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子为何遭拒灰姑娘
2010-08-28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爱欲与自由
犹如故事用来满足我们世世代代的愿望，小说是用来治疗人们不协调的灵魂。同样是爱情故事，《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在花好月圆处结尾，而在情感驿动的高潮中嘎然而止。与故事总说那生活中非常难为之事不同，小说总写那生活中非常敏感之人，写他们不协调的人心、人情、人性和灵魂。失衡的人心才是小说关注的核心。
故事说事，小说写人。这就从故事进入到了小说。
小说与人文主义同始同生、与启蒙运动相生相长，叙述伦理是个人主义。现代小说与伦理个人主义相伴相长。小说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在证明上帝（圣经故事《以撒娶妻》）、不在巧合，甚至不在证明命运。小说在个人的决断和行动，根子在个人理性，后来在性格，再后来在社会环境下的个人选择（主体性），在癖好、在欲望；又在非理性、在无意识。所以小说中敢说敢干敢想的主人翁多，小说中的人是不合常理常情之人；小说中的人是革新者、革命者；小说中的人是勇敢者冒险者，或不幸的人；小说中的人是一个实验者、实践者......小说的意义在探索新人、新情感、新形象，莎菲就是小说塑造的这样一个人。
小说总是通过骚动的人心向人性的边缘挑战，去审视人性、拷问灵魂，提升精神。
《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都是良心与良心的殊死斗争。小说写情感的斗争，小说“探考人心”（福斯特）写灵魂与灵魂间的比权量力，小说写情理；故事写人力与事力的比权量力，故事写事理。故事用英雄气概叩问物理世界的厚度，比如《青娥》敲打院墙的厚度；小说用理想情怀填充单薄的现实人生，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用内心的丰富弥补外在的不足。
《青娥》写事，写传奇，《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人，写新人，写人的精神界。
苇弟不走，不特于他没有益处，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莎菲不爱苇弟，不在于不能给予婚姻这个事实，而在于他“太容易支使”“太不会爱的技巧了”，他打不开莎菲的情感世界。相反，来自南洋的公子凌吉士可以，可以使莎菲的情感砰张、丰富和肥美，生长出一片蓊蓊郁郁的雨林。女人在小说中不似在故事里。故事女人那么单纯，那么符号化，那么只是故事情节运动中的一个单子、一个元素。小说女人是一个丰富的宇宙，一个春夏秋冬交替的季节。莎菲要展开一个复杂的内心、多层次的感情、复杂的性格，就需要爱情经历复杂，家庭、金钱和地位身份悬殊的凌吉士。要丰富来刺激出丰富的情感和人性，要复杂来满足复杂的感情和人性。莎菲的爱，不是男欢女爱的爱，而是理解的爱、辩证的爱、需要分析的爱。与其说是生理学，不如说是哲学；与其说是肌肤，不如说是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家庭，不如说是折射社会。
这是现代的、理性时代的爱情。莎菲的爱是需要对方来读懂的爱：既有体恤的、温度的和抚摸的层面；更有分析的、精神的层面。精神的交流比温度的交流属于更深一层读的爱，现代的爱（不是后现代的爱）有此理性精神地特点。
小说中的爱是精神的肉搏，故事中的爱才是肉的肉搏。
在门口遇着一群同乡的小姐们，我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我不去理她们，并且我无缘无故地生气到那许多去看电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们说到热闹中，丢下我所请的客，悄悄回来了。
青娥在故事中只需“美异常伦”的外貌，进入小说则更需要性格、性情的“美异常伦”。莎菲的“我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之个性正是小说特点的“美异常伦”。尖酸刻薄是故事描摹女人，锋芒毕露才是小说中的女人。“锋芒毕露”凸出人的独立性、个性。即或清高疾俗和怪癖，包括无端地愤恨，随手一刺、挖苦庸俗，——这些是莎菲任意的性情。任意的性情反应了自由的性格。自由才独立。独立才有个性。个性是自由生长的结果，也是人格标准民主化的结果。小说体裁允许、也认可故事形态所不允许的女人样态，她们有个性自由，这是小说的民主性。——这也是现代小说之为现代、之为小说的根本和原因。
女人在小说里显出个性，不似女人在故事中总把脂粉敷在脸皮上一样，女人在小说里是把脂粉敷在性格、心境和情趣上。小说中的女人更主动，更自由。小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小说允许女性展开自由人性、审美形象民主性地依从大众认可、选择（不要单维的教条）——女人个性形象里包含的自由人性、民主评价。这才为小说中的女人提供了丰富的心理空间、审美空间和行动空间。
凌吉士居然几日不来我这里了。自然，我不会打扮，不会应酬，不会治事理家，我有肺病，无钱，他来我这里做什么！我本无须乎要他来，但他真的不来却又更令我伤心，更证实他以前的轻薄。难道他也是如苇弟一样老实，当他看到我写给他的字条：“我有病，请不要再来扰我，”就信为是真话，竟不可违背，而果真不来吗？我只想再见他一面，审看一下这高大的怪物到底是怎样的在觑看我。
莎菲曾说凌吉士，“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跟故事中的女人控制男人是为了控制家庭主导权不一样，小说中的女人则是为了控制这个男人的精神与情感。小说的战斗领域不在财产权利，而在精神情感的主动性。
因为，小说不似故事用来指导生活，小说只用来提撕、拷问灵魂。
做精神的女王，获得主体性是小说中女人要关心的全部核心。莎菲跟苇弟产生不了故事，是因为苇弟一开始就甘拜下风。正是跟凌吉士有了精神较量，莎菲才产生爱，感到“美的梦想”与“青春的醇酒”。因为这较量，丰富、提升了莎菲对男女之间关系的精神内容。莎菲在小说结尾高呼：“我胜利了，我胜利了”。这是精神的胜利，肉搏之战上行到了精神的搏斗。原本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智力上有低于男性的天生性，但在情感上，女性有丰富的热带雨林和肥沃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女性的情感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精神感情的较量，使莎菲可以处于主动性地位。她的臆想，可以在那个南洋公子的单薄、苍白的感情薄纸上，飞来飞去，去繁殖孕育万种情感，千般姿态。在小说提供的自由叙述空间里，建构和完成什么是莎菲的爱情。凌吉士提供了强大的精神空白、灵魂漏洞，这是一上来就把莎菲的地位固定不变，从而僵化了莎菲发展之可能性的苇弟所不能给予的。
莎菲跟凌吉士有落差，跟苇弟没有落差。莎菲在“家庭”、“金钱”和“地位”上，没有自由的空间的，但莎菲有“爱”的空间，可以弥补不足，找回平等。
神把什么好的，都慨然赐给他了，但神为什么不再给他一点聪明呢？他还不懂得真的爱情呢，他确是不懂，虽说他已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虽说他，曾在新加坡乘着脚踏车追赶坐洋车的女人，因而恋爱过一小段时间，虽说他曾在韩家潭住过夜。但他真得到过一个女人的爱吗？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我敢说不曾！
如果是故事，故事不会问“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故事中会这样问：他是怎么得到了一个女人？故事是讲“以撒娶妻”（圣经故事），到某地听某人的安排娶某女人成家，重点在说完成娶（重娶，或失去）女人过程上，如《以撒娶妻》、《青娥》、《蒋兴哥重回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小说讲“他爱过一个女人吗？”不是讲用什么工具“追赶坐洋车的女人”，小说是说他如何“爱”一个女人，“情”到什么程度。重在何为爱，如何爱，保持爱，体验爱，如《伤逝》，如这里的沙菲。莎菲的这个问，逼出了凌吉士与女人关系处在皮毛层次的缺陷。凌吉士在不懂爱情问题上暴露出“痛”处，莎菲因之增加了自由情感的筹码。
这痛，是我从未有过的舒适，好象心里也正锥下去一个什么东西。
看到凌吉士为“我”显露出的“惊诧和嗟叹”，反而“舒适”，这是精神搏斗的胜利，超过了物质生活、社会地位的比权量力。心里原先的不平衡消失了，平等来到莎菲的爱情的天枰上。因为莎菲的爱在受“家庭”“金钱”和“地位”差异的折磨，看到凌吉士迷惑于高高在上的爱而痛苦，莎菲舒适。凌吉士精神的迷惑既补偿了莎菲，也改变着自己。凌吉士不再会视莎菲与以往公园里追逐的女中学生，或者是街上的妓女一样的女人，莎菲是寻求爱的女人。当凌吉士意识到达一样的情感高度，莎菲成为感情的胜利者：“哈，莎菲有一个情人了！”
我应当发癫，因为这些幻想中的异迹，梦似的，终于毫无困难的都给我得到了。但是从这中间，我所感到的是我所想象的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吗？不啊！
“醉我灵魂的幸福”，这才是小说里写的幸福，不是故事里说的幸福。故事里的幸福原则永恒不变，小说里的幸福是不断被追问的幸福。即莎菲所说的，“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莎菲要的幸福是“会醉我灵魂的幸福”。当《青娥》结尾在“夫人喜，婚乃定，逾岁娶女归”时，《沙菲女士的日子》则结尾于“醉我灵魂的幸福”的初吻之中。
“（凌吉士）吻了我！......一个温润的软热的东西放到我脸上......我张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胜利了！我胜利了！’”
无论如何，精神领域里的搏斗才是小说。
梅里美《卡门》最阻隔幸福的是那些关于幸福的种种观念，卡门无视这些观念，卡门的悲剧是观念与观念斗争的悲剧，卡门被另一种爱情观念所杀死。丁伯刚《两亩地》写精神与精神的矛盾，写一种原来确定的精神被另一种陌生的精神搅得松动、不安，即将崩溃。《两亩地》写爱情的松动不是源于事情，不是讲事情，根子上是在讲一种无效的精神。原本看似完整的精神，当它移换了一个场域，便失效了、失去灵性、失去光。《两亩地》与其说是爱情的危机，不如说是精神的危机。
“人是多么不协调的灵魂：他本有能力治愈自己的伤口，却让它溃烂下去”（福斯特）
犹如故事用来满足世世代代的愿望，小说则是用来治疗精神生活中人们不协调的灵魂。“一本小说的成功也在于它的感性明锐，而不是在于它的题材优越。”虽说“爱情、复仇与死亡”是小说常用的三大主题题材，但小说不写“爱情、复仇与死亡”的发生、发展和转折的过程。小说是借“爱情、复仇与死亡”，来暴露出生命的欲望、敏感的人心、亘古的人性、黑洞洞的人伦、自由的意志、柔软的人情。“爱情、复仇与死亡”是探索人性之地心深处的地缝或海沟，那里面藏有岩浆和火山，是产生低端生物直到高级生命的发源地。
小说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是无可避免的；小说浸渍于人性之中，是喜是忧都躲不开，......我们可以对人性不喜欢，但如果我们把它从小说中祛除或涤净，小说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一堆废字。”（福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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