”。医生为了赚钱许愿连死人都可救活，这种愿许得多而不能实践的也多，因此，被谋财害命者的怨气不断积聚，就成了医闹杀医的原由。君不闻西南某医科大学研究院，五个外科名医出门都要带保镖，这不是天下奇谈吗？
人类需要的是有良心的医学。什么叫良心的医学？医学要教导学医的，应该以道德为准绳；而不是鼓励医生治坏了不要害怕，警卫会给你撑腰。病人求医，是把生命与健康交给医生，是一种个体对个体的负责行为。西方给我们输入的却是用集体医院取代了个体医生的负责行为，实际就是谁都不用负责的行为。虽然，不可否认集体医疗有它的时代需要，但完全取代是现代医学市场化的反动，是让医生背离医学的良心，造成全世界的医疗方向的迷失。
只有中医学，才是良心的医学。中华文化的土壤，结出的中医文化之果，是挽救全世界医疗迷失的唯一的良药。因此，发展中医必成国策。中国必然成为世界人类的保健养生的乐园。因此，将来的中国将需要无数的中医，年青的学子们，选择以中医为业将使你自觉荣光无限（能谋生但不能发财）。中医是很有前途的。现在我们就应该有所准备，如何学习中医？娄先生的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学习中医的启发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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